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特科第一科长洪扬生，虽投敌却依然与周恩来保持联系

1931年5月的一个雨夜，上海威海卫路802号，洪扬生带人走进顾顺章家中。屋内原本还在打麻将，门一响，气氛骤然凝固。这个夜晚后来被称作“爱棠村锄奸事件”，也把洪扬生推到一段极其复杂的历史风暴中心。

许多人知道中央特科，却未必知道第一科科长是谁。1927年11月，周恩来在上海主持建立中央特科，承担党的秘密交通、情报联络和机关保障等任务。特科分设三科，陈赓负责情报工作，顾顺章负责保卫工作，洪扬生则掌管总务事务。

总务听起来不如情报和保卫显眼，实际却是秘密工作能否运转的根基。人员安置、住址转换、交通联络、经费接济，都要有人处理。任何一个环节出错，都会牵连许多同志。

洪扬生1902年出生于浙江余姚。关于他的早年经历，现存材料并不充足。可以确认的是，他的革命道路与李汉俊、赵醒侬有关。经李汉俊介绍，他加入共青团；后来又在赵醒侬影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

上海的地下工作，没有显赫的战场，也没有公开的旗帜。一个住址、一张证件、一场会面，都可能引来搜捕。洪扬生办事果断，熟悉城市环境，能够在复杂局面中维持联络，因此受到周恩来重视，并被调入中央特科。

局势真正恶化，是在顾顺章被捕之后。1931年4月，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并叛变，敌方由此获得了大量秘密线索。更棘手的是，顾顺章的家属仍在设法打听特科的新住址，企图为其继续邀功。

周恩来判断，若不迅速切断这条线索，上海许多机关和同志都可能暴露。于是，他安排洪扬生与赵容负责处置，并特别交代，行动前要再做劝说；顾顺章的女儿顾利群年幼，对党的工作和秘密并不知情，应当区别对待。

洪扬生等人抵达顾家后，曾向张杏华询问究竟选择哪一边。张杏华回答：“他是我的丈夫，我自然跟他走。”这句话留下了难以回避的悲剧意味。行动结束后，洪扬生迅速离开上海，转赴中央苏区，进入中央政治保卫局工作。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洪扬生奉命承担阻击任务，为主力转移争取时间。战斗持续一天，他负伤被俘。敌军起初并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后来经俘虏指认，才确认他曾任中央特科第一科科长。

被捕之后，洪扬生作出“脱党自首”的选择。对当时的他而言，这是极大的政治污点，也是一道生死关口。敌方原以为抓到了一条重要线索，甚至希望从他口中获得更多秘密。

但洪扬生交出的情报大多没有实际价值。他表面上接受安排，实际上始终避重就轻，不曾主动供出同志和组织。国民党方面很快发现，这个人并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后来只在江西给他安排了一个闲职。

这并非偶然。据有关回忆材料，周恩来早年曾告诉他，若身陷绝境，可以设法保全性命，但绝不能出卖同志。洪扬生后来采取的做法，正是把这条告诫记在了心里。

更值得注意的是，洪扬生在江西期间，仍设法与周恩来取得联系，并按照安排提供情报。这个细节使他的经历呈现出另一层面：名义上的脱党自首，并没有等同于思想和行动上的彻底背叛。

新中国成立后，他因过去的经历多次受到审查，甚至被关押。洪扬生没有大声申辩，也没有把自己包装成毫无瑕疵的人。对那段经历，他承认其中有不得已的选择，也清楚这些选择会伴随自己很久。

后来，在李强等老同志帮助下，洪扬生得到平反，进入上海文史研究馆工作，开始整理和撰写中央特科的相关史料。邓颖超、叶剑英曾邀请他到北京生活，他却多次谢绝，仍留在上海。

上海既是他秘密工作的起点，也是他承受争议最多的地方。1985年，洪扬生在上海去世，终年83岁。那些被尘封的住址、雨夜和密谈，也随着他的离去，留在了中央特科那段少有人知的历史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