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7年9月，山西朔县城内，94岁的李来英老人面对采访者王彪，再次讲起那场持续数日的灾难。她说到亲人遇害处，声音突然停住，眼泪顺着脸颊落下。几十年过去，记忆没有消失，只是被深埋在老人心底。
朔县位于雁门关外，是连接晋北与塞外的重要区域。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日军沿平绥铁路和晋北方向推进，阳高、大同、怀仁等地相继失守，朔县很快暴露在兵锋之下。城内守军数量有限，武器和兵力都处于明显劣势。
9月下旬，日军从平鲁、山阴等方向逼近朔县。守城部队和地方武装试图依托城墙抵抗，县城百姓也被动员起来筹集粮食、运送物资。地方官员曾组织民众会议，要求军民共同守城。对普通百姓而言，这并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家门口的生死关。
9月28日前后，日军集中炮火攻击朔县城防，北门一带遭到猛烈轰击。城门被突破后，日军部队进入城内，并采取封锁街巷、搜捕居民等手段控制县城。战事迅速变成针对平民的暴行，朔县也由此经历了极其惨烈的数日。
关于遇难人数，不同史料和调查记录存在差异，地方资料中常见四千六百余人的说法。数字或有不同，惨案的性质却没有改变：大量没有武器、没有抵抗能力的居民被集中杀害，许多家庭从此失去父亲、兄弟和子女。幸存者返回时，街巷中留下的不是生活痕迹，而是难以辨认的遗体。
李来英老人当年还是孩子。日军入城后，家中突然闯入逃散的士兵，他们要求借用百姓衣服，企图混入人群逃走。混乱之中，李来英和母亲躲进厨房，在脸上抹了锅底灰，以免被巡查人员发现。她的哥哥和叔叔却没有躲过搜捕，最终死在街头。
老人回忆时说：“不敢出声，出声就会被发现。”这句话很短，却道出了当时百姓的处境。屋外是搜捕和枪声，屋内是屏息等待。对孩子来说，那几天并非抽象的战争，而是看着亲人被带走，却不敢哭出声。
南城壕的惨状，同样被另一位幸存者赵英记在心里。1937年，赵英只有11岁，在照相馆做学徒。听到日军进城后，他急忙往家赶，途中看到许多居民被驱赶。回到家时，屋内已经一片凌乱，母亲把他拉到床下，告诉他父亲被抓走了。
赵英后来冒险靠近南城壕，看到大批百姓被押在那里。根据他的回忆，日军在此对居民实施集体杀害，随后焚烧遗体，试图掩盖暴行。相关细节多年后仍令老人难以平静。他讲述到一半，不得不停下来擦眼泪，采访人员也很久没有继续追问。
有意思的是，朔县惨案长期没有得到足够关注，并不是因为它不重要，而是因为许多幸存者不愿开口。有的人亲眼目睹家人死亡，有的人在战乱后离乡，更多人则把这段经历当成一场不能触碰的噩梦。每一次回忆，都是一次重新面对伤口。
王彪的调查，正是在这样的困难中展开。为保存口述证据，他带着照相机、录音机和笔记本，骑车走访朔县及周边许多家庭。受访者讲完后，他会将记录内容重新念给对方核对；家中若保存有旧照片，也尽量翻拍留档，再把原件交还。这个做法看似琐碎，却减少了转述造成的偏差。
经过近11个月的走访，王彪接触了一百五十多个知情家庭，整理出声音、照片和文字材料，并汇编为《疼痛的记忆》。这些资料的价值，不只在于记录死亡人数，更在于还原一个个具体的人：他们住在哪里，如何被抓走，亲属怎样寻找遗体，又怎样在废墟中重新生活。
朔县城破后，仍有人拿起武器抵抗。年过七旬的姜佐才在混乱中捡起枪，向进入院落的日军还击，之后在战斗中牺牲。无论个人选择抵抗还是躲藏，都无法改变侵略者制造灾难的事实。真正应被记住的，是受害者的姓名、幸存者的证言，以及那些经过核对保存下来的历史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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