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闺蜜叫陈秀兰,今年六十四岁,退休前在镇上的供销社当会计,跟我是一个大院长大的。她男人走得早,闺女嫁到了省城,一个人住在老供销社的家属楼里。我们俩从穿开裆裤就在一起玩,后来嫁了人也没分开,前后楼住着,一天到晚串门子,比亲姐妹还亲。
秀兰身体一直不错,除了血压有点高,没什么大毛病。可去年开春的时候,她跟我说她老是头晕,尤其是早上起床那会儿,一翻身天旋地转,得扶着床沿缓好半天才能站稳。我说你是不是颈椎不好,低头低多了。她说可能是,贴了两天膏药,没管用。
过了几天她又跟我说,不光是早上,现在白天也晕,有时候走着走着路,突然一下就跟踩在棉花上似的,眼前的东西都在转,得赶紧找个地方扶着,不然就能摔了。我让她去医院看看,她去了镇上的卫生院,大夫说是耳石症,给她做了复位,开了点药,说回去休息休息就好了。
可吃了一个礼拜药,一点没见好。
秀兰的闺女在省城上班,打电话回来听说她妈头晕,急得不行,请了假回来带她去了县医院。县医院的大夫让做了脑CT,抽了血,查了一溜够,最后说没什么大问题,可能是更年期后遗症,血压控制得不太好,开了降压药和一种叫倍他司汀的药,说是治眩晕的。
药吃了,血压也降了,可眩晕还是三天两头地犯。有时候我们俩在菜市场买菜,她突然就站住了,手死死攥着我的胳膊,脸上煞白,额头上冒冷汗,过好一会儿才缓过来。旁边卖菜的大姐看着都害怕,说这老太太咋了,要不要打120。秀兰缓过来之后摆摆手,说没事没事,老毛病了。
那段时间秀兰整个人都蔫了,原来多精神的一个人,天天早上六点起来去河边走一圈,回来路过早点摊吃碗豆腐脑,然后来我家坐坐,中午回去做饭,下午打打麻将,晚上看看电视。日子过得规律得很。可自从开始头晕,她不敢一个人出门了,怕摔着,麻将也不打了,说坐在那儿一扭头就晕。天天窝在家里,窗帘拉着,电视开着,人瘦了一大圈。
我看着心疼,天天去她家陪她。她坐在沙发上,手撑着脑袋,跟我说:“红英啊,我是不是得了什么治不好的病?怎么查都查不出来,大夫都说没毛病,可我难受得要命。你说我是不是撞上什么脏东西了?”
我说你胡说什么,哪来的脏东西,就是没查对地方。
她又说:“我那天在网上查了,说眩晕可能是脑子里长东西,你说我会不会……”
我说你别自己吓自己,县医院CT都做了,脑子里没事。
她说:“那为什么就是不好呢?”
我答不上来。说实话我心里也犯嘀咕,这查也查了,药也吃了,怎么就是不见好呢?秀兰一辈子要强,从来不愿给人添麻烦,可现在她不得不给闺女打电话,说你能不能请两天假回来带妈去医院看看。闺女又请假回来,带她去了市里的医院,挂了神经内科的专家号。
市医院的大夫听了症状,又让她做了一遍检查,这回加了颈椎的片子。片子出来,大夫看了看,说颈椎有点退行性变,但不算严重,不至于引起这么厉害的眩晕。又说是可能是前庭功能的问题,让去耳鼻喉科看看。耳鼻喉科的大夫做了前庭功能检查,说也还好,没什么大问题。最后两个科室的大夫会诊了一下,结论是“良性阵发性位置性眩晕”,又做了一次复位,开了药,说回去养着吧。
秀兰从市医院回来那天,我去她家看她。她坐在床上,被子盖到胸口,看着我,眼圈红了。她说:“红英,我是不是得了什么怪病,怎么哪个医院都查不出来?市医院都查不出来,我还能去哪?”
我坐在床边握着她的手,她的手冰凉冰凉的,指头都在抖。我说你别急,咱们再想办法,不行就去省城,省城大医院设备好,肯定能查出来。
她说:“去省城得花多少钱?我这点退休金,闺女还得还房贷,我不想拖累她。”
我说你这话说的,有病就得治,钱的事慢慢想办法。
她闺女在旁边说:“妈,钱的事你不用操心,我攒了点钱,够看病用的。咱去省城,挂最好的专家号。”
秀兰犹豫了好几天,最后还是被我和她闺女劝动了。她闺女在网上挂了省人民医院神经内科的专家号,提前请好了假,买了高铁票。走的那天早上我去送她,她拉着我的手说:“红英,你跟我一起去吧,我心里没底。”
我说行,我陪你去。
我们仨坐了两个小时高铁到了省城。省人民医院大得吓人,门诊楼里人来人往,跟赶集似的。秀兰闺女提前取了号,我们直接去了神经内科。专家是个五十来岁的女大夫,姓孙,戴着眼镜,说话轻声细语的。她把秀兰之前所有的检查单子都看了一遍,又问了详细的症状,什么时候晕,晕多久,什么姿势容易犯,有没有耳鸣,有没有听力下降。问得特别细,光问诊就问了二十多分钟。
问完了,孙大夫让秀兰站起来,做了几个动作,让她转头、低头、仰头、躺下、翻身,一边做一边观察她的眼球。做完之后,孙大夫坐回椅子上,想了一会儿,说:“你这种情况,我怀疑是椎动脉型颈椎病。”
秀兰没听懂,我也没听懂。
孙大夫解释说,颈椎两侧各有一根椎动脉,是给大脑后部供血的。颈椎退行性变或者颈椎不稳的时候,转头或者翻身可能会压迫到椎动脉,导致大脑供血不足,就会出现眩晕。这种眩晕跟耳石症不一样,耳石症的眩晕是耳朵的问题,椎动脉型颈椎病是血管的问题。之前的检查只查了脑子和耳朵,没查颈部血管,所以没查出来。
孙大夫开了颈部血管超声和颈椎动力位片。检查结果出来的时候,我们仨挤在诊室里看,虽然看不懂那些弯弯绕绕的血管图,但孙大夫指着屏幕上一处狭窄的地方说,你们看,这里,转头的时候椎动脉血流明显减慢,这就是病根。
秀兰愣愣地看着屏幕,看了好半天,然后问了一句:“那能治吗?”
孙大夫笑了,说能治。先保守治疗,戴颈托,做理疗,吃改善循环的药,避免猛转头,睡觉用低枕头。如果保守治疗效果不好,可以考虑手术。但你这个程度,先保守治疗看看,大部分人都有效。
秀兰从诊室出来的时候,整个人都松快了不少。她闺女去交费拿药,我陪她坐在走廊的椅子上。她看着走廊里来来往往的人,忽然说了一句:“红英,我这一年,天天觉得自己要死了,查又查不出来,那种滋味比真得了病还难受。”
我说现在好了,找到原因了,咱就好好治。
她说:“你说那些大夫,怎么就没往这上面想呢?”
我说也不能怪他们,镇上的大夫、县里的大夫、市里的大夫,他们也不是神仙,看病就跟破案似的,有的案子好破,有的案子难破。咱这个病,藏得深,非得大医院的设备和大专家的经验才能揪出来。
秀兰点点头,说也是。
那天晚上我们在省城住了一夜。秀兰闺女订了个快捷酒店,两张床,我和秀兰睡一张,她闺女睡一张。关了灯之后,秀兰在黑暗里跟我说:“红英,谢谢你陪我来。”
我说你跟我客气什么。
她说:“我不是客气。我是说,这一年我生病,你天天来陪我,给我做饭,陪我去医院,听我唠叨。我有时候半夜难受睡不着,给你打电话,你从来不嫌烦。我亲闺女在省城,远水救不了近火,要不是你,我可能真撑不到今天。”
我躺在黑暗里,眼睛有点发酸。我说:“秀兰,咱俩认识多少年了?”
她说:“从穿开裆裤算起,六十年了。”
我说:“六十年了,你跟我还客气。”
她笑了一声,声音里带着点鼻音。
我说:“睡吧,明天还得早起复查。”
她嗯了一声,翻了个身。过了一会儿,她又说了一句:“红英,等我好了,咱俩再去河边走走去,我请你吃豆腐脑。”
我说行,你请我吃,你欠我一年的豆腐脑了。
第二天复查,孙大夫又仔细看了看秀兰的情况,调整了用药方案,又教了她一套颈部康复操,让她回去每天做。临走的时候,孙大夫特意嘱咐,说颈托要戴够时间,不能觉得好点了就摘,转头翻身都要慢,千万别猛回头。秀兰这回听得仔仔细细的,比小学生上课还认真。
从省城回来之后,秀兰就按孙大夫说的做。戴颈托,做理疗,吃西药,还找了个中医扎针灸。头半个月没什么明显变化,她有点泄气,打电话跟我说是不是没用。我说你别急,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你熬了快一年了,哪能几天就好。她说也是,就接着坚持。
到了第二十天的时候,她给我打电话,声音亮堂堂的,说:“红英,我今天早上起来,没晕!”
我说真的?
她说真的,翻身的时候没转,站起来也没转,我扶着床沿慢慢走,走到窗户那儿都没事。
我在电话这头差点哭出来。
后来秀兰一天比一天好。颈托从全天戴改成出门戴,后来出门也不怎么戴了。她去河边走了一圈,回来跟我说,红英,河边的柳树发芽了,我走了一圈都没晕。我说那敢情好,你欠我的豆腐脑该还了。她笑,说走走走,现在就请你吃。
那天早上我们俩坐在早点摊上,一人一碗豆腐脑,两根油条。秀兰吃得特别香,吃完了一抹嘴,说这一年来就没好好吃过一顿饭,今天这豆腐脑是甜的。
我说你以后想吃什么咱就吃什么。
她说行。
现在秀兰又恢复了以前的日子。早上六点去河边走一圈,回来吃早点,然后来我家坐坐,中午回去做饭,下午打打麻将,晚上看看电视。跟以前不一样的是,她转头的时候会慢一点,睡觉不用高枕头了,每天雷打不动做那套颈部康复操。
前阵子我们俩又说起这一年的事。秀兰说,她这辈子没吃过这么大的亏,也没受过这么大的罪。查来查去查不出来的时候,她连后事都想过了,觉得这辈子就这么完了。她说她现在特别理解那些查不出病因的病人,那种悬在半空的感觉,比确诊了还折磨人。
我说你别想那些了,现在好了就行。
她说:“红英,你说我要是没去省城,一直就在镇上县里市里治,会怎么样?”
我想了想说,可能还晕着,也可能哪天突然就好了,也可能越来越厉害。不好说。
她说:“所以我命好,有你,有闺女,有人管我。”
我说你命是不错,摊上我这么个闺蜜。
她笑了,说不要脸。
我们俩坐在她家阳台上晒太阳,春天的风从窗户吹进来,暖烘烘的。楼下院子里的玉兰花开得正盛,白花花的一片。秀兰看着窗外,忽然说了一句:“红英,活着真好。”
我说嗯,活着真好。
她站起来,说要去做颈部操了,让我自己坐会儿。她走到客厅中间,站直了,慢慢低下头,慢慢仰起头,慢慢左转,慢慢右转。动作很轻很慢,像一只老龟在舒展身体。阳光照在她花白的头发上,亮闪闪的。
我看着她,想起我们六岁那年,在供销社后面的空地上跳皮筋。她跳得比我好,能跳到脖子那么高。她甩着两条小辫子,一边跳一边唱,马兰开花二十一,二五六二五七,二八二九三十一。那时候日子多简单,天蓝得像水洗过似的,风里都是泥土和青草的味道。
六十年过去了,她跳不动了,我也跑不动了。可我们还能坐在一块儿喝豆腐脑,还能一起看玉兰花,还能在春天的风里说一句活着真好。我觉得这就够了。
秀兰做完操回来,坐在我旁边,端起杯子喝了口水。她说红英,你说咱们六十岁以后,日子是不是都这样,病病歪歪的,三天两头往医院跑。
我说那可不,岁数到了,零件都旧了,该修修该换换。
她说:“那你可得好好保重,别也闹毛病。你要是病了,谁陪我去医院?”
我说你就不能盼我点好?
她嘿嘿笑了,说盼着呢,盼咱俩都好好的,再活二十年,到时候一块儿去住养老院,还做邻居。
我说行,到时候我天天去你屋蹭电视看。
她说你那点出息。
阳光从窗外照进来,落在我们俩身上,暖融融的。秀兰靠在沙发上,眼皮慢慢耷拉下来,又睁开,再耷拉,终于闭上了。我听着她均匀的呼吸声,知道她睡着了。她睡着的样子跟年轻时候一模一样,嘴巴微微张着,眉头舒展着,像个没心事的小孩。
我把她腿上的毯子往上拉了拉,靠在沙发背上,也闭上了眼睛。窗外有小孩在跑,笑声从楼下传上来,清清脆脆的。楼下那棵玉兰树的影子慢慢从东边挪到西边,日子就这么安安静静地过着,像一条不紧不慢的河。
我想起秀兰在省城医院走廊上说的那句话,她说查来查去查不出来的滋味比真得了病还难受。我知道那种滋味,就像走在一条看不见头的黑隧道里,不知道前面是出口还是悬崖。好在最后查出来了,好在还有得治,好在闺女孝顺,好在有我。
我睁开眼看了看秀兰,她还在睡,嘴角微微翘着,大概是做了什么好梦。我笑了一下,把眼睛又闭上了。等她醒了,我要跟她说,秀兰,我请你吃豆腐脑去,这回我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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