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0年2月21日凌晨，江西资溪县城，电话线被剪断，接龙桥方向枪声骤然响起。城内刚过完春节，许多干部和战士还在熟睡，近千名土匪已经从几个方向逼近。这场突袭后来被称为“资溪事件”，它暴露的并不只是兵力薄弱，更是新政权初建时期一次严重的内部失守。
资溪地处山区，县城与外界联系本就不便。通往抚州的电话线只有一条，土匪先将它切断，县城便失去了向上级求援的通道。与此同时，匪徒在高阜方向和泸溪河一带设伏，封锁道路与桥梁，专门防备驻守粮库的部队增援。
这不是一次临时起意的冲撞。匪首廖其祥把指挥部设在县城东郊焦溪村，提前掌握了城内机关分布、人员数量和武器情况。更关键的是，城内有人接应。一个已经被收买的自卫队班长按照约定打开城门，土匪遂从南门大批进入，守城力量直到枪声传来，才意识到敌人已经到了身边。
凌晨4时左右，土匪没有集中攻击，而是分头扑向县委、县政府、公安局和看守所。两百多名匪徒首先冲击公安局及县大队。守卫人员只有十多人，缺少坚固掩体，武器也有限，抵抗片刻后便陷入重围，多名公安战士牺牲。
看守所被打开后，所有在押人员被放出，敌伪档案也遭到抢掠。另一股匪徒则包围了设在林氏桂八祠堂的县委机关。祠堂有石库门，厚重木门一时挡住了强攻，但这道门并没有改变力量悬殊的局面。
天亮后，土匪开始纵火。县委机关内有县委副书记、部长和各乡镇干部二十多人，手中大多是短枪，长枪只有三支。那支火力较强的冲锋枪，偏偏掌握在陈宗绪手中。他表面上向外放枪，实际没有形成有效抵抗，待土匪冲入后便趁乱逃走。
“门已经烧开了，不能再等。”突围时，有干部作出判断。
干部和家属从后面的小耳门分散突围，但行动很快被发现。几名部长在枪击中牺牲，有人负伤被俘，县级机关遭到重创。土匪随后冲进粮食局，抢走粮食和财物，机关档案、公章以及部分公私物资也被掠走，县城秩序完全失控。
更严重的事情发生在撤离之前。被抓获的干部和家属遭到逼问、威胁和刑讯，始终没有交出重要情况。土匪撤出县城时，对其中一些被俘人员施以残酷杀害。有关记载显示，遇害者中既有干部，也有家属，手段极其凶残。
这次袭击造成数十名干部和战士牺牲，近百支枪械被抢，其中包括机枪和手枪，粮食、现金、银圆及档案也遭到掠夺。一个刚刚建立不久的县级政权，竟在一夜之间被武装匪徒攻破，影响自然非同寻常。
问题的核心，很快指向了陈宗绪。此人是随部队南下到资溪的通讯人员，能够接触不少内部情况。廖其祥派出自己的小妾接近他，利用其贪图享受、意志薄弱的弱点进行拉拢。陈宗绪泄露了县委、县政府、公安局和县大队的人员、枪械及驻地情况，连2月21日拟召开的区干联席会议也被透露出去。
有意思的是，情报泄露并非只造成“知道多少人”的问题，而是让土匪摸清了县城防务的空隙。陈宗绪还参与策反部分自卫队员，使土匪能够从内部打开缺口。外部武装再强，如果有人主动递出城门钥匙，防线便很难维持。
廖其祥并非普通散匪。他早年出身贫寒，少年时期上山为匪，后来进入地方武装。红军到达广昌后，他曾率部改换旗号，但由于不适应严明纪律和组织约束，又在形势变化时倒向国民党方面。此后，他将惯匪、旧军人、地方恶势力等聚拢起来，盘踞赣闽边界山区，等待机会制造事端。
新中国成立后，解放区工作重心逐渐转向恢复生产，部分地方武装力量相对减少，残匪便误以为有机可乘。廖其祥袭击资溪，既是为了抢夺物资，也企图制造所谓“收复县城”的声势，向境外反动势力邀功。相关消息传出后，敌方电台大肆渲染，进一步扩大了事件影响。
事件发生后，江西、福建交界地区的部队和地方武装迅速展开清剿，群众也提供了道路、藏匿地点和匪情线索。失去突然袭击优势的匪徒，很快陷入孤立。经过连续打击，参与袭击资溪的多股匪部相继瓦解，主要匪首或被捕、或被击毙。
陈宗绪也未能逃脱。1951年2月20日，他被抚州军分区军法处执行极刑。资溪城北平步山，安葬着事件中的牺牲者；而那条被剪断的电话线、被打开的城门，以及祠堂门前留下的火痕，成为这场惨案中最直接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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