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到中年以后，要接受「没有人会来」

有一天我的朋友跟我说，「我知道我妈妈其实没有很爱我」。

她三十五岁了，单身，一个人在北京工作。

「但她可能是世界上最爱我的人了。」

我说：

跟她聊完，我又想了很久。

我们的父母、朋友、爱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每个人都是孤岛，即使再努力相爱，也总有令我们失望、孤独的时刻。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接受「没有人会来」，因为对于每个人来说，自己的生活只能自己过。

可是真的吗？人到中年，就真的要接受「没有人会来」吗？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我们确实能感觉到父母的爱。

但是心理学很难测量一个父母心里到底有多少爱，但可以研究另一件更加具体的事情，也就是父母有没有能力准确察觉、理解并回应孩子的需要。

2024年的一项大型元分析发现照顾者敏感性，也就是能不能注意到孩子发出的信号、比较准确地理解这些信号并及时回应，与孩子更安全的依恋存在稳定联系（Madigan et al., 2024）。

也就是说，父母的爱，大多数表现在对孩子的「回应」上。

但是，生活是很现实的，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也是有局限的。

有些父母愿意为孩子付出大量时间和金钱，却很难理解孩子为什么难过。

有些人真心希望孩子过得好，却只能按照自己的生活经验判断什么才叫好。

还有一些父母可以在现实生活里非常可靠，但面对情绪、冲突和差异时，几乎没有能力回应。

一个人自己的情绪调节能力、依恋经验、生活压力以及理解他人的能力，都会限制ta实际能够提供的回应。

甚至我们想象中的「真正爱一个人，就应该完全无私」，本身也未必符合现实中的健康关系。

Le等人整合100项研究、超过2.6万名参与者后发现，关心他人超过了关心自己，就很难感受到幸福（Le et al., 2018）。

现实里的爱，本来就很少是一种完全没有自我的状态。

一个人爱我们的时候，仍然是一个有恐惧、有需要、有偏见，也会疲惫和保护自己的人。

甚至有时候，人会因为自己本身的创伤，而对我们形成防御的状态，在不经意间伤害了我们。

也有可能真的替我们担心而试图控制我们，或者因为自己的焦虑，而冷落我们。

所以，「ta很爱我」和「ta很多时候没有给到我需要的回应」、「ta有时会伤害我」，完全可以同时成立。

不仅是和父母的关系，和任何亲近的人之间，我们可能都会有这种复杂的体验。

一部分感觉到被爱，一部分感觉到被忽视和伤害。我们需要承认人与人关系的复杂性。

不过，当然，承认这些复杂性也不会自动带来释然。

Fingerman等人的研究发现，成年子女与父母之间更强的矛盾情感，会带来更差的幸福感（Fingerman et al., 2008）。

复杂性越强，我们越迷茫，越痛苦，这是事实，我们不必去忽视，我们只是不需要为了证明其中的痛苦和迷茫是真的，就否认爱是假的。

反之亦然。

但我们也不用走向另一个极端——去寻找一种完整的、纯粹的爱。

心理学当然没有一种研究，可以直接告诉我们「一生寻找纯粹的爱最后会怎样」，「纯粹的爱」本身也不是一个能够直接测量的心理学变量。

但关系研究确实发现，如果我们对「真正的爱」设定了一个现实关系很难持续满足的标准，就更容易反复体验到伴侣和理想之间的落差。

Buyukcan-Tetik等人进行了长达3年的追踪研究，发现当一个人越觉得现实伴侣没有达到自己的理想标准时，通常过得越不好（Buyukcan-Tetik et al., 2017）。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降低择偶标准，而是再说，我们的标准应该给一个真实的人留下存在的空间。

如果「真正爱我」意味着永远理解、永远优先、从不自私、从不伤害、永远在最正确的时间给出最正确的回应，那么现实中的任何爱，都很容易长期处在「还不够」的位置。

研究发现，那些更倾向于不断寻找「最好的可能关系」、而不是评估眼前关系是否足够好的人，整体上会报告更低的关系满意度、更少的投入和承诺，也更容易觉得外面的替代选择更有吸引力（Mikkelson & Pauley, 2013）。

这样就会让一个现实中的人，一直在和一个想象中的人竞争。

现实中的人会疲惫，会理解错我们，会偶尔把自己放在第一位，也会在某些重要问题上永远给不了我们真正想要的东西。但那个想象中的人不会。

于是我们可能越来越擅长识别一这个人还有哪里爱得不够好，却越来越难看见ta实际上已经给出了什么。

确实，「没有一个完美的人会来」。没有人会完美地承接我们的生活，填满我们脆弱的每个时刻，让我们无忧无虑地过上全然安全的生活。

但有人会来。

有一个不完美的人，可以抱住我们，可以陪我们度过很糟糕的一晚，可以帮助承担一部分生活，也可以在我们失去方向时提供支持。

但ta不能永远替我们调节所有情绪，不能补完过去所有没有得到的东西，也不能通过无限包容证明我们从此再也不会失去爱。

精神分析学家温尼科特曾经提出过一个很有名的概念，叫作「足够好的母亲」（good-enough mother）。

它不要求母亲永远完美回应孩子。婴儿刚出生的时候，照顾者需要高度适应ta的需要，但随着孩子逐渐发展，照顾也会不可避免地出现延迟、误解和落空。

只要这些缺口没有大到让孩子无法承受，而且关系里仍然存在稳定的回应和修复，孩子反而有机会逐渐发现，世界并不会永远按照自己的需要运转，但自己仍然可以活下来，也仍然可以被爱（Winnicott, 1953）。

「足够好」不是退而求其次，而是在承认人的有限以后，重新定义什么叫可靠。

如果把这个思路从亲子关系稍微向外延伸，我们也许可以谈一种「足够好的爱」。

足够好的恋人不是永远懂我们的人，而是大多数时候愿意理解，理解错了以后也愿意重新听。

Ta会让我们失望，会偶尔自私，也可能在一些需要上永远无法和我们完全匹配，但重要的事情仍然可以谈，伤害以后仍然能够修复，我们的需要和边界也不会长期从关系里消失。

足够好的朋友也是如此。Ta不一定永远第一时间出现，不可能对我们所有选择都感同身受，有时甚至会嫉妒、误解或者暂时顾不上我们。

但这段关系总体上仍然允许彼此做一个完整的人。我们可以靠近，也可以拒绝。可以一段时间需要更多，也可以在对方没有能力接住时转向其他支持，而不必立刻把这种有限理解成背叛。

所以，人到某个阶段以后，我们寻找的也许不再是一个「从来不会让我失望的人」。

而是一个即使会让我失望，仍然值得信任的人。

不是因为ta永远做对，而是因为关系里有足够多的理解、回应、边界和修复，让那些不可避免的错过不会一次次摧毁关系。

我们需要允许爱里存在缺口。

在那次聊天的最后，我把这件事想明白了，写成了文章给你们看。

最后我这样回复她：

希望大家都能获得足够好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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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甘春豆

编辑/壹点灵主创团

插图来源/Pinterest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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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rditt, K. S., Miller, L. M., Fingerman, K. L., & Lefkowitz, E. S. (2009). Tensions in the parent and adult child relationship: Links to solidarity and ambivalence. *Psychology and Aging, 24*(2), 287–295.

Buyukcan-Tetik, A., Campbell, L., Finkenauer, C., Karremans, J. C., & Kappen, G. (2017). Ideal standards, acceptance, and relationship satisfaction: Latitudes of differential effects.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8*, 1691.

Feeney, B. C. (2007). The dependency paradox in close relationships: Accepting dependence promotes independenc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2*(2), 268–285.

Fingerman, K. L., Pitzer, L., Lefkowitz, E. S., Birditt, K. S., & Mroczek, D. (2008). Ambivalent relationship qualities between adults and their parents: Implications for the well-being of both parties. *The Journals of Gerontology, Series B: Psychological Sciences and Social Sciences, 63*(6), P362–P371.

Le, B. M., Impett, E. A., Lemay, E. P., Jr., Muise, A., & Tskhay, K. O. (2018). Communal motivation and well-being in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An integrative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44*(1), 1–25.

Madigan, S., Deneault, A.-A., Duschinsky, R., Bakermans-Kranenburg, M. J., Schuengel, C., van IJzendoorn, M. H., Ly, A., Fearon, R. M. P., Eirich, R., & Verhage, M. L. (2024). Maternal and paternal sensitivity: Key determinants of child attachment security examined through meta-analysi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50*(7), 839–872.

Mikkelson, A. C., & Pauley, P. M. (2013). Maximizing relationship possibilities: Relational maximization in romantic relationships. *The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53*(4), 467–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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