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老赵走的那天晚上,我手机调了静音。
早上六点醒来,屏幕上十七个未接来电,全是苏敏打的。
我心里咯噔一下,回拨过去,她声音哑得不成样子,只说了一句:“老赵没了,在我那儿。”
我愣在床上半天没动。
老赵五十三,身体壮得像头牛,上个月还跟我一块儿爬山,他走在前头,我追都追不上。
怎么就没了?
后来我才慢慢拼出那晚的全貌。
老赵半夜去了苏敏家,两人折腾完睡下,他突然喊难受。
苏敏没打120,先给她姐打了电话,又给她弟打了电话。
等弟弟赶到再叫救护车,人已经不行了。
老赵媳妇把她告了,说延误抢救。
苏敏见人就问:“我冤不冤?”这话传到我耳朵里的时候,我正蹲在阳台上抽烟,脑子里翻来覆去就一个念头,这事儿,真不是一句冤不冤能说清的。
我跟老赵认识快二十年了。
他这人,热心肠,嘴碎,爱帮人张罗事儿。
谁家有个红白喜事,他跑前跑后比自家的事还上心。
可就是他这张嘴,也得罪过不少人。
唯独对苏敏,他从来不说重话。
苏敏比老赵小几岁,在城南开一家小理发店。
老赵是她店里的常客,一个月去两回,雷打不动。
起初就是剪头发,后来熟了,老赵帮她修过水管,换过灯泡,有一回她店里进了贼,老赵半夜接到电话就赶过去了。
苏敏离过婚,一个人过了十来年,老赵是她身边为数不多能说上话的人。
老赵媳妇刘芬,我是见过的。
在药房上班,人瘦,话少,脸上常年没什么表情。
有一回我们几个朋友聚餐,老赵多喝了两杯,刘芬来接他,当着我们的面说了一句:“你死外头都行,别死人家家里。”当时我们都当玩笑听,老赵嘿嘿一笑,跟着她走了。
现在回头想,那句话像是根刺,扎在谁心里谁知道。
那天晚上到底怎么回事,我是听苏敏隔壁开小卖部的陈姐说的。
陈姐说,那晚十一点多,老赵的车停在苏敏店门口。
她看见老赵下车,走路有点晃,像是喝了酒。
苏敏开门把他让进去,之后就没什么动静了。
再后来,快凌晨一点的时候,陈姐听见苏敏在店里喊人,声音发颤。
她跑出去看,苏敏站在门口,手机举在耳边,说话颠三倒四:“姐,你快来,老赵不行了,你快来。”陈姐问要不要打120,苏敏像是没听见,又拨了个电话:“弟,你赶紧过来,赶紧。”
等苏敏的弟弟从城北赶过来,已经快两点了。
他一看老赵的样子,脸都白了,赶紧打了120。
救护车到的时候,老赵的心跳已经停了。
医生说,是急性心梗。
如果当时立刻打120,或许还有机会。
苏敏后来跟我哭诉,说她当时脑子一片空白,手抖得拨不出号码,只记得姐姐和弟弟的号。
她说:“我不是不想打120,我是吓傻了,我真的吓傻了。”
我信她。
她一个独居女人,半夜面对一个突然不省人事的大男人,慌神是正常的。
可老赵的家人不信。
老赵的儿子从外地赶回来,在殡仪馆里指着苏敏的鼻子骂:“你耽误了我爸的命!你要是先打120,我爸不会死!”苏敏跪在地上,哭得说不出话。
刘芬没骂她,只说了一句:“你欠我们家的,这辈子都还不清。”
这话比骂还重。
后来老赵的儿子写了诉状,告苏敏延误抢救,要求赔偿。
案子还没开庭,小城里已经传得沸沸扬扬。
有人说苏敏冤,一个女人半夜遇到这种事,能怎么办。
也有人说她不冤,人命关天,不打120就是错。
我夹在中间,谁的话都听,谁的话都不敢全信。
我去看过苏敏一次。
理发店关了门,她坐在店里的小沙发上,人瘦了一圈,眼睛肿得跟核桃似的。
她见我就问:“哥,你说我冤不冤?”
我没接话。
我反问她:“你当时为什么先给你姐打电话?”
她说:“我姐是护士,我想着她懂,能告诉我怎么办。”
“那你弟呢?”
“我弟离得近,我想让他先过来帮我。”
“你没想过120?”
她沉默了很久,说:“我想过,我拨了,没拨出去。我手抖得厉害,按不准。后来就忘了。”
她说着又哭了:“哥,我不是故意的,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我看着她,心里堵得慌。
她不是坏女人,老赵也不是坏男人。
他们就是两个在各自生活里憋久了的人,找了个能说说话的角落。
可偏偏就出了这种事。
老赵的葬礼上,刘芬全程没看苏敏一眼。
苏敏站在人群最后面,穿着一身黑,低着头。
老赵的儿子在灵前念悼词,念到一半突然转过头,盯着苏敏说:“我爸要不是去找你,他不会死。”
全场静得落针可闻。
苏敏的脸白得像纸,嘴唇哆嗦着,一个字都没说出来。
我站在人群里,突然觉得这事儿没有赢家。
老赵没了,苏敏背着官司和骂名,刘芬失去了丈夫,儿子失去了父亲。
所有人都疼,可所有人都觉得只有自己最疼。
后来我查了点法律上的东西。
延误抢救这事儿,关键看有没有因果关系。
如果能证明打了120人就能救回来,那责任就跑不了。
可医学上的事,谁能说得准呢?
心梗这东西,有时候几分钟的事,打不打120,结果可能都一样。
可这话我没法跟老赵的儿子说。
他正在气头上,说了也白说。
我也没法跟苏敏说,她现在需要的是有人告诉她没事,不是听人分析法律。
我只能两边跑,两边劝,两边都不落好。
有一回我在菜市场碰见刘芬,她主动跟我打招呼。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问了:“嫂子,你真觉得苏敏是故意的?”
刘芬没看我,低头挑着青菜,过了好一会儿才说:“我知道她不是故意的。可我不告她,我心里过不去。”
“那告了,心里就过得去了?”
她没回答,拎着菜走了。
我站在原地,看着她瘦小的背影消失在人群里。
我突然想,这事儿也许根本就没有对错,只有疼。
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消化这个疼,有的人选择恨,有的人选择躲,有的人选择告。
苏敏选择了问,问每一个人她冤不冤。
可这个问题,谁能给她答案呢?
老赵走后的第三个月,案子开庭了。
我没去旁听,只在后来听人说,苏敏在法庭上哭得站不住,一直说“我不是故意的”。
刘芬坐在对面,全程面无表情。
判决结果我没打听。
因为不管判什么,老赵都回不来了。
后来苏敏搬走了,理发店转给了别人。
她走之前给我发了条信息,说:“哥,我想明白了,冤不冤的,我自己心里有数就行。”
我回她:“好好过。”
她说:“嗯。”
然后她就走了,再没消息。
我有时候会想起老赵。
想起他坐在苏敏店里剪头发的样子,想起他跟我们喝酒时吹牛的样子,想起他媳妇说他“死外头都行”时他嘿嘿一笑的样子。
这些画面堆在一起,像一出还没演完的戏,突然就落幕了。
人这一辈子,谁也不知道哪句话是最后一句,哪一面是最后一面。
老赵走的那天晚上,如果他没去苏敏那儿,如果他少喝两杯,如果苏敏先打了120,如果救护车早到十分钟。
可这世上没有如果。
苏敏冤不冤?
我说不清。
我只知道,活着的人,还得接着活。
老赵走后的第一个冬天,我在街上碰见他儿子。
小伙子瘦了不少,手里拎着一袋水果。
我问他去哪儿,他说去看看我妈。
我点点头,想说点什么,又觉得说什么都不合适。
他走了几步,突然回头跟我说:“叔,其实我知道,就算打了120,我爸可能也救不回来。可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
我拍拍他肩膀,没说话。
有些气,咽不下也得咽。
有些结,解不开也得解。
日子就是这样,一边疼着,一边往前走。
后来我把这事讲给一个老哥听。
他听完沉默了半天,说了一句:“这世上最难的,就是原谅别人,也放过自己。”
我想了想,觉得他说得对。
苏敏没原谅自己,刘芬没原谅苏敏,老赵的儿子没原谅任何人。
可日子还在过,冬天的雪照样下,春天的花照样开。
老赵要是还在,他大概会嘿嘿一笑,说一句:“多大点事儿。”
可这事儿,真不是小事。
它让我明白,人活着,有时候就是一个闪念的事。
一个闪念,可能就是一辈子。
所以我后来养成了一个习惯,遇事先打120,再给亲人打电话。
不管用不用得上,先打了再说。
这算是我从老赵这件事上学到的唯一一点东西。
至于苏敏冤不冤,我还是那句话,说不清。
但我希望她过得好。
希望她有一天能不再问这个问题,能安安稳稳地睡个整觉,能重新开一家理发店,能给下一个人剪头发的时候,手不抖。
也希望刘芬能过得好,希望老赵的儿子能过得好。
希望所有被这件事伤过的人,都能慢慢好起来。
毕竟人活着,总得往前看。
老赵要是还在,他大概也会这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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