杜甫《秦州杂诗·南使》章关于南使地理之考及诗意解读札记

《秦州杂咏二十首》，是杜甫流寓陇上天水的代表作。这一组诗的第五章《南使》，历来众注多存谬误；即便是甘肃天水本地的杜诗研究者，对此篇的考证亦颇多不妥之处。
十年前，我在《杜甫咏马与唐人画马》一书中，已对此篇作过详尽研究解读。近日，因网友就此诗展开论辩，故重新梳理考证、阐发诗意，聊与同好分享心得体会。

本文取清初宋琬宦秦州时刻立之《二妙轩碑》本。此本最可珍视者，便是这一处异文，深得杜甫炼字本旨。

南使宜天马，由来万匹强。
浮云连阵没，秋草偏山长。
闻说真龙种，仍残老骕骦。
哀鸣思战斗，迥立向苍苍。

校记：通行诸本“秋草偏山长”，皆作“秋草遍山长”，亦有异文作“满山长”。遍、满二字义近，仅客观描摹空间，只叙秋草遍布山野，属于平铺写景，全无诗文跌宕顿挫之致。“偏”为副词，作偏偏、反倒解。国马尽殒沙场，牧政荡然废弛，按理这片旧牧之地本应萧条寥落；而秋草偏偏漫山滋长。人间功业凋零，草木却兀自繁茂，形成强烈逆折对照，最契合杜甫笔法。宋琬宦居秦州，集二王字迹摹刻杜诗于《二妙轩碑》，独取“偏”字。

一字之中，既涵满山、遍山之实景，更寄含恨于山川草木的深沉感慨，此正是杜诗苦心炼字之处，宋琬可谓独具诗家慧眼。后世注家多沿袭宋刻“遍”字，遂丢失这一句蕴藏的深层感慨。

一、南使地望与唐代陇右监牧制度考证
仇兆鳌注引蔡梦弼之说，将“南使”视作沙苑别名，又采信张远自改本的“西使”之说。张远是在自己的杜诗校本中径自将原文“南使”改为“西使”，本无古本依据；仇兆鳌不加甄别采入《杜诗详注》，遂令此说广为流传，诸说相互混杂，讹误丛生，须逐一厘清。

沙苑监牧使，治同州冯翊（今陕西大荔县南），为一套独立监牧体系，地处秦州之东。《元和郡国志》载沙苑设监牧，畜养马牛羊。仇兆鳌混淆两套互不隶属的牧政机构，又误将天宝十三载陇右群牧都使上报的总马数（三十二万五千七百匹）归之于沙苑一使；更将麟德、开元、天宝不同年代全国牧马统计数字杂糅一处，于是生出“沙苑马至三十四万”的误判。
唐代陇右监牧体系层级清晰：陇右群牧都监牧使，治原州（今宁夏固原，与甘肃镇原交界），由原州刺史兼任，统摄东、西、南、北四使，每一使下辖若干牧监。

《唐六典·尚书兵部》记载开元建制：南使十五监，西使十六监，北使七监，东使九监。《元和郡县图志》所载为天宝建制：南使管十八监，西使十六监，北使七监，东宫使九监。数字出现差异，是因为《唐六典》记录开元前期制度，《元和志》则追记天宝年间整合调整之后的规模。
《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原州》载：南使在原州西南一百八十里，地界与秦州东北相接，即今镇原县东南、天水东北关山一带；西使治临洮军西二百二十里，大约今渭源、会宁区域。杜甫寓居秦州，北望关山所见旧日牧场，正是陇右群牧都使下辖的南使辖区，绝非沙苑，亦非西使。

从制度定名而言，南使为一级使司，下辖十八牧监，严格说来，牧场实体是南监。但唐人习于俗称，常将“使”与其下属牧监混称。杜甫使用“南使”，乃是当时通行称谓，并非笔误。古本吴若本杜集、宋琬《二妙轩碑》，此句皆作“南使宜天马”。张远并无早期古本支撑，仅凭一己理解擅改原文为西使；后世仇兆鳌收录其说，遂有“西使”一说流传，实乃后人臆改，画蛇添足。
天宝十三载，陇右群牧总计马三十二万五千七百匹。四使之中，以南使、西使规模最大。按五十监均分推算，单监平均六千五百匹左右；南使统十八监，马匹总数约八万至十二万。诗中“由来万匹强”属于文学概括，并非官府簿册实录。安史之乱起，大批南使所产国马征调东征。至德初年，太子李亨至平凉阅监牧马，得数万匹马。平凉属原州地界，这批马匹大多取自南使、北使旧监，亦可佐证南使昔日牧马之盛。
贞观以后，兰、渭、秦、原四州全部划入陇右监牧范围，秦州东北关山本就是牧马区域。张说《陇右监牧颂德碑》记载，天宝年间秦州都督张景顺主持牧政，足证秦州北境与南使牧地地理相连。厘清南使地望，方知此诗并非凭空咏马，而是杜甫亲见陇右盛世牧政遭战乱残破之后，生发的真实感怀。
二、诗句逐句训释
南使宜天马，由来万匹强。
南使，陇右群牧都使下属南使，原州西南、毗邻秦州东北关山的牧政区域。宜，出产、盛产。天马，良种国马。昔日南使牧地盛产良马，长久以来蓄马数万以上。追忆天宝盛世陇右牧地繁盛景象，为全诗盛衰对比埋下根基。
浮云连阵没，秋草偏山长。
浮云，古良马之名，此处代指南使繁育的国马，非天上云气。连阵没，成群战马相继随阵殒殁；“没”取中古战事习语“阵没”之义，指阵亡覆灭。作诗之时，距离邺城溃败仅四月，陇右征调的大批国马死于东征战场，杜甫有感邺城之败而发此慨叹。旧日牧场再无战马放牧，秋草偏偏漫山滋长。人间功业消亡，草木无情，不因战乱而衰歇，逆势繁茂，一虚一实，盛衰对照。
刘雁翔释“没”为出没、身影隐没。此说谬误：倘若马匹只是远去、尚且存活，则牧场不至于荒芜，全诗的因果链条就此断裂。通行本作“遍”，仅写空间范围，缺少情理反衬。宋琬取“偏”，深得杜诗炼字之妙。
闻说真龙种，仍残老骕骦。
真龙种，指顶级良种国马。闻说，听闻，传闻之词。仍残，尚有残存。骕骦，古良马之名。意谓听闻这一类珍稀良种马并未完全灭绝，旧牧之地尚余老马。此处以真龙种暗喻广平王，老骕骦暗喻郭子仪，属于诗歌比兴寄托，借良马喻朝中栋梁。由万马尽殁的沉痛，转出一丝微弱余痕，诗意顿挫。
哀鸣思战斗，迥立向苍苍。
残存老马亦是杜甫自喻，杜甫渡陇之时便乘马而来；老马哀鸣，遥应上文“连阵没”，心念奔赴战场杀敌；昂首独立，遥对苍茫天宇。以老马壮志苍凉收束全篇。国马虽老，意气未销，寄托杜甫自身的身世之感与报国之志。
三、旧注得失总评
1. 仇兆鳌：混淆陇右群牧都使与沙苑两套牧政，误混不同时代牧马数目，采信张远无古本依据的自改“西使”之说，地理、制度多紊乱。
2. 萧涤非：开现代解杜之先河，《秦州杂诗》“南使”一条仅为表述瑕疵（以官代牧地）；但《瘦马行》“细看六印带官字”存在实质性误读，将制度烙印品类，当成马身现存六枚完整印记。
3. 李济阻、雍际春、刘雁翔等天水本地杜诗研究者：身在秦州，却忽略《二妙轩碑》这条本地核心文献。刘雁翔释“浮云连阵没”，训“没”为出没隐现，破坏全诗盛衰因果。
4. 宋琬：清初诗人，宦居秦州，凭借诗家眼力，在《二妙轩碑》选定“偏”字，最早读懂此联炼字的反衬笔法，识见超出诸多后世注家。
结语
这首《秦州杂诗·其五》，依托陇右南使监牧真实的历史地理背景。昔日南使十万国马，征调东征，大批阵殁，旧牧空落。杜甫立足秦州北望关山，由牧场盛衰而生兴亡之叹。读懂唐代监牧制度、南使地望，再细辨“偏”字炼字，方能完整把握本诗的史地背景与杜甫笔法。旧注多因不明马政地理，采信张远臆改的“西使”，由此生出一系列连环误读，长久遮蔽本诗本意。
南使在何处
赵小立《杜甫咏马与唐人画马》节选

杜甫《秦州杂诗之五·南使》一章所言南使，仇兆鳌注曰：“蔡梦弼以南使为沙苑别名，未知何处据。考沙苑蓄马，多至三十四万，何止万匹？且当时安禄山驱健马以归范阳，非至此始阵没。张远改作西使，诚为有见”。仇氏之言非常混乱，需我们作一一清理。
首先，沙苑是唐京畿最大的监牧使，在今陕西省大荔县南。唐《元和郡国志》载：“沙苑，一名沙阜。在同州冯翊县南二十里，其处宜蓄，置沙苑监”。不过，《唐六典》对沙苑的记载与《元和志》稍异。其志云：“沙苑，掌牧养陇右诸牧中牛羊”。似乎主管的不是牧马，而是牛羊。其实，所谓的唐代“监牧”是管理所有畜牧业的，也就是说，每一个监牧除了牧马，也要牧牛羊的。例如，天宝十三年六月陇右群牧使的报告除了马有三十二万以外，还报告了牛羊骆驼的畜牧数字。我们知道，杜甫《沙苑行》一诗所写的沙苑，即白水县，是集中养马的一个地区，是沙苑监牧使所辖的一个监。沙苑地区有多大？据考证，唐代天宝、至德年间的沙苑，包括今天的大荔、合阳、韩城、澄城、白水、华州数县。若以东西南北四方而论，杜甫描写的沙苑，在沙苑监牧使所在地大荔县之西北。可能《唐六典》中所说“掌牧养陇右诸牧中牛羊”的沙苑，不一定是在白水县境内，而是别的某县。也许清代的张远、仇兆鳌就是据此说“南使为沙苑别名”的。其实，他们把陇右和沙苑、“监”和“使”都混为一谈了。
唐代的陇右监牧使在今宁夏原州，沙苑监牧使在今陕西大荔县。监牧使制度，始于唐高宗仪凤年间。杜佑《通典·职官》云：“贞观初仅有牝牡三千，从赤岸徙之陇右。十五年，始令太仆张万岁勾当群牧，至麟德，四十年间，马至七十万匹。置八使，领六监。初置四十八监。仪凤二年（677），少卿李思文检陇右诸监牧，方称“使”。《通典》对“监”和“使”说得很清楚，只是他们没有仔细分析而已。
那么西使南使之名是从何而来的呢？是从“使”而来，每一“使”都有四至六个甚至十几个“监”。所谓西使南使，实际是西监南监。即《通典》所谓“置八使，领六监”。使是监的垂直上级。以当时全国最大的“使”，陇右监牧使为例，其使设在原州今宁夏固原市，与甘肃镇原交接的一带，其监分别为：东（监）使在原州外，西（监）使在临洮军，南（监）使在原州东南一百六十里处（已与秦州接壤），北（监）使在原州内。而沙苑的西（监）使在白水县。以杜甫的行踪而论，渡陇之际的杜甫，怎么会与秦州之东的沙苑相关呢？再说，依张远之说，秦州在沙苑之西，就认为秦州乃是西使，实际上完全出于牧马制度错误判断，而且，是把沙苑和陇右是两个相互独立的监牧使的行政关系完全混淆了。
据《唐六典·尚书兵部》云：“监、牧六十有五焉，皆分使而统之”，“南使十五监，西使十六监，北使七监，东使九监，盐州使八监，岚州使三监，则厩牧及诸司马、牛、杂畜各隶于籍帐，以时受而藏之”。《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原州》载云“监牧，贞观中自京师赤岸泽移马牧于秦、渭二州之北，会州之南，兰州狄道之西，置监牧使以掌其事。仍以原州刺史为都监牧使，以管四使。南使在原州西南一百八十里，西使在临洮军西二百二十里，北使寄理原州城內，东使寄理原州城內。天宝中，诸使共有五十监：南使管十八监；西使管十六监；北使管七监；东宫使管九监”。从这些史料所记载的数字变化的情况来说，我们不难看出，开元之前，全国的监牧总数还不到五十，玄宗时代一度达到六十五个，但是天宝时代是五十个，估计有对监牧使一定的整合，但牧马规模应该没有缩减。这说明唐玄宗时代的牧马数字是一直增长的。而发展壮大的陇右监牧下辖诸使中，使的数目也是增长的。西使和南使都属于“監牧使”，也都属于两个不同的监牧，其中南使就在秦州的东北方向，我们大致可以说，杜甫《南使》一诗所指，应该是陇右监牧使的南使。杜甫渡陇所经过的陇坂，已经就是南使。而西使，即使是陇右监牧使所辖的西使，在临洮军二百二十里的地方，即今日甘肃会宁，渭源一带。而沙苑，却在秦州东边的陕西省大荔县。
把沙苑和陇右两个监牧使混为一谈，那么张远和仇兆鳌对玄宗的马数也就算错了。仇兆鳌他们说：“考沙苑马，多至三十四万，何止万匹”？这也是把全国总监牧拥有的马数，误以为沙苑一个使拥有的马数了。而且是把开元十三年统计出来的四十三万，误为天宝十三年陇右监牧使的三十四万匹马了。想想看，一个监牧使怎能有“三十四万”匹马？据天宝十三年（754）陇右群牧都使奏：除了牛羊骆驼之数“马三十二万五千七百匹”。可能仇兆鳌所谓“考沙苑马，多至三十四万，何止万匹”就是据此的。但他不但把沙苑与陇右看成一个监牧使，而且也把开元天宝不同年代统计数字混为一谈了。以唐书记载，唐代最大的牧马数字是麟德年间的七十万匹。那是分布于八个监牧使的总数。而玄宗时期的马，最多的记载数字是开元十三年统计出来的四十三万匹。这些牧马的统计数，都不是来自一个监牧使的数字，而是来自全国五十个监（牧使）的总数量。天宝十三年所报三十二万五千七百匹马，仅仅是陇右一个监牧使的牧马数字。
就杜甫《秦州杂诗之五·南使》这首诗的首句“南使宜天马”中的地名词，究竟是南使还是西使，对于诗句的通与不通，其实并没有什么直接的文意影响。但是，却影响我们对于唐代牧马历史制度的了解，也影响我们对于杜甫诗意所概括的生活真实的正确理解，以及对这首诗历史文化真实性的理解，所以必须厘清事实。
其实，严格说，杜甫诗中说“南使”是习惯性误说，确切说，南使应该是南监，因为这些所谓的“使”，其实是陇右监牧使的下一级，顶多相当于副使，当然，这些使下面直接管理一些“监”，例如天宝年中，南使已经管十八监。由于在民间或习惯上把官方牧马制度的“使”和“监”看成是一回事了，我们也就不去特别提出，一定是杜甫有什么错，但我们欣赏杜甫的诗，一定要有清楚的概念。
清初诗人宋宛牧秦州期间所立《二妙碑·秦州杂诗二十首·南使》一章的首句是“南使宜天马”。钱谦益据南宋初吴若本的杜诗集里也是“南使宜天马”，说明古本杜诗集的原文本是“南使宜天马”。我们不是说不能纠正古本杜诗集里的错误，但是把本来正确的东西反而弄错了，那就是画蛇添足，而这画蛇添足背后的原因，正是对历史的误解。
从杜诗的研究来看，我们一直没有厘清唐代牧马制度里面“监”和“使”的关系，这是非常遗憾的。例如，我的家乡甘肃天水杜甫研究学会，2012年出版的《杜甫陇右诗注释与评析》一书，在继续采信仇氏“西使”之说的同时，又补充说：“西使的统领（辖）区在秦州北部”。秦州北部，虽然含糊了一些，毕竟大方位还是对的，这也是一点小小的进步。但所谓秦州北部，正是陇右监牧之南使，即今甘肃镇原县东南一带的地方。那么，杜甫诗中所谓“南使”——即真实的南监，今在何处？就在与今甘肃天水东北方向与镇原县东南相接壤的一带。这里是唐代陇右监牧使之南的一个监，我们推测：如果按天宝十三年对陇右监牧使牧马的总数约三十三万匹的记载，南使这一监当时应该至少有约八万匹马，因为陇右监牧使的东使和北使相对小，最大的是南使与西使。正如《唐六典·尚书兵部》所云：“南使十五监，西使十六监，北使七监，东使九监”。不过，《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原州》的记载却与《唐六典》不同，说“天宝中，诸使共有五十监：南使管十八监；西使管十六监；北使管七监；东宫使管九监”。这是因为《唐六典》的数字是开元十年前后统计的，而《元和郡县图志》的数字是唐德宗以后唐宪宗李纯（806—820）的晚唐时代统计的。我们只需看看数字就知道，陇右监牧使的一个南使，大约相当于东北两个监牧使的牧马规模。这样算下来，南使实际约有十二万匹马。根据唐代监牧制度，5000匹以上为上监。我们大体推算来说，陇右监牧使每一监牧的马数，应该接近六千，否则，以陇右监牧使总计五十监来看，是无法得出天宝十三年，陇右群牧使所报“马三十二万五千七百匹”这些数字的。这是我们对玄宗一朝到天宝末年，对一个最大监牧使牧马规模的具体了解。据《资治通鉴·唐纪·天宝十五年六月（按：该年七月以后是至德元年）辛丑》载：太子（李亨）“至彭原，募士，得数百人。是日至平凉，阅监牧马，得数万匹，又募士，得五百余人，军势稍振”。李亨所得数万匹马，少说两万匹，应该基本来自陇右南监牧使，这是很有可能的，这与我们推测安史之乱以前的南使应该至少有约八万匹马是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估计这些真实的历史事件，杜甫后来应该是略有所闻的。所以，有“由来万匹强”之说。我们弄清南使在何处，其意义就更不是一般的吹毛求疵之考了。
据杜佑《通典·职官》的说法，贞观十五年以后，秦州就是陇右监牧的地区之一。他说：“置八使，领六监，初置四十八监，跨兰、渭、秦、原四州之地，犹为狭隘，更析八监，布于河曲”。兰是今兰州榆中一带，渭是今临洮渭源一带，秦是即天水东北关山一带，原即原州陇右监牧使。开元十三年，玄宗的马从他即位时的二十四万匹，增长到四十三万匹，命宰相张说作《陇右监牧颂德碑》，此碑不知立于何处，但当时陇右监牧的主要负责人是秦州都督张景顺。玄宗赞扬张景顺，说“我马几何？其蕃育，卿之力也”。即便张说作《陇右监牧颂德碑》当时设在今天的宁夏固原（今改固原市一区为原州区）县，秦州也不可能是“西使”，恰恰是南使。杜甫对陇右监牧“南使宜天马，由来万匹强”之描写，为我们留下了一段真实的牧马制度和诗化生态意象，在了解杜诗的时候，正确分析这些制度建设的生态存在，也是对于历史的一种尊重，更是我们对杜诗真实的复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