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人到场就定不了罪？菲律宾弹劾门槛争议背后

9月16日，菲律宾马尼拉，参议院弹劾法庭就副总统萨拉·杜特尔特弹劾审判中的宪法问题，听取了四位退休最高法院大法官以“法庭之友”身份发表的意见，分别是雷纳托·普诺、阿特米奥·潘加尼班、希拉里奥·戴维德与阿道夫·阿兹库纳，其中戴维德未亲自到场，以书面备忘录形式提交看法。一场围绕程序的技术性咨询，把一个制度设计的缝隙摆到了台面上。

参议员潘菲洛·拉克森提出了这样一个假设：假如因为长期战争，24名参议员中有9人被困在国外，只有15人能够到场参会，但24人依然是参议院成员。拉克森追问：“在这种情况下，菲律宾人民的公平何在？”他强调自己并非暗示被告有罪，而是提出一个假设性问题——如果只有15名参议员能够参与，公平如何确保。

拉克森认为，1987年宪法的制定者不可能预料到今天的情况。当前参议院已有多名成员无法参与审判：罗纳德·德拉罗萨因国际刑事法院逮捕令藏匿，金戈伊·埃斯特拉达与罗丹特·马科莱塔因掠夺罪被拘留且不得保释，洛伦·莱加尔达则在国外休延长病假。

他引用同样以“法庭之友”身份出席的前首席大法官雷纳托·普诺的观点，认为不能过于僵化地把投票门槛固定在16票，也就是24名参议员法官的三分之二。

退休大法官阿道夫·阿兹库纳给出了他的答案。他表示，如果参议院依法仍由24名成员组成，而只有15名参议员可以出席，“则不可能定罪”。宪法要求的是参议院全体成员三分之二的同意，换算成24人就是16票。

他将这种情况比作最高法院的一起案件——大法官们未能获得宣布某项法律违宪所需的票数。“如果你拿不到16个有效票，那就是无罪释放。将会做出无罪判决，”阿兹库纳说。他同时澄清，这样的无罪判决不一定意味着参与投票的参议员多数投了赞成无罪票，而是没有跨过宪法定下的定罪门槛。

退休首席大法官阿特米奥·潘加尼班持不同看法。他认为参议院仍应当与出席会议的参议员一起解决弹劾案：“公平可以通过在场人员三分之二的投票来体现。并不一定需要16人投赞成票，因为根本不可能获得16张赞成票。”

这场交锋的核心，是一个数字：16。

菲律宾宪法规定，未经参议院全体成员三分之二的同意，不得对任何被弹劾的官员定罪。参议院共24名成员，三分之二恰好是16票。这个数字不是参议院自己定的，而是写在国家根本法里的刚性门槛。它的设计逻辑很清晰：罢免一位民选产生的副总统，不能靠简单多数，必须有相当广泛的共识，以防止弹劾沦为党派斗争的工具。

争议出在“基数”上。阿兹库纳的立场，是严格以“全体成员”为分母——参议院法定24人，不论实际能到场几位，定罪都需要其中16人赞成。15人到齐，即便15人全部投赞成，也到不了16，结果就是无法定罪。

在他看来，这不是对被告的宽纵，而是宪法门槛在数理上的刚性结果；他承认，在特殊情况下适用16票要求可能导致弹劾案无法定罪，并把这称为维持“绝对多数”要求所可能付出的“代价”。

潘加尼班的分母换了。他主张以“在场人员”为基数——当15人到场时，公平可以由在场者的三分之二来体现。理由很直接：在16票客观上不可能获得的情况下，继续要求16票，等于让门槛变成一堵谁也翻不过去的墙。

拉克森的假设之所以有力，正在于它把“不可抗力缺席”这一变量推到极端——他所设想的“因长期战争导致9名参议员被困国外”，是一个假设性的问题场景，并不是已经发生的事实。而在现实层面，参议院面临的上述成员缺席情形，同样不是主动放弃履职，而是客观上难以到场。

退休大法官安东尼奥·卡皮奥此前也在公开报道中谈及，24名参议员中仅21人有资格参与投票。假设把缺席推到15人这样的规模，现实则让缺席成为必须直面的变量。1987年制宪时，制定者面对的是参议员能正常开会的常态；当缺席不再偶发，“全体成员三分之二”这个原本保护慎重的门槛，就可能反过来变成让弹劾机制停摆的闸门。

这里需要厘清一点：阿兹库纳所说的“无罪释放”，并不等同于多数参议员认定被告清白。他的澄清很关键——判决结果源于“未达到定罪门槛”，而非“多数投了无罪票”。这是程序上的不能，不是实体上的认定。换句话说，15人全部认为有罪，只要不足16票，宪法意义上的定罪依然无法完成。这个区分，避免了把程序僵局误读为实体裁判。

阿兹库纳还提到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层面：弹劾并不是唯一的问责机制。他列举了刑事诉讼、没收案件和选举等方式。这句话其实给出了缓解僵局的思路——即便弹劾门槛在极端情形下无法实现，公职人员的责任仍可通过其他法律与政治途径追究。制度设计从来不是单一通道，而是一张多层网络。

截至目前，参议院弹劾法庭尚未就这一宪法问题作出终局裁定，阿兹库纳与潘加尼班的分歧也仍停留在“法庭之友”的咨询层面。两位退休大法官公开表达不同意见，本身就是宪法对话的一部分：刚性条文遇到未曾预料的现实，需要解释、需要辩论，也需要有权机关在文本与功能之间作出取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