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62年10月，印度阿萨姆邦北部的山地上，印度第4军军长布里吉·莫汉·考尔中将乘飞机抵达前线。迎接他的不是一场已经准备妥当的战役，而是道路中断、补给紧张、部队分散的危险局面。
这片地区山高谷深，雨季过后道路泥泞，重炮和车辆很难靠近阵地。印军不少部队只能依靠空投维持，部分据点之间甚至缺少稳定的通信。偏偏印度政府此时仍在推行“前进政策”，不断向争议地区增设哨所，试图用军事存在改变实际控制状况。
考尔并非普通军官。他早年毕业于英国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曾在英印军服役，也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中东和意大利战事。印度独立后，他凭借资历、政治关系和在军中的地位一路升迁，逐渐成为总理尼赫鲁倚重的人物。
有意思的是，考尔的声望很大程度上来自履历包装，而不是一场能够证明其统帅能力的大战。印度军队内部并非没人看出问题，前陆军参谋长帝迈雅就曾对重要岗位的人事安排表示担忧，只是政治信任压过了专业意见。
1962年10月4日，考尔被任命为第4军军长，承担东北边境方向的指挥任务。尼赫鲁对他寄予厚望，希望这位亲信能够推动前线行动。考尔到任后，没有充分评估地形、兵力和补给条件，便要求部队继续向前推进，部分基层军官的谨慎意见没有得到重视。
10月20日，中印边境东段战事扩大。克节朗地区首先成为关键战场。印军第7旅部署在狭窄山谷和河流附近，兵力分散，火力支援不足，后方补给又难以及时跟上。解放军发起攻击后，印军阵地很快失去完整性，撤退也变得混乱。
考尔曾试图前往前线稳定局势，但指挥体系已经出现严重问题。部队之间缺乏协同，命令频繁变化，前线军官无法准确判断下一步行动。后来考尔因身体原因离开一线指挥，实际作战指挥也由其他将领接替。因此，把整个战役的全部失利都归咎于他一人，并不符合事实。
但考尔确实承担着重要责任。他参与推动了高估自身实力的边境部署，也在关键时刻支持了脱离后勤条件的冒进行动。更严重的是，印度军政高层把政治目标置于军事准备之前，既没有建立可靠的运输体系，也没有为高原作战准备足够的炮兵、通信和冬季装备。
当时有人提醒：“部队已经超出补给能力，继续推进恐怕会出问题。”考尔的态度却相当强硬：“阵地必须守住，不能后退。”这几句对话未必能代表全部过程，却反映出当时印军指挥层普遍存在的心理：担心政治后果，胜过担心战场风险。
战事持续至11月21日。东段印军防线相继瓦解，西段一些深入中国境内的据点也被清除。印度方面公布的伤亡、失踪和被俘人数合计约8853人，其中被俘者约3968人。这个数字包含不同类别，不能简单理解为全部阵亡，但对当时的印度军队而言，损失依然极为沉重。
中国方面随后宣布停火，并从1962年12月1日起分阶段后撤，至1963年3月基本完成相关安排。部分被缴获的武器装备得到保管和处理，战俘也陆续获释。战场上的失败由此转化成印度国内的政治危机，尼赫鲁政府遭到广泛质疑。
责任追究很快指向考尔。印度舆论需要一个能够被看见的责任人，而考尔既是前线指挥者，又是尼赫鲁信任的将领，自然成为最合适的对象。遗憾的是，印度政府并没有把问题仅仅停留在考尔个人身上，军队的后勤、情报、装备和决策机制也受到调查。
考尔后来退出军队，并通过回忆录为自己辩护，认为失败主要源于兵力和装备不足。这个说法并非全无依据，印军确实存在准备不足的问题；但若把失败完全归结为兵力不够，也掩盖不了指挥判断和政治决策上的缺陷。
“永久赶出军队”是印度舆论对他结局的概括性说法。更准确地说，考尔在战后失去核心军职，军旅生涯事实上终止，个人声誉也随之崩塌。真正值得注意的，并不是一个将领如何成为替罪羊，而是政治目标、虚高的军队信心和薄弱的后勤体系，怎样共同把一场边境行动推向了无法收拾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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