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部门,三年换了三任领导。第一任说要重技术,第二任说要抓效率,第三任说要抓大放小。方案改了一版又一版,技术最好的那个老哥,还是干着三年前的活。聚餐时他多喝了两杯,说了句实在话: 谁来都一样,这地方就转得动这个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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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话听着丧,其实怪不着他一个人。明朝万历十五年,一堆比他能干一百倍的人,碰上的是同一堵墙。
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写的就是这么一年。1587 年,史书上找不出一件大事,四海升平。可你把镜头拉近看,站在这年里的,个个是狠角色:万历是皇帝,张居正是首辅,海瑞是清官,戚继光是名将。
结果呢。张居正生前把持朝政推改革,人一走,家被抄了。海瑞清廉出名,可他到了哪儿哪儿干不成事,最后成了供起来的牌坊。戚继光能打仗,靠张居正撑着才有位子,张居正一倒,他也跟着靠边站。万历更绝,跟大臣们赌了半辈子气,后来三十多年不上朝,把江山晾在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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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里有个判断: 这群人不论贤愚,都没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 黄仁宇管这叫大历史观,问题出在那套只讲道德、不讲章程的运转方式上,不出在哪一个人身上。人人都在讲仁义,没人管账目和章程,能人再有力气,也不知道往哪儿使。
这事放到今天一个单位、一家公司里,你一看就懂。
一个地方要是光讲人情、讲资历、讲场面话,最先耗干的就是能干的人。因为他看得见问题,又挪不动局面,每天在「想管」和「管不了」之间磨。磨到最后,要么学聪明了装没看见,要么像万历一样,不干了。
所以碰上干不成事,先别急着怀疑自己。把事拆开看:卡住的那部分,是我没本事,还是没人给章程。没本事,回去补;没章程,认下来,别拿自己的心气硬填。心气填进填不满的窟窿,明朝那几位就是这么耗完的。
要是发现整个地方天天都在给你出没章程的题,那该琢磨的就不是怎么扛,是换个地方,或者悄悄攒自己的本钱。
下回觉得憋屈,先做这道拆题的功夫,再定劲往哪儿使。
《万历十五年》就是这么一本书,写的是四百年前的朝廷,你翻的时候想起的是自己单位。二百来页,一个下午能看完。
你家单位里,有没有那个最得力、却最先蔫下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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