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唐宪宗元和十年，长安玄都观，刘禹锡站在桃树下，看着满园春色，提笔写下：“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这不是普通的赏花诗，而是一封写给朝廷新贵的公开信。刘郎回来了，旧日的风波并没有让他学会沉默。
刘禹锡，字梦得，祖籍虽有争议，但家族长期居于江南，少年时期便显露出过人的才学。贞元九年，也就是793年，他考中进士；两年后又通过吏部考试，进入仕途。二十多岁便成为监察御史，这样的起点，在唐代士人中相当亮眼。
他并非只想做一名安稳的文官。唐德宗、顺宗之际，藩镇割据、宦官干政、官场积弊交织在一起，改革已不是纸面上的文章。805年，唐顺宗即位，王叔文等人推动政治革新，刘禹锡与柳宗元都参与其中。
改革很快失败。王叔文被赐死，王伾贬后病逝，刘禹锡也被认定为革新集团成员，贬往朗州。那一年，他三十多岁，仕途刚刚起步，却被推入了漫长的低谷。
朗州并不只是地图上的一个地名。对一个习惯京城政治生活的官员而言，那里意味着远离权力中心，也意味着前途难测。可刘禹锡没有把日子写成哀怨的账本，他在秋日里写道：“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这几句诗的分量，不在于故作豪迈，而在于他确实把困境转化成了观察世界的力量。秋天可以萧瑟，也可以高远；人生暂时失意，却不等于精神已经败退。十年朗州生活，使他的诗歌摆脱了早年的绮丽，增加了民间气息和现实感。
815年，刘禹锡终于回到长安。按常理说，久谪归来应当谨慎行事，偏偏他去了玄都观，还留下那首讥刺意味极强的诗。诗中所谓桃树，并不是单指花木，而是暗指当年凭借政治风向崛起的一批人物。
有人劝他收敛，他大概不会接受。刘禹锡的性格，恰恰在这里显出棱角：该说的话不绕弯，该讽刺的事不装看不见。结果也很直接，他再次被排挤出京，与柳宗元等人分赴各地。
刘禹锡原本被安排前往播州，柳宗元担心那里路远艰苦，又想到刘禹锡年迈的母亲，曾请求改由自己前往。后来在有关方面斡旋下，刘禹锡改任连州。这个细节之所以动人，不是因为两人常被称为知己，而是因为他们在政治失意时仍愿替对方承担风险。
此后的刘禹锡，辗转连州、夔州、和州等地。他没有把贬谪生活过成单纯的流放记录，反而深入地方社会，接触民情，吸收民歌声调。《竹枝词》中的“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就带着鲜明的地方色彩，既有口语的轻快，也有官场人生的复杂意味。
《陋室铭》的写作背景，后世流传着知县屡次更换住所的故事，细节未必都能坐实，但刘禹锡在和州居住期间写下此文，基本得到公认。文章短短数十字，没有诉苦，也没有求怜，只说“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这句话不是逃避现实。房屋简陋是真，仕途受挫是真，可一个人的价值不能完全由住所、官职和他人的脸色决定。刘禹锡写“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既有自我排遣，也有对权力生活的冷眼旁观。
819年，柳宗元去世。刘禹锡替好友料理后事，并照料柳宗元的遗孤。两人同年中进士，又共同经历永贞革新和长期贬谪，这份交情早已超过一般的文人唱和。
值得一提的是，刘禹锡的“豪”，并不只体现在几句气势昂扬的诗里。他能写民歌，也能写讽刺诗；能谈山水，也敢碰触现实。白居易称他为“诗豪”，看重的正是这种既有才情、又有锋芒的写作力量。
晚年回到朝廷后，他仍没有彻底改掉直率的脾气。第二次游玄都观时，他又写下“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同一处旧地，换了景物，也换了官场人物，只有这个“刘郎”依旧不肯把往事轻轻放下。
这种性格当然让他吃过亏。二十三年间，升沉反复，归来又去，去而复返。若只用“嘴欠”解释，未免把复杂的政治处境说得太轻巧；若只把他塑造成逆来顺受的乐天派，也同样失真。他的乐观从来带着判断，笑意背后有立场，旷达之中有不平。
晚年病痛缠身，他仍写下“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842年，刘禹锡在洛阳去世，享年七十岁左右，按旧制计算为七十一岁。留下的不是一份顺遂的仕途履历，而是一种很难被贬谪磨掉的文人气骨：身处陋室，仍能辨认天地；屡遭冷落，仍敢自称刘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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