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最恐怖的八个字——“发瘗胔以食”

前言

一座坟墓被重新挖开，里面已经没有什么可以称作食物的东西。崇祯年间，史官在记录当时灾荒的时候，只留下了八个让人头皮发麻的字：“发瘗胔以食”。短短八个字，没有哭喊，没有渲染，也没有刻意描写当时究竟有多惨，可正因为如此，读起来才更加沉重。有人扒开已经埋葬的坟墓，从里面寻找可以填进肚子的东西。一个人如果还能找到粮食、野菜、树皮，哪怕难以下咽，也不会轻易碰到这一步。真正让人恐惧的，是在漫长的饥荒里，食物一点点消失，牲畜吃光了，野菜找不到了，树皮也无法继续充饥，连死者都开始进入饥民寻找食物的范围。

“发以食”的瘗胔由来

“发瘗胔以食”出现在《明史·五行志》的灾异记载中。几个字拆开来看，“瘗”是埋葬，“胔”指腐败的尸体或尸肉，“以食”就是拿来充饥。连起来以后，意思已经十分清楚，有人在严重饥荒中掘开坟墓，取出里面的尸体来吃。这样的事情放到今天，很难想象究竟需要多大的饥饿才能让人迈出这一步。中国传统社会对于死者的安葬一直非常重视，墓葬不只是埋放尸体的地方，也是一个家庭保存亲人记忆的地方。正常情况下，一个人即使贫穷，也不会随便打开别人或者亲人的坟墓，更不会把里面的尸体当成食物。

崇祯年间出现这种记录，并不是一个突然冒出来的孤立事件。明朝后期的北方地区长期受到灾荒和战争影响，旱灾、蝗灾等自然灾害反复出现，农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土地没有收成，百姓家中的存粮越来越少，战争又进一步破坏了村庄、道路和粮食运输。明朝廷本身也已经陷入财政困难，巨大的军费开支不断消耗国库，地方社会能够用于救济灾民的资源越来越有限。对于普通百姓来说，灾荒最开始可能只是田地里的庄稼没有长好，随后变成粮价上涨，再变成家里没有粮食，最后变成整家人一起逃荒。

一个家庭到了没有粮食的时候，会先把能够吃的东西全部吃掉。家里的鸡鸭猪羊会被杀掉，能够换钱的东西拿出去换粮，锅碗、衣物、农具都可能成为交易品。再没有东西可卖，就只能寻找野菜、草根、树皮之类的东西。人的身体在长期缺少热量以后会越来越虚弱，老人、孩子最容易撑不住。一个人饿了几天和一个人饿了几个月，面对的已经完全是两种状态。长期营养不良会让身体迅速消瘦，也会让人失去抵抗疾病的能力。

真正可怕的是，一个村子如果同时陷入这种状态，单靠个人已经很难解决问题。没有粮食的人越来越多，逃荒的人越来越多，能够提供粮食的地方越来越少。市场无法正常交易，交通又不安全，官府的救济如果不能及时到达，灾民就会被推向越来越危险的境地。史书中的“人相食”往往只有短短几个字，现实却可能是一群人已经经历了很长时间的饥饿和逃亡。

所以，“发瘗胔以食”并不能简单理解成明末百姓突然变得残忍。它更像是一场巨大灾难走到极端之后留下的痕迹。一个人正常生活的时候，有非常清楚的伦理边界，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什么东西碰都不能碰。饥荒真正严重起来以后，人的身体会不断发出最原始的生存要求。粮食、牲畜、野菜全部消失之后，原本绝不可能碰触的东西才会进入视野。

这八个字真正让人难受的地方，也正在这里。它没有告诉我们那些人是谁，没有告诉我们他们挖开的是谁的坟，也没有告诉我们他们当时经历了什么。史官只是把结果记录了下来。读者能够看到的只是最后一步，而这最后一步之前，往往已经有无数个家庭经历了很长时间的饥饿。

古人餐桌上的怪东西

中国古代不同地区的饮食习惯差别很大。今天的人有完整的食品体系，什么可以吃、什么不能吃，经过现代卫生观念和社会习惯已经形成比较稳定的标准。古代没有这样的条件，一个地区能够吃什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的自然环境。山里的人吃山里的东西，水边的人吃水里的东西，岭南地区的饮食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古籍中出现过“蜜唧”的记载。这个词所指的是一种非常幼小的鼠类食物，相关记录让今天的人看起来十分难以接受。幼鼠体形很小，在古代一些地方却可能成为特殊食物。现代人第一次看到这种记载，很容易直接把它理解成一种极端残忍的饮食习惯，放回古代社会的生活环境中，就会发现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古代人的食物范围远比今天广。野生动物、昆虫、水生动物、植物根茎以及各种今天已经很少进入普通家庭餐桌的东西，都可能被不同地区的人食用。岭南地区气候湿热，物种丰富，中原人来到这里以后，面对当地食物经常会觉得新奇。苏轼被贬惠州期间，对当地生活留下了不少文字记录，岭南特殊饮食也因此进入后世的视野。

苏轼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外来观察者。他熟悉的是中原士大夫的生活，到了惠州以后，气候、物产和生活方式全部发生变化。他对地方食物的记录，既包含个人感受，也提供了后人了解宋代岭南社会的一些线索。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古代文人喜欢记录新奇事物，一种食物被写进文章，并不能证明当地所有人都天天食用，更不能代表整个岭南地区的普遍生活。

比“蜜唧”更加特殊的，是南朝宋时期刘邕留下的故事。

刘邕因为喜欢食用疮痂而出名。疮痂就是伤口结成的痂，对于普通人来说，这种东西通常会让人本能地避开，刘邕却对它产生了特殊兴趣。史料记载他甚至认为疮痂的味道与某种海味相近，还曾通过强制手段从身边人的伤口上取得疮痂。

这件事之所以流传下来，是因为它太反常。

刘邕并不是普通百姓，他拥有一定身份和权力。当一个普通人拥有一种特殊癖好时，影响范围可能只在自己身上。一个有权力的人把这种癖好施加到别人身上，性质就完全不同。史料中涉及鞭打等细节，更说明这件事情已经超出了普通饮食偏好的范围。

后来人们把这种行为称为“嗜痂之癖”，这个词一直流传到今天。

这里也能看出古代史料的一个特点。史书和笔记特别喜欢记录反常人物，越奇怪的事情越容易被保存下来。普通人每天吃饭、种田、赶集，这些事情不会成为史官笔下的重点。一个人突然表现出非常特殊的癖好，却可能被记录下来，经过几百年继续流传。

所以看到这些故事的时候，不能把个人行为直接扩大成一个时代的普遍现象。

“蜜唧”涉及地域饮食，“嗜痂之癖”属于个人癖好，它们和灾荒中的食人行为不是一回事。真正进入战争和饥荒以后，问题才会发生根本变化。

一场宴席变得不正常

唐代笔记中还流传着与诸葛昂有关的“蒸妾宴”故事。按照相关记述，诸葛昂宴请宾客时，把自己的爱妾作为食物处理。这类故事今天在网络上经常被讲得非常确定，人物、时间和细节也经常被写得十分具体。真正阅读古代文献，就需要注意一个问题，这类材料很多属于笔记和逸闻性质，和经过严格编纂的正史并不是同一种证据。

古代笔记喜欢记录奇闻。

一个官员今天吃了什么普通饭菜，没有多少人愿意写。一个权贵做了一件极端离奇的事情，就很容易成为笔记作者笔下的内容。故事经过后世反复抄录，又可能不断加入新的细节。到了今天，一些网络文章把不同来源的内容拼在一起，就容易让人产生一种错觉，认为所有细节都已经经过官方史料确认。

“蒸妾宴”恰恰应该谨慎看待。

唐代的贵族生活确实非常讲究宴饮。长安、洛阳聚集着大量贵族和官僚，宴席不只是为了填饱肚子，也是展示财富和身份的一种方式。珍贵食材、精美器皿、歌舞表演，都可以成为宴席的一部分。越是富贵的人，越有条件追求稀奇古怪的东西。

在这样的环境里，极端宴饮故事自然具有很强的传播能力。

这个故事最令人不适的地方，不只是所谓“食物”本身，而是人的身份在宴席里被彻底剥夺。如果相关记载确有其事，那么一个拥有权力的人把另一个人的生命变成宴饮的一部分，本身就是极端的暴力行为。

这种行为与灾民为了活命而吃尸体，又完全是两回事。

饥荒中的食人行为背后是生存压力，权贵逸闻中的极端宴饮则涉及权力、残酷和猎奇心理。两种事情都突破了正常社会的伦理边界，发生原因却完全不同。

历史故事越离奇，越需要注意史料来源。

“蒸妾宴”今天之所以如此出名，也和它的故事结构非常适合传播有关。宴席、权贵、女人、蒸煮、食用，这些元素全部集中在一起，很容易形成强烈冲击。研究历史不能只看故事有没有爆点，还要看最早的文字来自哪里，后来经过哪些文献转述，人物和年代有没有出现变化。

真正可靠的历史，不应该因为故事足够恐怖就自动变成事实。

唐代社会的奢侈宴饮有大量史料能够证明，权贵阶层追求享乐也确实存在。至于某些极端逸闻，需要按照具体文献性质分别判断。

当时间进入宋末元初，另一个更加沉重的问题出现了。

战争开始直接摧毁普通人的饭碗。

战乱来了谁都没饭吃

靖康之变发生在北宋末年，金军南下以后，北方大片地区受到战争影响。汴京被围困期间，城市里的粮食供应受到严重限制。对一座人口高度集中的城市来说，粮食不是凭空产生的，城里的人能够每天吃饭，是因为周围农业地区不断生产，又通过道路和水运把粮食送进城市。

战争一旦把这套系统破坏掉，问题马上就会出现。

农民无法安心种田，商人不敢正常运输，粮食进入城市的数量减少，粮价开始上涨。普通百姓最先受到冲击。家里有一点积蓄的人还能撑一段时间，没有积蓄的人很快就会陷入困境。

北宋末年的战乱记载中，饥荒、逃亡和死亡反复出现。

“两脚羊”这个说法也因此成为后世讨论古代食人现象时经常出现的词语。它把活生生的人直接称作食物，带有非常强烈的非人化意味。相关材料需要放在具体史料和具体年代里理解，不能把它当成一句话就证明整个北方社会普遍存在食人现象。

战争真正改变的，是一个人的选择。

正常情况下，一个人饿了可以去买粮，可以去亲戚家借粮，可以去市场做工换粮，也可以等待下一季收成。战争一旦持续，这些选择会一个接一个消失。市场不稳定，亲族失散，道路不安全，农田荒废，粮仓又无法及时赈济。

人到了长期饥饿状态以后，身体会发生非常明显的变化。

没有足够热量，身体开始消耗脂肪和肌肉。人越来越瘦，走路越来越困难，疾病也更容易趁虚而入。老人和儿童往往最先撑不住。一个家庭如果连续失去几个人，剩下的人不仅面对饥饿，还要面对亲人的死亡和逃亡。

这时候出现“人相食”的记载，并不难理解。

真正难理解的是，一个正常社会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

答案往往藏在战争本身。

战争破坏的不是一顿饭，而是整个生产体系。土地没人耕，粮食没人运，城市没人管理，灾民没人安置。人口大量移动以后，原来的村庄、家庭和邻里关系也会受到冲击。

元末同样出现过严重的社会动荡。

元朝后期灾害频繁，政治和财政问题不断积累，黄河水患等因素又影响大片地区。红巾军起事以后，中原地区长期处于战争之中。军队需要粮食，百姓也需要粮食，土地却在战争中不断荒废。

一些元末史料中出现“想肉”的说法，被后世用来描述淮右地区军队食用儿童的惨状，相关文字甚至记有不同的处理方式。

这些材料今天看起来极其骇人。

研究的时候却不能只看传播最广的版本。元末确实存在严重饥荒，也存在人相食的史料记录，可具体到某一支军队、某一个人物、某一种具体烹饪方式，就需要回到原始文献进行核对。

史料越刺激，越不能省略考证。

因为古代笔记、野史、地方志和后世杂记的性质并不一样。不同版本之间可能出现增删，也可能把不同年代发生的事情拼接在一起。

元末真正让人震撼的，其实不需要靠这些猎奇细节来支撑。

大片土地荒废，大量人口逃亡，粮食供应断裂，战争长期持续，这些已经足够构成严重的人道灾难。

当一个人已经没有任何正常食物可以获得的时候，伦理禁忌才会被推向危险边缘。

这才是“人相食”背后最值得注意的地方。

最可怕的是没有饭吃

从岭南的特殊食物，到南朝刘邕的个人癖好，再到唐代笔记里的极端宴席，最后进入宋元战争和明末灾荒，可以看到完全不同的历史环境。

它们不能简单归结为一句“古人吃人”。

古代绝大多数普通人的生活并不是这样的。

他们每天面对的是土地、粮食、家庭和生计。春天播种，夏天除草，秋天收粮，冬天储粮。一个普通农户一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保证一家人能够活到下一次收成。

真正让人走向极端的，通常不是突然产生的残忍，而是正常生活一点一点被剥夺。

先是粮食减少。

再是价格上涨。

再是市场失灵。

再是战争破坏交通。

再是土地荒废。

再是人口逃亡。

再是疾病和死亡。

到了最后，能够选择的东西越来越少。

明末的“发瘗胔以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极端记录。

一个人如果还有米，就不会去挖坟。

还有麦子，也不会去挖坟。

还有野菜，也不会去挖坟。

还有牲畜，也不会去挖坟。

只有当正常的食物来源一层层消失以后，墓穴里的尸体才可能被某些绝望的人盯上。

所以最恐怖的其实不是尸体被吃掉的那一刻。

真正恐怖的是，在那之前发生了什么。

一个家庭为什么会没有粮？

一个地方为什么没有救济？

粮食为什么无法运进来？

灾民为什么只能逃亡？

为什么战争一直没有停止？

为什么一个人已经饿到连最基本的伦理边界都无法守住？

这些问题，比单纯讲一个猎奇故事更有价值。

历史上的灾荒，从来不是一个数字。

“饿死多少人”只是结果。

数字背后，是无数个家庭。

有人把最后一点粮食留给孩子，有人背着老人逃荒，有人因为没有力气倒在路边，也有人在死亡面前不得不做出平时绝不会做的选择。

史书为了简洁，只留下几个字。

“饥。”

“流民。”

“人相食。”

“发瘗胔以食。”

这些词非常短，现实却非常长。

现代社会的人很难真正体会长期饥饿是什么感觉。我们习惯了市场上随时可以买到粮食，习惯了家里有冰箱，习惯了超市、物流和交通系统能够保证食物供应。可这些看起来理所当然的事情，其实都是一个复杂社会运行的结果。

粮食需要有人种。

需要有人收。

需要有人储存。

需要有人运输。

需要有人交易。

灾难发生以后，还需要有人组织救济。

任何一个环节长期失灵，都可能造成严重后果。

古代社会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粮食调度系统，也缺少今天这样的医疗和公共救济能力。遇到大规模灾荒时，一个普通家庭能够承受的风险非常有限。

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灾荒之后的流民潮。

人不是一开始就想离开家乡。

真正到了粮食断绝的时候，离开土地反而成为唯一的选择。

逃荒的人越来越多，新的地方又未必有足够粮食接纳他们。人口流动加剧以后，社会治安、疾病传播和粮食供应又会产生新的压力。

一场灾荒就这样不断扩大。

“发瘗胔以食”只是其中最极端的一幕。

它提醒后人，文明并不是几个漂亮的制度名称，也不是一个时代自我评价出来的标签。真正能够体现文明程度的，是灾难发生的时候，普通人还能不能得到一口饭，老人和孩子能不能被保护，死者能不能得到安葬，社会能不能维持最基本的秩序。

刘邕的故事让人看到个人癖好的极端。

“蜜唧”让人看到地域饮食的差异。

“蒸妾宴”让人看到权力和猎奇可能产生的黑暗逸闻。

靖康以来的灾荒记录，让人看到战争怎样摧毁普通人的生活。

明末那八个字，则把整个问题推到了最底部。

坟墓被打开，死者失去最后的安宁，活人已经没有正常食物。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猎奇故事。

这是一个时代留下来的警告。

人真正需要害怕的，从来不只是饥饿本身，而是粮食、秩序、救济和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保护关系一起消失。

所以，重新读这些古代记载，不应该只是为了寻找刺激。那些令人不适的文字，其实是在告诉后人，一个社会真正的底线，往往要等到灾难来临时才看得最清楚。

今天我们看到“发瘗胔以食”这八个字，会觉得不可思议。

可对于曾经经历那场灾荒的人来说，那或许不是历史故事，而是活生生的生存问题。

他们没有选择历史的权力。

他们只是被历史推到了那里。

我觉得这些故事最应该留下的，不是猎奇和恐怖，而是对饥荒的敬畏。一个人有饭吃、有地方住、有秩序可以依靠，看起来普通，却是文明最基本的成果。守住这些，才是真正守住人的底线。

资料来源：《明史·五行志三》，清代官修史书，相关编纂于十八世纪；《宋书·刘邕传》，南朝梁时期编纂，是“嗜痂之癖”故事的重要史料来源；《朝野佥载》，唐代张鷟所撰，属于笔记类文献，其中奇闻逸事需要结合其他史料判断；《资治通鉴》，北宋司马光主持编纂，元丰七年即公元1084年基本完成，可用于考察两宋战争与社会灾荒；元末明初相关史籍及文献，主要形成于十四至十五世纪，可用于考察元末战争、灾荒及人相食等历史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