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19年春，北京，鲁迅伏案写下《药》时，距离秋瑾在绍兴轩亭口遇害，已经过去十二年。
小说里的夏瑜，被捕前仍在狱中宣传革命，临刑时没有屈服。他的鲜血被华老栓买来蘸馒头，成了华家治病的“药”。这一幕最刺眼的地方，不只是愚昧，而是革命者已经倒下，民众却仍不知道他为何牺牲。
夏瑜是不是秋瑾，不能简单回答“是”或“不是”。从人物性别看，夏瑜是男性，与秋瑾显然不同；从经历看，小说也没有写出秋瑾留学、办报、办学等具体人生轨迹。更稳妥的说法是，秋瑾可能为夏瑜提供了某些现实参照，但夏瑜更像多个革命者形象的艺术合成。
鲁迅与秋瑾有绍兴同乡和留日经历的交集，两人是否有直接交往，相关记述并不完全一致。鲁迅对秋瑾及其遇害经过不可能毫无所知。1907年，秋瑾在绍兴被捕、处决，消息很快引起社会震动；她的名字，也逐渐成为清末革命与妇女解放的象征。
秋瑾生于1875年，1907年7月15日遇害，年仅32岁。她出身仕宦家庭，幼年接受传统教育，却没有把自己限定在闺阁之内。她喜欢读史，敬仰岳飞、文天祥、花木兰、秦良玉，也学习骑马、击剑。那句“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并非文人的空泛感叹，而是她对自身处境的直接回应。
她的婚姻在当时人眼中并不算差。丈夫王廷钧出身富裕家庭，后来捐得官职，秋瑾也一度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问题在于，她很快发现，豪门生活无法回答国家积弱、列强压迫和女性受困这些更大的问题。
有意思的是，秋瑾并不是一开始就以革命家面目出现。她先是在日常生活中冲撞旧规矩：不愿困守内宅，敢于走进戏园；与唐群英、葛健豪谈论时局；关注妇女的教育和谋生。许多改变，往往就是从“不肯照旧过日子”开始的。
1904年，秋瑾把孩子托付给亲友，变卖家产，东渡日本留学。她不是去求取一份安稳出路，而是去寻找救国方法。在日本，她接触革命团体，结识孙中山、黄兴、宋教仁、徐锡麟等人，参加演说活动，宣传反清思想，逐渐从一个有强烈个性的知识女性，转变为有明确政治目标的革命者。
她尤其重视女性问题。秋瑾认为，妇女没有教育、财产权和独立谋生能力，国家就很难真正强盛。她在演说中批评男尊女卑，也反对把女子只当作家庭附属品。她说：“女学不兴，种族不强；女权不振，国势必弱。”这不是单纯的女学主张，而是把妇女解放与民族存亡联系在了一起。
1906年，秋瑾回国。她参与创办学校，先后在上海、绍兴等地活动，试图把教育场所变成传播新思想、联络革命力量的据点。1907年1月，她创办《中国女报》，以“鉴湖女侠”为署名，宣传女权，也鼓励女性关心国家事务。
她并不满足于写文章。
1907年，秋瑾主持绍兴大通学堂，联络光复会成员和会党力量，参与筹划皖浙起义。大通学堂表面上是学校，实际上承担了训练、联络和组织革命力量的作用。她还拟定军制，编组光复军，显示出相当强的组织能力。
“局势已经败露，快走吧。”
“不走。革命总要有人担当。”
这类话语虽未必是秋瑾当时的原句，却符合她留下的行动选择。1907年7月6日，徐锡麟在安庆发动起义失败，秋瑾随后得知消息。有人劝她离开绍兴，她没有接受，而是遣散部分人员，留在大通学堂。
7月13日，清军包围大通学堂，秋瑾被捕。审讯中，她没有供出更多同志。7月15日凌晨，她在绍兴轩亭口遇害。她留下的“秋风秋雨愁煞人”，后来被广泛传诵，但比诗句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她在明知危险后仍选择留下。
《药》发表于1919年，时代已经发生变化。鲁迅没有把秋瑾的姓名直接写进小说，也没有照搬她的履历，而是把革命者的牺牲、民众的麻木、旁观者的冷漠，压缩进一块沾血的馒头。夏瑜因此不是秋瑾的传记化身，却可能带着秋瑾这类革命者的影子。
1912年，孙中山曾到秋瑾墓前致祭，并题写挽联。秋瑾留下的，不只是“女侠”称号，也是一种少见的行动方式：读书、办报、办学、演说、组织武装，几条道路同时推进。她的人生很短，所承担的事情却远超一位普通女性在那个年代能够承受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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