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虚构：被生活重锤敲碎的时光之公安八年（下）

作者：张爱民

我到吴营看望媳妇的时候，有时也转到派出所去喝茶。所长有次给我说，派出所准备组建“联防队”，想叫我穿着警服带联防队。我给媳妇一说，她特别高兴。还说明天要和我一起去派出所。我有些犹豫，因为我来之前，沟渠派出所刚开会，要建立党支部，我被选为支部委员了，等“批复”分工。我就说，你莫慌去，我先去，就是玩嘛，串门喝杯茶。

第二天星期天。上午，沟渠派出所打电话到吴营电影院，叫我回去。我也不知道什么事，慌忙就回到沟渠。所长告诉我说，两个村的村民，因为水库放水的事情，打伤了人。伤者是民兵连长。而打人的一方，就是我原来大队的人。

所长安排我主办这个案子。我很为难，就说，我一个村里，不好搞哇！所长说，有什么不好搞的？你先去调查。无奈，我就带一个招聘警察先到医院询问伤者。

事情的起因很简单：天干田地缺水，水库一直在开闸放水。为防止水渠出现垮塌，水跑漏现象，各村都派有“护渠队”，各管自己的一段。当街边的下游村人，夜晚巡查到上游接口处时，发现上游村的“护渠人”把渠拦断了，水都流到上游村，流不到下游村了。规定只能扒自己村的豁口放水，不能拦截下游水渠。街边村的人“野虎”，上去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把自己这边堵的石头泥巴都扒开，去堵上游村的豁口。你堵我拦，吵吵嚷嚷，你推我搡，双方就发生了混战。幸好都没动用沙掀和十字镐，只是拳脚相加，上游村的民兵连长被人一脚踹倒在水渠里，胳膊碰在石头上，擦伤了皮。村民当即就把他送到了镇卫生院。

本来，这起纠纷连“殴打他人”的治安案件都还算不上，没想到，后来演变成了一个大事件，搞得我和所长都下不来台。

一个镇上的人，村挨村，问连长谁打的他？他认识，能叫出三四个人的小名。

星期一早会，我给所长汇报。所长说：“把他们都传到派出所来问。你一个村的人，下去调查不好搞。”

我问：“要不要开《传唤证》？”

所长说：“开几张《传唤证》也行。”

外勤民警带两个招聘警下乡去了，所里就是所长、内勤和我俩办这案子的四人。

因我也叫不出这几个人的大名，《传唤证》总不能写小名吧。我骑车先把我们村的民兵连长叫到派出所。开了四张《传唤证》，叫连长去喊。前两个传的是九点到所，后两个传的是十点半到所。

第一个来的是绰号叫“军犬”的家伙。他进了派出所就大呼小叫地喊我的小名，还说：“我又没犯法，你把我叫到这地方来干嘛？你娃子要给老子恢复名誉！”

我一听毬头上都是火，上去“啪啪”就呼了他两耳光：“老实点！这是你撒野的地方吗？”

老实了，问材料的时候很顺当，说的也清楚。刚叫这两个签字按手印，另外的两个提前到了。看来正规的法律文书还是有一定的震慑力。

所长说：“把他们两个先拷在门前的柏树上。”

我就把问完话的两人带出来，让他们双手抱树，用手铐拷在大门口柏树上。另两个一看傻眼了，乖乖地跟我们进屋，老实交代了事情的经过。所长也叫拷在树上，那天是“热集”，派出所旁边20米的地方就是镇集贸市场，一看派出所门前又拷了四个人，还以为又是我们抓到了扒手，都围来看热闹。街边上的，有的就认识，一看不是扒手，就议论纷纷：“这哪是扒手唦！这不是军犬吗，咋回事？犯了啥法啊，也拷在这里‘示众’？”还有人与这四人说话。

我们不知道的是：在连长拿《传唤证》叫这四个人到派出所接受询问的时候，得到消息的村民已经议论纷纷，“炸锅了”，都说是为了村里的事，叫这几个娃子受罪。四人的父母、亲戚、朋友，七大姑八大姨，亲戚连亲戚，几十人涌到了村委会，找书记、主任、连长不行，讨说法，抱不平。要求他们到派出所去把人保回来。三个村干部谁也不愿出头，面面相觑。上街赶集的人回来后看到这样子，又给这四人的家属说：

“四个娃子都拷在派出所门前的树上啦！”

“像畜生一样，活像是赶集卖牲口的！”

“听说还挨了打！”

“啧啧。惨啦！”

这些话，无疑是火上浇了一瓢油，让给这群激愤的人更加激愤。每个地方都有一些爱挑事的“刺头”，于是，就有人起哄喊道：

“不行！我们去找派出所。”

“对！又不是为我们自己的私事。”

“是啊，派出所干嘛要这样？”

“走！”

这群人义愤填膺，浩浩荡荡地涌向派出所，在公路上一路走一路呐喊，人越聚越多。村子里一千多人都在公路边住，很多不明事由的人，也跟着一起。到了派出所门前已有两百多人，街道上卖菜的也不卖了，买菜的也不买了，都涌来看热闹。所长一看架势不对，就命令我们：赶紧把人搞进来。但是，已经来不及了，拷人的树被他们的家人团团围住了。哭哇，喊啦，闹哇。三丈宽的街道被围得水泄不通。人群中不停地有人喊叫：

“放人，放人！”

“这娃子们犯了什么罪？”

“你们把人当牲口一样对待？”

“严惩打人的警察！”

“骂人侮辱人格，打人侵犯人权！”

“还我公道！”
“开除打人的警察！”

所长说了一句：“你们围攻派出所是违法犯罪行为。”

领头的几个就吼道：“来呀！把我抓起来。把我枪毙了！”还有人拍着胸脯说：“枪拿出来，朝这打！”

乱哄哄地，我们四个警察的解劝，根本就没人听，说的话都被淹没在这人潮中了。派人去找村干部，都躲起来，找不到，也没有电话。镇委书记搬了一把木条凳，站在上面喊道：“我是镇委书记。你们有什么事情，可以和我说。你们十人一组选一个代表。我们到政府会议室谈好吗？”

人群中又是一阵呐喊：“先放人，先放人，先放人！”

镇委书记的话也被淹没了。没办法了。镇委书记就给所长说：“先把人放了吧！”所长不愿意。书记说：“你把人放了，人就散了。以后再说。”所长就站上了凳子喊：“都不要再吵了！先把人领回家。”围在那四棵树旁的人，都识趣地散开了。

我去一个一个把这人的手铐打开。围在派出所门前的人，马上就散了一半，还有些人，看看不热闹了，也就慢慢散去。

第二天县局就派人下来调查，责任全都是我这个临时工的。说我不该要求所里开《传唤证》，不该动手打人，不该把询问好的人随意拷在树上，而且还是在门前。我当时那个气啊，恨不能杀人！有什么办法呢？人，还要在社会上混，不能把人得罪完，不能把一切都做绝。

我，没有申辩。谁让咱不是正式的，只是一个聘用的！干活多，但责权利都不一样。功劳是别人的，利益是别人的，出了问题，责任都是自己的。

最后局里说：撤案！这事让镇上去协调解决。

就这，我们村里的人还不依不饶，说我不站在公正的立场上，偏袒对方；对方村的人又说我，包庇自己村里的人。我是“老鼠钻进风箱里，两头受气”，“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还好，没警告，没记过，没给任何处分。但镇委考虑到影响，批复党支部成员时，没有我了。

我给媳妇说了这事，媳妇说：“不行了不搞毬了。一个临时工，到哪里干不是干！”

我这时候也真正动了给孩子转学的决心。星期六的下午，我中午陪县局刑警吃饭，就请假坐他们的便车去吴营。县城到吴营还有三十里，车直接给我送到了吴营电影院，他们才返回县城。

我第二天又去派出所玩。所长说：“你莫走了，在我家里吃饭。我原丈母娘来了，指导员也在，我们一起喝杯酒。”指导员还开了一句玩笑：“所长的新朋友也来了！”所长笑笑，随即就叫了一名警察，给他说：“你去把电影院的晏院长叫来我家吃饭。”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喝酒的时候都问起了沟渠派出所被围的事件。我很尴尬，简单地说了一下情况。指导员幸灾乐祸：“叫你上个月来我们这里，你还不搞。来了就没这事了！”所长说：“你来待遇和招聘警察一样。你管联防队。”我和媳妇都稀里糊涂答应了。

回到沟渠，我就把工作辞了。孩子转学手续也不用办，所长给吴营小学校长打了一个电话就成了。请吴营油漆厂的140车帮我搬的家，就几样木头家具和一台黑白电视机，把老妈一起都接到了吴营电影院。

就这样，我黯然地离开了生活过三十五年的家乡沟渠。从此以后，一家人再也没有回去生活过了。

我到吴营派出所上班，也是和在沟渠一样，晚上带联防队巡逻，白天和招聘民警一起下乡办案。一天早上，有个少女报案称：她昨晚被两名男青年哄骗到居委会前街的一间空房内，遭到轮奸。

这还了得！又是大案啊。全所出动，很快就查到了嫌疑人，去抓捕时发现门从外面上了锁。所长示意大家屏住呼吸，他耳贴门缝听到屋内有睡觉的打鼾声。果断地下令：下门冲进去。正在梦中的两个嫌疑人被从被窝拧起，乖乖就擒。这样的案情很简单，但为了挖余罪，又在所“留置室”关了一夜，夜晚我值班时翻看了一遍卷宗。

次日上午又接到报案，一个餐馆的老板250型红色摩托车在门口被盗。奇了怪了，接二连三发案。警察都年轻，有股虎劲，隔天就把人和摩托车带回来了。

我休了一天一夜，又轮我值夜班。我就在夜里值班时，写了一篇通讯《吴营派出所显警威——三天三夜破两案》，没经请示就直接投给了报社。过了一周被两家报社采用。

那天我正常从电影院到派出所上班，警察们都在会议室坐着。我进门几个警察就帮我围住了，开玩笑说：你把所长吓了一跳，所长大吃一惊！

所长说：“是啊，我看到报纸没发现是谁写的，看了半天才发现名字在插图上面！”搞的我还不好意思，羞涩地笑笑。所长当即就在会上作出决定，今后所有的案情都告诉我，我写通讯的信封和邮票所里报销。并在内勤办公室加了一张桌子，供我办公用。

自此，我先后写了《借钱生贼心，恶人终有报》，《骗子演双簧，农妇受欺骗；干警速出击，骗子落法网》，《躲过初一，难逃十五——流氓头子落入法网》，《老太太人老心毒》，《报纸亮恶像，罪犯无处藏》，《手爪发痒打学生，流氓滋事进班房》，《两学生半月作案三起，盗窃竟为玩游戏机》，《偷了零件卖废铁——获利数百元，报废几十万》以及干警们破获的系列电线被盗案，我还写了长通讯《还我光明》发表在省报上了。

大家都戏称我叫“记者”。我连续两年被《公安交通报》评为优秀通讯员。还在《山海经》和《治安纵横》杂志、县市报上发表了民间故事和杂文多篇。要说有点影响的，也就是杂文《要防节日推磨转圈》。那几年我看到“接春酒”现象比较严重，乡镇和县城可以说很盛兴。有感而发写了这篇杂谈。

元旦刚过，春节将至。节去节来本是一桩喜庆不断的好事，但笔者却感到有一点多余的心忧，那就是近年来的酒桌推磨，吃喝转圈现象。“节去节来”变成了“接来接去”

今日到陈经理家撮一顿，明天就上李厂长家，而大老王总不能老吃别人的呀，也得请一桌，那么后响就上大老王家去。领导层中推磨到堂，又该在同事同学中间转圈了。张王李赵，有请必到，不去不给面子，而去了就别忘记“喜酒要钱，春酒要还”的俗言，孙钱罗袁，又备酒席还。诸如此类，推来转去，领导转混了头，司机转花了眼，工人转误了班，学生转迟了点。山珍海味没有“转”出对人体的营养，却落了个伤肝损胃。

本来，春节假日，领导层中走一走，同事同学聚一聚，无可厚非。但如果搞酒桌推磨，吃喝转圈，整日沉浸在酒海之中就不足取了。笔者所言，旨在使大家能够在节日的欢乐气氛中，掌握好这个“尺度”。千万不要把有限的精力和财力都投入到轰轰烈烈的大吃大喝中去了。

文章在当地党报上发表后，起到了一定的警示作用，公款私款请客转圈现象少了很多。有同学和同事跟我开玩笑：都是你这篇文章惹的“祸”！

有一个案件比较离奇，干警们抓到一个盗窃耕牛的嫌疑人。他承认牛是他盗的，但他盗牛后牵着走了大半夜，出了汾河县，他认为安全了，也累，就在山坡上睡着了，牛又跑了。审讯他的干警懵了。俗话说，捉奸捉双，拿贼拿脏。这可咋整？说他屈打成招？也没打他；说他讲胡话，也不像。

怎么办？不气馁！继续寻找。马上派出两队人马前往他“睡觉”的地方寻访。还真发现了线索：一个农民在自家的棉花地里，捡到一头膘肥体壮的黑毛犍子牛，喂了两天又被两个不认识的人领走了。好不容易续上的线索又一次中断。干警们只好扩大走访范围，追寻那两个“不认识的人”。

功夫不负有心人！两个“不认识的人”终于被找到，但他们又声称：牛是汾河县的人委托他们找的，找到牛后汾河人一直不去领，他们又以1640元的价格卖给另外一个县的农户。

干警们明白了，这个“汾河人”被关着呢，他怎么能来领牛哇！功夫不会枉使，历经周折，终于把这起案件画上了圆满的句号。我写了一篇长通讯《为了一头耕牛》，发表在《**日报——周末版》的头条。

我的家庭生活慢慢有所好转，但媳妇却把超前消费发挥到了极致。她刚刚被文化局任命为“电影公司吴营电影院院长”，就想着要给女儿办九岁生日宴会。我不同意，她坚决要办。还买了一套客厅用的矮组合柜和组合沙发，买了一个折叠的沙发床。自己租了一辆中巴，还要求我搞一辆212北京吉普到沟渠接客人。

当时赶上电影公司收缴半年上交款，我把家里所有的钱都拿出来也不够，还把妈妈身上的几十元也拿来，才勉强给她筹够了2400元钱。那天上午她去县城交钱。钱没交，在电影公司家电店里，看中了一台25寸的大彩电4200元。她给人家付了2000元，请电影公司的212吉普车拉回吴营。记得那彩电大得212装不进去，司机只好将后排座车门卸了，才勉强塞进去的。

真是让人哭笑不得！年底刚把钱还清，电器大降价，25寸的彩电只要3100元了。

女儿的九岁生日宴，在政府招待所宴会大厅，请了十几桌客人，写了“横幅”，还从县文工团请了乐队，请的摄像，老家里客人也都是中巴和吉普车接来的，热闹非凡。但我当时就觉得这种虚华不值得。就连她养母和我四表姐都批评我说，你搞这么奢侈，要花好多钱啊！最后算下来圆扯圆，把收亲戚朋友的礼金，全扔给了招待所，自己还欠了一屁股“人情债”。

我这一生，也是注定了不可能顺风顺水，也不会有什么大的建树，同时我也相信，尽管会有些跌宕起伏，曲曲折折，但也不过是微波微澜，终归平平淡淡。但凡生活中有点亮光，要燃起希望，抬头向上走时，总会有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像天空中突然下起的暴雨，将我那刚燃起的希望火焰浇灭。一切又得从头再来。

就在刚觉得生活走上正规的关头，全县突然解聘招聘民警，要求各乡镇自行安排临时工作。我的一个战友，被招聘在市特巡警大队，也被解聘了。当时很多认识我的招聘警察，都打电话到吴营派出所找我，希望我能牵头组织大家上访。尽管我也很沮丧，但我知道，上访不起任何作用。据说市特巡警队100人都到市政府上访过，就是只剩七个人时，我那个战友仍然坚持在上访，还是不了了之。后来这位战友，通过自己姐姐小叔子的关系，被招到一家灯具厂当了工人。

说到这位战友，这次变故后，因生活的不如意，至今没有步入婚姻殿堂，64岁了仍孑然一身。与老家的亲戚朋友和战友都不来往，电话信息一慨不回。想想也够可悲的！人啊，什么年龄段该做什么，还是要做该做的事。不然再精彩的人生也不算完美。

我当时正在协助内勤整理档案，派出所想搞“档案管理省二级达标单位”。各种材料已打印，装订成册。所长想叫我继续留在派出所，协助内勤。准备将综治办的人退回粮管所，叫我在综治办上班。

媳妇晏林又调到了上集电影院当院长，想叫我也到上集去，还说小孩子上学的事已经联系好。我又想到女儿坐车晕车的事，认为反正转不了正，在哪里干都一样，一家人在一起还可以照顾。我打电话给上集派出所副所长，他是我在沟渠镇时派出所内勤。他和所长一商量，热烈欢迎我去。想想也是啊，派出所解聘了招聘警察，一下子少了这么多人手，现在一个有点经验的人愿意来打杂，何乐而不为。

我把家搬到上集后知道了，上集镇党委书记是我的街坊，就是那个背诵“老三篇”的大哥哥。我当时还幻想媳妇已经转正，我能否通过这个镇委书记也搞个指标。还在适当的时候和他说过这事。他说，我现在手里有十几个人的问题没解决。我有些失望，但生活还得继续。

我在上集派出所上班，已经没有了警察的政治待遇，不能穿警服了。每天就跟着正式警察打下手，还是下乡办案，写询问笔录，但笔录上不能写自己的名字，要写上其他警察的名字。没事就到“桥头卡点”值班，所里要有“留置人员”就帮忙看守。

我的工作波澜不惊，媳妇的工作风生水起，因工作出色，先后受到县公司、文化局、宣传部表彰。女儿还在镇上举办的纪念“五一”，“五四”活动中，参加“歌韵比赛”，获得了“优秀少年歌手”称号。

一切似乎又在朝好的方向发展，但媳妇的超前消费又提高了一个层次。刚兴起“影碟机”，她跑到县里在电影公司家电店，一分钱没给人家，拉回来一部“爱多”影碟机，加功放，音柱全套卡拉OK。2800元就那样欠着。当时镇委书记家和派出所的人都还没有添置这“玩意”。真是穷人小家庭，超前消费一大步。那时所里警察下乡，都会偷跑到我家看影碟片。没多久，影碟机风靡到了城镇大多数家庭，价格也便宜了不少。

媳妇晏林工作正顺的时候，吴镇电影院长要调到电影公司，院长一职没人担当，县里又想到了晏林。

那时由于影碟机的冲击，电影已没有多大市场空间了。作为院长，既要协调好政府、村委会、学校等，争取镇党委或者政府制发文件，下达任务，要求各村和学校组织人员观看，还要协调好电影公司发行部门，从发行部优先搞“重点影片”。尤其是收费，村里就是夏秋两季收提留款的时候，要钱的部门那么多，你与村里关系不好，人家凭什么优先给你结算？所以也很难。

媳妇一个人先去吴镇电影院上班了，我和妈妈、孩子都还在上集生活。她一个人太难了，经常要找人说好话，逢年过节还要拜访有关领导。几次在村里晚上喝完酒，一个人夜里骑自行车回家，还摔了几跤，醉醺醺地回到家也没人管。好可怜。

我又从上集辞职，把家搬到了吴营。我再没上班了，我已经想好，要自己搞。吴营派出所长知道我回到了吴营没上班，还派人到家里找我，想叫我还去派出所上班。我委婉谢绝了。

在镇上考察了两天，我决定开个影碟店。家里没有积蓄，还欠了几千元外债。在上集晏林保住了电影院人员工资，上交款却是从镇农经管理站“合作基金会”贷款完成的。尽管村里还有大几千元应收款没收起来，但也只能夏秋两季去收，何况现在你人不在那里了。

我到县城建局找我九表姐，想问她借点钱。九表姐在家里，凑了1500元给我。我就在吴营中学旁“开发区”找了两间门面房，年租金1200元，每季度一交300元。把家里的电视、影碟机、功放、音柱，连沙发床和春秋椅以及所有的松树靠背椅都搬到了影碟店。从市里进了几百块钱的碟片。请人做了一个招牌。

开业那天是九八年九月八号，所以我就给这家店起名为“九九八家庭影院”，放录像带出租影碟片。枪战、武打每盒（盘）24小时一块钱，带点色彩的生活片24小时两块钱，成套的三盒（盘）、五盒（盘）就三块、五块。

不咋说，我干什么事情都是在末尾。刚开业生意很好，每天有个二三十块钱的收入。但什么事情都是一阵风，影碟机很快普及到各家各户，吴营又开了4家影碟店，其他乡镇也都有了，不再来我店里租碟片了。生意自然清淡了许多。

我想到吴营是建筑大镇，很多建筑老板娘在家没事，我就将家里的简易饭桌和麻将拿到了店里，又借了房主的一副麻将和桌子，搞了两桌麻将。每人半天收费一元，给她们泡上一杯茶，既不影响影碟生意，还能增加点收入。

偏偏这时，内弟晏军又来借钱。说他把弟媳从粮管所调到市里工厂，还在市里买了一套“房改房”，差一万元钱。晏林没办法，就去贷款，没贷到。找私人借了5000元“大加一”高利贷，月息2分。晏军听说，上集还有9000多元钱没收回来，就在上集请了一个“社会人”，拿着所有的欠条，帮忙收款。这一下子把欠款的单位领导得罪完了。单位的资金往来，你叫“黑社会人”到家里找我要钱？晏军和这个社会人跑了几天，共收了2300元。被“社会人”扣走了800元。后来那7000多元都成了“死帐”至今没收回来。

电影院的事业在一步步下行，几乎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勉强只能发基本工资了。媳妇晏林的心情很差，每次到店里看到我一个大男人给一帮小媳妇们端茶倒水，心里就不舒服。加上我这个38岁的年轻帅小伙，伺候她们，小媳妇们倒是很享受，还和我打情骂俏。晏林更不高兴，去了就摔摔打打的。这些建筑老板娘，没有当场发作，事后给我说，看你媳妇这样的脸嘴子，我们再也不来了。麻将哪里不能打？非要上你这里来！我们都是看在你的面子上，图个热闹。

做生意啊，就是图的人气，越是人多人们越是蜂拥，越是人少越没有人来了。我拿旧碟片到另外的乡镇和别人调换，勉强维持着影碟放映。

春节是营业的高峰期，正月十五前，我除去家里开支，还赚了1000多元，就计划去市里再进点碟片或者筹1500元还给九表姐。赶上养母的大女儿结婚，我说上个大礼拿五百吧。晏林认为，拿五百太没面子，要拿一千五！一下子把我店里的钱全部拿光了，连零钱都不剩。

我当时十分苦恼，是的，无论我们上多少礼，娘家都会还回来的，但时机不对呀！

屋漏偏逢连阴雨。学校硬性规定：所有在校学生不能到任何店里看录像。老师还在门口守着。派出所也常来清查录像店，税务所主任来拿免费碟片的次数越来越多。我想扩大门面，苦于没有资金。电影院被影碟机冲击得停业了，家家都看碟片，谁还跑去看电影？

绳子尽从细处断。人生啊，越是低谷越被人看不起，越受人欺负。借别人的钱，债主也都上门来讨要。实在没法子，我叫晏林去找晏军，看借的五千元钱能不能先还一些。谁知道她去了，一分钱没要回来，还和弟媳妇吵了一大架，后来几年不来往。店实在开不下去了。我就想到了出去打工。

我这一出去就是二十年。

【作者简介】张爱民，湖北省襄阳市作家协会，谷城作家协会会员。襄阳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华文原创小说签约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