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记伏NET】和荷兰瑞安人交往的二三事

在荷兰当了30多年的记者，职业的和自媒体的，总有一些难忘的工作片段，不能在脑海的记忆库中抹去，甚至历久常新。例如在荷兰电台NPS任职时候民粹主义政客福图恩（Pim Fortuyn）的遇刺，就在我工作的大楼下面，让我经历了惊心动魄的一夜；又如荷兰华人为争取权益多次的示威和抗议，记忆尤甚的是2001年2月5日的那一次，把当时的鹿特丹市长弄得个灰头土脸，等等等等。

刚刚在2026年9月14日参加了荷兰瑞安教育基金會的新理事会就职典礼和中秋晚会，写了有关的报道，只是把该会的名称加上“瓯海”二字，发布了，但觉得意犹未已。其中约略提到的一些往事，因为与报道的格调不符，不适合在其中提及。只是有这么一句：“一个个熟悉的名字，一张张亲和的笑脸，一声声久违的问候，一幕幕难忘的场景，老朋友见面，分外高兴，彼此致以节日的祝福和健康的祝愿。”比如说，和老会长邵作洪、黄其昌、潘世锦、王志成、张光木等，都是多年的老朋友，但是都难得见面；还有原来的副会长杨秀容和已故老会长董贤构的太太谢胡绿，还有许多许多的瑞安朋友。我问：郑贤领来了吗？不过，新会长潘世标告诉我，他在中国；我觉得遗憾，太遗憾了。

有人会问，你这么一个广东人，怎么跟浙江人，特别是瑞安人这么熟？因为我是记者，其实跟很多人都熟，而且我的报道文字档一直保存着，有的甚至有文章的截图。于是，我回家翻看多年的档案，模糊的场景就好像旧照片经过人工智能加工一样，清晰化了。

（左起：夏孟贤、张光木、邵作洪、黄锦鸿）

荷兰瑞安会教育基金会1998年成立的时候，我在荷兰一个讲粤语的公共电台NPS当记者和主持人，没有机会采访。千禧年后，中国驻荷兰大使馆的一位秘书告诉我，请关注一下这个瑞安会，可能有很多新闻素材。后来，我知道第一任会长是邵作洪，在侨界活动的场合碰到他，要给他照张相，他说不了，“我不会照相”。后来好不容易照了几张，他显得浑身不自然的样子。我从他的语言和肢体动作中判断，这是个有一说一的实诚人。

2024年12月，我在撰写一篇回忆2007年一场毁灭性火灾造成一户荷兰华人餐饮业经营者四个孩子死亡的惨剧中，从荷兰地方报纸对当年事件的报道看到了他和张光木的照片，在文章中用了。我当时在《星岛日报》的报道写道：“米德堡市长苏云纳尔夫妇、中国驻荷大使馆领事部主任洪红、秘书张亮和荷兰侨界代表杨华根、潘世锦、邵作洪、张光木、袁国勋、熊国秀和吕惠芳等，送遇难的小姐妹最后一程。”报道中一下就提了瑞安会三个新老会长的名字。2025年春节的一次侨界庆祝活动上，我又见到了邵作洪和张光木，才和他们合照了一张，以作纪念。

作为《星岛日报》驻荷比卢的记者，我得关注华人社会的每个重要的有新闻价值的事件。2005年5月，我第一次到现场参加瑞安教育基金会和荷兰慈善团体《世界儿童基金会》安恒（阿纳姆）分部为中国兰州残疾儿童的筹款晚会，和更多的瑞安人结了缘。此后，我几乎每年都到阿纳姆附近的杨秀容的“长城”餐馆一次，现场参加他们的活动，拍下照片，加以报道。

对了，我在《星岛日报》还对瑞安会第二任会长黄其昌做过专访，那是他刚从北京的第三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中归来，他的餐馆离我当时希尔弗瑟姆（Hilversum）的住所不远，我甚至是骑单车前往巴尔伦（Baarn）到他的餐馆中采访的。当时，瑞安会成立才7年多，我简单地询问为什么把这个华人团体定名为“教育基金会”，并配上一张黄其昌的照片。可惜该报道的PDF档案没有了，只有文字的原档。

（左起：张光木、黄其昌、潘世标）

我记忆最深的，是为瑞安人郑贤领伸张正义的一回，可能这是今天很多瑞安人和荷兰华人都不清楚的、发生在本世纪初的荷兰一宗华人争取权益的故事。我发给《星岛日报》编辑部文章的题目是《被扣押遭丑化，荷兰司法传媒制度公理何在；雇黑工受重罚，中餐馆东主誓言上诉讨公道》，署我的真实姓名，已经见报。

文章写道：2005年6月2日，《星岛日报》“报道了位于阿尔梅热（Almere）的一家中国餐馆经营者一家4口，因为被指控偷运人蛇和聘用黑工，须要出庭受审，检察官提出的刑罚相当重。根据当时的荷兰传媒报导，裁决将在两个星期后作出。消息报导后，引起荷兰华人社会关注，甚至欧洲其它国家的读者也注视着该个案的发展。

记者得知裁决可能在前天作出，因此事前跟当事人郑姓东主相约，前天登门采访，但是没有约定具体时间。郑先生在电话中欣然答应，并希望中文传媒能够主持公道，说出事实真相，提醒同业。

本来有友人已经和郑先生相约，让他或者儿子在火车站接我，但是作为记者，我希望来个突然袭击。

坐火车，转巴士，下车后问路，一荷兰少女听我说出街道名称，马上问我是否到中国餐馆。郑的餐馆这几年因为地方传媒的负面新闻已经变得‘有名’了。走近餐馆后门，看见一辆警车停泊，心中自然有问号：是否罪名成立拉人封屋？”——后来证实，是警察来打包买吃的。

郑贤领的餐馆叫“金屋”（Gouden Huis） ，是自购土地建造的，1999年开业。原来，自2002年10月开始，郑贤领和家人，以及他们的餐馆和住宅，就不断遭到荷兰警察的折腾；8个月后，正在睡梦中的郑贤领甚至被警察上门扣押，家人也被警方带走了。郑贤领甚至被关押了10天，官司打到阿纳姆高等法院，警方才肯放人。期间，荷兰警方和地方媒体，不断制造耸人听闻的消息，提供不实的“证据”，导致检察官以不实的罪名要求判处郑贤领和家人入狱的徒刑，罚款和所谓的“退回犯罪收入”一共近200万欧元。

最后，2005年6月荷兰高等法院的裁决，仅仅是聘用黑工罪名成立，判罚社会服务，罚款也降到数十万。郑贤领当时说，惩罚还是太重了。

笔者写道：“笔者采访之际，一辆地方传媒的采访车停在餐馆外面，一名主持人模样者手持话筒，口中念念有词。应该是报导前天的法庭裁决吧。笔者期待他们会走进餐馆，问问当事人反应，可惜，他们以餐馆为背景拍了几个镜头之后就潇洒离去。他们甚至不知道被告决定上诉的消息。”

但是，郑贤领继续提出上诉。

报道最后写道：“记者电话征询了一些华人社团负责人意见，他们都表示关注，并称要向荷兰传媒作出披露。一些有过跟荷兰机构打官司的个人还说，一定要讨回公道。正如郑先生儿子表示，无论如何会上诉，这不仅是我们一家的问题，也是在荷兰谋生的华人的问题。”

报道发表后，引起了当时荷兰甚至欧洲华人社会的高度关注。

报道发表的约六个月后，荷兰又迎来被称为Horecava的餐饮业博览会。一个荷兰颇为普及的餐饮业互联网站www.dinnersite.nl 籍着餐饮业盛会公布评比的结果，列出在过去一年中荷兰公众光顾最多的餐馆排名，除了全国“十佳”的排名之外，也按各个省份公布排名，每省列出十家上榜餐馆，其中位于阿尔梅热（Almere）的中国餐馆“金屋”（Gouden Huis） 名列弗莱福兰省的榜首，也是全国上榜的唯一的一家中餐馆。

只隔了半年，变化为什么这样大？

记者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郑贤领，他很高兴；而郑贤领也告诉笔者，原来指控他们的检察官已经不再担任检察官工作，原因不详，而关于罚款数额的上诉，仍然在审理中。

（中间深色衣服者为郑贤领，他的左侧为大使馆领事部秘书赵亮）

最终的结果呢？

郑贤领继潘世锦和董贤构后，被选为荷兰瑞安基金会的会长，继续不断为家乡亲人捐款，为荷兰的中文学校捐款。

后来，笔者在郑贤领就职的晚会上，在阿纳姆附近的“长城”餐厅为中国兰州残疾儿童的筹款晚会，都见到了这位历尽沧桑初心不改的瑞安人，拍下了不少照片。可惜，在今年9月14日的晚上没有看到他。

但是，通过网上的搜索，知道这位生活节俭、不善辞令的老人，为祖籍国的儿童和荷兰中文学校的教育事业，为家乡的建桥修路，改善生活环境，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先后荣获浙江省红十字会“个人功勋奖”、温州百侨助百村个人奉献奖，被评为“温州好人”、瑞安市“道德模范”、“最美侨界人士”、“最美爱心人士”等，中国最高级别的媒体，都报道了他的善举。

而且，郑贤领把家风传给他的孩子，让他们也时刻不忘回报家乡的哺育之恩，始终保持节俭之风，跟他一起积极参与社会的公益事业。

这就是我的瑞安朋友。（黄锦鸿，写于2026年9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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