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92年，台北机场，74岁的傅涯刚走出通道，便看见路旁停着十几辆汽车。车里坐着她多年未见的弟弟、妹妹、侄子和外甥。亲人太多，车辆也太多，她一时竟愣住了，笑着说：“我都不知道该上哪辆。”
这不是排场，而是一场迟到了几十年的团聚。傅涯离开家乡奔赴延安时，家中兄弟姐妹尚未走散；等到她再见亲人，很多人已经从青年变成了老人，下一代也早已长大成人。
傅涯1918年出生于江西景德镇，祖籍浙江上虞。抗战爆发后，她在哥哥傅森的影响下，于1938年4月前往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学习。毕业后，她被分配到抗大总政文工团，开始了与战争相伴的革命生活。
延安的日子并不轻松。学习、演出、行军，常常连在一起。1940年，文工团到山西武乡一带演出，傅涯前往一位干部家中取东西时，遇见了正在养伤的陈赓。
陈赓当时是八路军中的重要将领，性格爽朗，讲话直截了当。此前，他的妻子王根英已于1939年3月8日在日军袭击中牺牲。接到消息后，陈赓悲痛万分，在日记中写下“三八，是我不可忘记的一天，也是我最惨痛的一天”。
因此，他对婚姻并非没有顾虑。那次见面，原本带有几分朋友撮合的意味。有人问他看中了哪位姑娘，陈赓指了指傅涯。后来他向傅涯表明心意：“我想和你交朋友，你愿不愿意？”
傅涯没有立即答应。她告诉陈赓，自己在家乡已有一门婚约，对方留在重庆，双方多年通信不畅，思想距离也越来越远。陈赓听完没有逼迫，只是说：“现在通信不便，事情总会弄清楚。”
真正让傅涯下定决心的，是那封迟来的回信。对方认为延安条件艰苦，科学研究才是正事，不必过问政治。傅涯读完后明白，两个人走的已经不是同一条路。她写信作别，这段旧日婚约才算正式结束。
陈赓与傅涯的关系并没有马上变成婚姻。陈赓曾决定为王根英守候三年，傅涯也需要时间整理自己的感情。两人聚少离多，却在共同的工作和相互理解中逐渐坚定下来。
有意思的是，婚事后来又被组织审查意见暂时挡住。原因牵涉傅涯的哥哥，组织方面对她的家庭关系有所疑虑。陈赓无法接受简单的牵连，专门调阅傅涯档案，反复核对她参加革命以来的经历。
1942年，抗大文工团到部队演出，傅涯在台上表演《孔雀东南飞》。戏中人物被迫离散，傅涯想到自己的遭遇，情绪一度失控。台下的陈赓也红了眼眶。这一幕被邓小平注意到，随后有关方面重新讨论了两人的婚事。
1943年2月，结婚批准终于下来。陈赓得知后立即打电话催傅涯回来。她还在外地演出，想把工作完成再走，陈赓却等不及了。刘伯承得知后打趣道：“三年都等了，还差这一天吗？”两人由此正式成婚。
婚姻没有让傅涯退出自己的道路。陈赓曾对她作出约定，尊重她的事业，不把她调到身边当秘书，也不会用夫妻关系干涉她的工作。1959年，傅涯准备到基层锻炼，陈赓身体已经不好，仍明确表示支持。
1961年，陈赓赴上海休养，傅涯后来也到上海。可她刚拿出材料，陈赓便催她去了解基层情况，还亲自打电话请上海方面安排工作。对他而言，妻子不是陪在身边照料自己的附属者，而是有独立职责的干部。
陈赓于1961年3月16日病逝，傅涯此后承担起照料家庭、抚养子女和整理遗稿的重担。陈赓生前留下的大量日记，一直由她妥善保存。后来，她依照遗愿整理相关资料，使许多战争年代的细节得以留存。
傅涯与台湾亲属的隔绝，也持续了数十年。1980年，她收到旅居美国的妹妹来信，才重新得知家人的消息。父母已经去世，临终前仍希望有一天能够回到故乡。1986年，父母的骨灰被带回大陆，安葬于杭州西子湖畔。
亲情的缺口并未因此完全弥合。1992年离休后，傅涯终于决定赴台探亲。她从香港转赴台湾，机场那十几辆汽车，正是傅家几代人共同等候的答案。那两个月里，她走访各家亲属，补上了家庭成员之间失去的岁月。
离台之后，两岸亲人仍保持往来。傅涯晚年生活俭朴，许多旧物舍不得丢弃，一条毛巾上还留着“抗美援朝”的字样。她没有把自己放在将领夫人的位置上，而是把日子过成了一个普通母亲、姐姐和妻子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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