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75年秋，北京，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率团访问中国。越南战争刚刚结束，统一已经实现，但这个胜利者并没有表现出轻松。会谈中的分歧，反而说明一个问题：黎笋既需要中国的支持，又在战略方向上越来越靠近苏联。
这件事很能说明越南人对黎笋的复杂态度。他不是一个可以被简单否定的人物，也不是一个能够被全盘肯定的领导者。在越南官方叙述中，他最重要的功劳有两项：争取民族解放，完成国家统一。
黎笋早年参加反法斗争，曾两次被法国殖民当局逮捕。1931年，他被判处长期监禁；1940年再次被捕后，被送往昆仑岛关押。长期牢狱生活没有使他退出政治，反而让他成为越南共产党内部意志坚定、组织能力很强的干部。
1946年以后，黎笋长期负责越南南方的革命工作。这里的局势比北方更加复杂，既有法国殖民军，也有地方势力和政治派别。黎笋在地下组织、武装斗争和地方动员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这也是他后来能够进入越南最高决策层的重要原因。
1954年7月，《日内瓦协议》签署，法国结束在印度支那的殖民战争，越南则以北纬十七度线为军事分界，形成南北两个政权。需要说明的是，这条线原本带有临时性质，并非永久国界，可现实很快把临时安排变成了长期对立。
奠边府战役的胜利，主要归功于胡志明、武元甲等人的领导，也离不开中国提供的物资、军事顾问和后勤支持。越军在战争中逐渐掌握大规模作战方法，黎笋则更多承担南方政治和军事斗争的组织任务。民族独立的完成，是越南几代革命者共同推动的结果。
1969年胡志明逝世时，越南仍未统一。黎笋随后成为实际上的核心领导人，继续推动对南方的军事进攻。1975年春，西贡政权迅速瓦解，越南南北实现统一。对越南而言，这不仅是一场战争的结束，更是数十年民族国家建设目标的完成。
正因为如此，越南社会很难抹去黎笋在统一问题上的历史地位。他把一个分裂的国家重新置于同一政治框架之下，这份功劳分量极重。即使后来路线发生重大变化，越南官方也始终保留对他这项贡献的肯定。
问题出现在统一之后。
战争年代形成的安全观和民族主义情绪，并没有随着统一而退潮。黎笋把越南视为东南亚重要力量，试图扩大地区影响，同时在中苏之间寻找更有利的位置。可是，越南与苏联的军事合作不断加深，中国与越南之间原有的互信也随之削弱。
1978年，越南加入经互会，并同苏联签署友好合作条约。苏联随后获得金兰湾等地的军事使用便利，越南则在柬埔寨出兵，推翻了红色高棉政权。越南认为这是解决边境威胁，苏联也给予支持；中国却将其视为越南谋求地区支配、挤压中国南部安全空间的重要表现。
在华越关系恶化的同时，越南国内排斥华人的政策加剧，大量华人离开越南。边境摩擦不断升级，最终导致1979年中越边境战争。此后，两国边境长期处于紧张状态，越南还在柬埔寨问题上持续投入兵力，经济建设承受沉重负担。
这正是黎笋最受争议的地方。他在民族解放和国家统一上取得巨大成就，却没有处理好统一后的外交环境，尤其没有妥善维系同中国的关系。越南曾经得到中国大量军事、交通、工程和物资援助，抗法战争与抗美战争时期尤为明显。援助关系最终转化为战略对立，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失误。
1986年7月，黎笋去世。同年年底，越南共产党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长征主持会议，阮文灵接任总书记，越南开始推行“革新”路线。其核心并不只是经济调整，也包括重新审视对外关系，降低对苏联的单向依赖。
1989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1990年，越南领导人同中国方面接触增加；1991年，中越关系实现正常化。路线转变由此完成。黎笋生前强调的那套地区战略，被后来越南领导层逐步修正，统一后的国家建设也由军事动员转向经济发展。
因此，越南人评价黎笋时，往往把两层意思放在一起：没有他的组织和决断，民族解放与国家统一未必能够以同样方式完成；但他的外交判断又使越南付出了长期代价。功劳无法抹去，缺憾也难以回避，这便是黎笋在越南历史中的真实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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