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91年9月，上海一所监狱医院里，一名即将被执行死刑的年轻女犯提出请求：希望接受妇科检查，以证明自己并非传言中那种“勾引有妇之夫”的女人。这个请求听起来特殊，背后却不是猎奇，而是一个被流言压垮的人，试图在生命尽头留下最后一份自证。
她叫修莉。按照相关材料记载，修莉1970年出生于上海，父母是普通工人。家庭并不富裕，但父母很重视女儿的教育。修莉性格安静，学习成绩一度不错，家人原本盼着她通过高考改变生活。
1988年高考失利后，修莉情绪低落。父母担心她长期闷在家里，便托人安排她到光明街一家家电修理店当学徒。那时的修理店，既是谋生场所，也是附近居民熟悉的公共空间。店主尹怀市三十岁出头，已经结婚，还有一个女儿。
修莉起初只做打杂的工作，后来逐渐学会了简单的维修技术。尹怀市有经验，也愿意教她，平日里对这个年轻学徒颇为照顾。对刚刚遭遇高考挫折的修莉而言，这种关心很容易被理解成信任和依靠。
有意思的是，关系的变化并非突然发生。尹怀市借着师徒关系不断靠近，言语中夹杂暧昧，修莉则在犹豫和自我克制之间反复徘徊。她知道对方有妻子，却没有及时与这段危险关系彻底切断。
1989年端午节前后，尹怀市的妻子带孩子回了老家。修莉给师傅送饭时，尹怀市向她表达了越界的感情。修莉当场拒绝，并质问他是否会离婚。对方的回答却很含混，意思是即使不离婚，两人也可以继续来往。
这句话让修莉意识到，自己此前所理解的“保护”和“关心”，可能只是对方接近她的手段。她离开修理店一段时间，但由于此前的师徒关系和现实生活压力，后来又回去工作。尹怀市没有真正收敛，双方关系也因此陷入更加危险的状态。
1990年11月，尹怀市过生日，邻里散去后，他借酒意在店内强行纠缠修莉。修莉挣扎脱身，并用身边的工具击伤了他。事情发生后，她决定辞职离开，还找来同学肖华陪同，希望尽快离开这条街。
然而，尹怀市并没有就此罢休。据相关叙述，他在受伤后将两人的关系向外传播，并加入了对修莉极为不利的说法。流言一旦脱离事实，往往传播得比真相更快。修莉从一个学徒，变成了街坊口中的“坏女人”。
她向父母解释，却没有得到及时的理解。周围人的议论、家人的责备以及自身的羞耻感叠加在一起，使她逐渐陷入孤立。这里需要说明，遭受伤害并不能成为伤害无辜者的理由，但一个人长期处于污名和压迫之中，确实可能出现严重的心理失控。
1991年初，修莉携带水果刀寻找尹怀市。尹怀市当时不在店里，她随后来到其住处，并将尹怀市的女儿带走。这个年幼的孩子与大人之间的纠纷毫无关系，却成为悲剧中最无辜的受害者。修莉最终杀害了这个孩子，随后被公安机关抓获。
面对讯问，修莉承认了犯罪动机。她认为自己被尹怀市毁掉了名声，既无法报复对方，又无法承受周围人的指责，于是把仇恨转向了对方的女儿。这样的逻辑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也无法改变故意杀人的性质。
依据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关于故意杀人罪的规定，法院最终判处修莉死刑。案件中，她曾遭受怎样的诱骗、纠缠和污名，需要由证据判断；而她杀害无辜孩子的行为，也必须承担刑事责任。两件事不能互相抵消。
死刑判决确定后，修莉在狱中会见父母。她反复解释，自己没有主动破坏他人家庭，也没有像流言所说的那样不堪。父母此时已经后悔，但判决无法因为迟来的理解而改变。
“请你们相信我，我不是他们说的那种人。”
这句话或许是她在狱中最想留下的辩解。1991年8月31日，她向有关方面提出，希望检查自己的贞洁。经过研究，相关部门同意了这一请求。9月3日，她在陪同下前往监狱医院接受检查。
但必须指出，所谓“贞洁”并不是可以由医学检查准确裁定的法律概念。妇科检查只能反映特定身体状况，不能证明一个人的品格，也不能完整还原她是否遭受过胁迫，更不能成为判断女性清白与否的标准。修莉之所以提出这个请求，是因为她把名声看得比生命还重，而这恰恰说明流言给她造成了多深的伤害。
1991年9月25日，修莉被执行死刑。她的悲剧并不只是一次冲动犯罪，也包含了错误依赖、越界纠缠、舆论污名、家庭失察和情绪失控。遗憾的是，当她终于想用一纸检查证明自己时，那个真正需要保护的孩子已经无法回来，而她自己也失去了重新生活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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