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蒙大拿计划冲击“金钱政治”，最高法院改革争议再升温？

美国政治最近出现了一个颇有意思的反差。

一场可能撬动美国竞选资金规则的试验，没有首先出现在纽约、加州这些自由派大本营，而是出现在特朗普2024年以接近20个百分点优势拿下的蒙大拿州。

当地一项名为“I-194”的“蒙大拿计划”已经进入今年11月选票，矛头直指企业、工会和其他所谓“人工法人”的政治支出，而它真正想绕开的，正是影响美国政治十多年的“公民联合会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场争论已经不只是钱的问题。从党派划分选区、开放式初选、排序复选制，到国会议员任期限制，再到最高法院大法官伦理规则和18年任期设想，越来越多原本分散的改革主张正在被捆到一起。

美国政治旧秩序当然没有突然倒下，可过去被视为很难碰的几块硬骨头，如今为什么同时被摆上了桌面，这才是这场蒙大拿风波真正值得观察的地方。

“蒙大拿计划”最特别的地方，并不是简单喊一句“推翻公民联合会案”，而是换了一条路走。

2010年，美国最高法院在“公民联合会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中以5比4裁定，只要不与候选人直接协调，企业和工会用于选举的独立支出受到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

这一裁决推翻了长期存在的企业政治支出限制，为“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和可无限额接受匿名捐款的501(c)(4)非营利组织的兴起打开了大门。

两年后，蒙大拿试图继续执行自己从1912年开始实行的企业政治支出禁令，最高法院又在“American Tradition Partnership诉Bullock”案中明确否定了蒙大拿的做法，以简要裁决方式认定2010年的原则同样适用于州一级。

换句话说，正面撞最高法院这堵墙，蒙大拿十多年前已经撞过一次，而且输了。

因此这一次I-194换了打法。它不直接宣称企业没有言论自由，而是从州政府赋予企业、非营利机构、工会等组织哪些法律权力入手，试图规定所谓“人工法人”没有拿钱影响选举结果的法定权力。

这个设计听起来绕，其实核心并不复杂。

支持者的逻辑是，公司之所以成为公司，是州法律赋予它有限责任、法人资格等制度性权利，那么州政府也应当能够规定这种法律身份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

反对者则认为，不管把限制包装成“企业权力”还是“企业权利”，最终效果仍然是在限制政治表达，因此绕不开第一修正案。

双方争的显然已经不是一个技术条款，而是谁有权给政治资金划线。蒙大拿商会此前试图阻止相关倡议进入选票但没有成功，目前商界和保守派团体仍然公开反对I-194，理由之一就是它适用范围很宽，不只覆盖传统商业公司，还包括工会、非营利组织和部分行业协会。

法律学界对此也没有形成统一判断。洛约拉大学法学教授贾斯汀·莱维特称该提案“大胆且不寻常”，认为可能迫使最高法院重新面对州权与企业政治表达之间的冲突；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法学教授理查德·哈森则更为怀疑，认为这是绕开“公民联合会案”的“迂回战术”，很可能被最高法院保守派多数否决。

真正让这件事变得敏感的，是后面的数字。

据OpenSecrets数据，美国企业向联邦外围政治组织的已知资金，从2010年的约1300万美元增加到2026年至今超过6亿美元；蒙大拿州独立政治支出则从2008年的3.3万美元增加到2024年的1.62亿美元。虽然其中并不全等于企业“暗钱”，但资金规模的变化确实非常明显。

于是，一个过去看起来很抽象的宪法争议，开始变成很现实的政治感受。

普通选民看到的是电视广告、短信、传单和社交媒体投放越来越密集，而候选人面对的则是一场越来越昂贵的资金竞赛。

蒙大拿前政治实践专员杰夫·曼根指出，企业现金涌入政治的最大影响之一是民选官员不再首先对选民负责，现任国会议员必须每天筹款数万美元才能保持竞争力，“当这成为优先事项时，有人会被推到一边，通常就是选民”。

这正是I-194能够在一个偏保守州获得跨党派关注的重要背景。

如果只是一个州限制企业政治支出，这件事还未必会有这么大的外溢效应。

真正值得注意的是，在蒙大拿当前政治讨论中，竞选资金已经和选区划分、初选制度、国会议员任期乃至最高法院改革连在了一起。

今年以独立身份竞选蒙大拿州联邦参议员的塞思·博德纳，就是一个明显例子。

博德纳曾任蒙大拿大学校长，他公开提出禁止国会议员炒股、限制国会任期、推动更加透明的竞选资金制度、改革选区划分，同时支持开放式初选和排序复选制，并主张最高法院大法官设置18年任期。

这些主张能不能通过，是另一回事，但它们为什么会同时出现，却很说明问题。过去美国政治里的很多制度争议是分开讨论的——民主党谈竞选资金，共和党谈联邦权力，独立派谈两党垄断，司法改革又是另一摊事。如今越来越多政治人物开始把这些问题归到一个共同解释里，也就是美国政治竞争越来越被两党组织、资金网络和安全选区所塑造。

博德纳不断拿橄榄球场打比方，他认为多数蒙大拿州选民并没有站在政治光谱最远端，但全国政治讨论常常由“两端一码线附近的人”主导。

这个说法属于他的政治判断，不过背后确实有一组值得注意的数据。盖洛普2026年1月公布的年度调查显示，2025年有45%的美国成年人自称政治独立人士，创下该调查自1988年开始追踪以来的历史新高，而自认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比例都只有27%。

这并不意味着45%的美国人真的组成了一个统一的“中间派”，因为不少独立选民投票时仍然明显倾向某一党。可它至少说明，两党身份本身对越来越多美国人的吸引力正在减弱，而美国的选举机器却依旧主要围绕两个政党运转，这种落差就给制度改革留下了空间。

党派选区划分也是同样的逻辑。如果一个选区已经被设计成某个政党长期占优，那么真正决定胜负的往往不是11月的大选，而是参加人数更少、党派色彩更强的初选。候选人为了先从党内杀出来，自然更容易迎合本党最积极的一部分选民，而没有多少动力去争取另一边的人。

因此，开放式初选、独立划区委员会和排序复选制才会被一部分改革人士反复摆上桌面。它们并不天然保证政治一定更加温和，也存在规则复杂、选民适应成本以及不同制度受益者不同等争议，但背后的诉求很清楚，就是削弱“安全选区+封闭初选”形成的锁定效应。

事情走到这里，最高法院自然也很难置身事外，因为今天美国竞选资金体系最重要的法律基础之一，本身就是最高法院判例。

2010年的“公民联合会案”是最高法院作出的，2012年推翻蒙大拿百年企业支出禁令的也是最高法院，而现在I-194如果通过并遭遇诉讼，最终仍有可能一路打回最高法院。这样一来，美国政治中就出现一个颇具戏剧性的循环：地方选民试图改变竞选资金规则，而决定这种改变能不能活下去的机构，很可能仍然是当初确立现行规则的法院。

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最高法院的伦理规则和任期问题重新被翻出来。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目前实行终身任职。2023年，法院虽然首次正式公布《大法官行为准则》，但正如美联社当时指出的，这套准则没有独立的强制执行机制。

到2026年，国会里仍有人继续推动有关最高法院伦理、回避和透明度的立法，包括参议员墨菲重新提出的《最高法院伦理法案》，要求最高法院必须遵循行为准则，以及众议员莫尔顿参与联署的《最高法院礼品禁令法案》，试图将大法官收受礼物上限设为50美元。

博德纳等改革人士提出的18年任期，则试图处理另一个长期争议。如果九名大法官每人固定任职18年，并按照某种稳定节奏轮换，那么理论上每届总统获得大法官提名机会的频率会更加规律，不再那么取决于某位大法官什么时候退休或者何时出现空缺。

但这一方案同样面临宪法解释和制度设计上的一系列难题，反对者担心这可能进一步把最高法院任命与总统选举绑定，让司法职位变得更加政治化。

更深一层看，最高法院今天之所以承受越来越多政治压力，也不能全部归结到法官本身。

美国国会在很多高度争议的问题上长期无法形成稳定立法，行政部门越来越频繁依赖行政权推动政策，而反对者又不断把这些政策送进法院，于是很多本该由立法政治消化的矛盾，最后都压到了九名大法官面前。

美国所谓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制衡”的三脚凳，并不是哪条腿单独出了问题，而是当国会这条腿越来越难承担立法责任时，另外两条腿就不得不承受更大的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