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春,北京香山双清别墅,毛泽东、司徒美堂。山路陡峭,一位81岁的老人无法乘车上山,毛泽东却没有让他在山下久等。
那时的香山,还不是后来人们熟悉的游览之地。双清别墅位于半山腰,通往住处的道路狭窄而崎岖,汽车只能停在山脚附近。司徒美堂从海外辗转归来,长途奔波已经十分劳累,再让他坐吉普车颠簸上坡,身体很难承受。
警卫人员奉命下山接人,却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担架。事情不大,却不能马虎。毛泽东得知后,想了一个办法:把自己的藤躺椅搬来,在两侧绑上结实的木棍,临时做成一副简易抬椅。
临出发前,他还特意叮嘱警卫:“四个人一起起肩,步子要稳,不能让老人晃着。”
这几句话很朴素。对于一位远道而来的老人而言,却是实实在在的尊重。警卫人员在山脚接到司徒美堂后,按照吩咐缓慢上行。毛泽东没有坐在屋里等候,而是提前站到台阶旁,亲自迎接这位年长自己二十五岁的爱国侨领。
司徒美堂下了藤躺椅,毛泽东上前搀扶。两位老人一同走进会客厅,谈话由此展开。
司徒美堂并不是临时起意回国。他出生于1868年,早年旅居美国,长期组织华侨开展救亡活动。抗日战争期间,他参与发起纽约华侨抗日救国筹饷工作,为国内抗战筹集经费,在侨界有很高威望。
他的政治选择,也不是只看一时胜负。抗战时期,司徒美堂与周恩来有过多次接触。周恩来待人接物的方式,以及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危难中的表现,使他逐渐改变了原有看法。他曾向亲友表示,自己从这些交往中看到了抗战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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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统治下的腐败和内战,使许多爱国人士更加清楚地认识到,所谓中间道路很难真正解决中国的问题。司徒美堂的态度越来越明确。他认为,既然要拯救祖国,就不能站到蒋介石一边,而应站在中国人民一边。
1948年,他在赴美前曾让秘书司徒丙鹤代笔致信毛泽东,表达拥护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愿望。解放战争形势发生变化后,这封信的意义也更加突出:海外侨领开始主动参与新政权的筹建,而不是等局势完全明朗后再作选择。
1949年,三大战役相继结束,中共中央迁入北平,筹备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司徒美堂身在美国,却没有停留观望。他摆脱阻挠,经纽约、香港等地辗转返回,随后来到北平。对于一位年过八旬的老人来说,这趟路并不轻松。
在双清别墅,司徒美堂谈到中国革命的胜利,称共产党和毛泽东发挥了决定作用,并说了一句后来广为人知的话:“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
毛泽东当即摆手纠正:“话不能这么讲。”
司徒美堂一时有些疑惑。毛泽东接着说,中国有五千年的历史,共产党成立不过二十八年,先有中国,后有共产党。若要表达革命与新国家之间的关系,应当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这不是故意挑字眼。毛泽东所强调的,是历史主体与政治组织之间的区别。中国不是因为某个政党出现才拥有文明和民族,而是在长期积累、深重苦难和人民奋斗的基础上,走到了新的历史关口。共产党承担的是领导革命、建立新国家的任务,不能把中国悠久的历史一笔抹去。
司徒美堂很快明白了这层意思。他原本出于敬意赞颂共产党,毛泽东却把话题重新放回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历史之中。这样的回答,既谦逊,也有分寸。
谈到民主人士参与新政权时,司徒美堂又说,自己这些人是来“给共产党抬轿子”的。毛泽东没有接受这种说法,而是回答:“大家既是坐轿者,也是抬轿者。”
这句话同样耐人寻味。新政权并非只由一部分人单独完成,参加政协会议的各界人士,都要在国家建设中承担责任。司徒美堂后来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和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身份变化说明,他已不只是受邀来参加会议的侨领,也是新国家政治生活的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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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天气寒冷,司徒美堂只会广东话和英语,听北方话颇为吃力,司徒丙鹤便一直陪在身边担任翻译。周恩来还安排人给他定制带水獭领的狐皮大衣,生活上的照料,同样被纳入接待安排之中。
1949年10月1日,司徒美堂站在天安门城楼上,见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银须、长袍和年迈身影,成为开国大典中的特殊一幕。
他原本只打算回国参加政协会议,会议结束便返回美国。周恩来却挽留他:“共和国刚刚建立,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请您留下来共同建设,好吗?”
司徒美堂最终答应下来,结束了长期侨居生活,住进北京北池子筒子河附近的四合院。此后六年,他参与华侨事务和国家建设,直到1955年在北京病逝。_久久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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