鞠建东、林毅夫、余永定、姚洋、李迅雷：宏观政策与全球再平衡（对话实录）

来源：经济学家圈

。本文为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讲席教授鞠建东、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上海财经大学滴水湖高级金融学院院长姚洋、中泰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在2026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圆桌论坛一：宏观政策与全球再平衡上”的对话实录，略有删改。观点以其公开发言为准。

鞠建东、林毅夫、余永定、姚洋、李迅雷：宏观政策与全球再平衡（对话实录）

鞠建东：谢谢迅雷首席。我们先用热烈掌声感谢四位老师给我们做的精彩发言。

下面进入交叉讨论，我们几位交叉讨论，也和各位观众，包括线上的观众交叉讨论。我来抛几个问题，我理解对于全球不平衡这个问题的讨论是不够的，这是我个人看法。在欧美有很多对全球不平衡的讨论，我们不讨论，像姚洋教授讲的，很可能就失去话语权了。我们需要正面回答这个问题，从事实，从理论出发来解释这个问题。

我的第一个问题是怎么理解全球失衡？刚才我总结了一下林老师、余老师和迅雷首席，我和姚洋好像有一个区分，我跟姚洋从静态，他们从动态。林老师、余老师和迅雷首席都说，更重要需要理解是，在全球衰退的环境下去理解全球失衡这个问题。而且迅雷首席刚才有一个很重要的数据，中国出口的增长率。这是一个数据。从静态上来讲，我想再继续抛砖引玉一下，我支持姚洋的观点，我们开始讨论。静态的观点，姚洋老师的说法是产能过剩，全球失衡主要是你不能看中国的制造业只为国内生产，国内生产肯定国内的需求是满足不了，中国制造的是为全世界生产的。怎么去理解呢？我刚才一开始理解，它是一个全球分工的结果。全球分工结果很容易理解，你把全球每个国家分成两个行业，一个是制造业，一个是金融业。

我们中国是全球制造业的中心，美国是全球金融业的中心。我当然制造业要出口，当然金融业要进口，表现在账面上就是中国的贸易顺差，尤其是货物贸易的顺差。这是从静态上解释这个结果，是一个挺清楚的国际分工的结果。很重要的是，它是国际分工的自然结果，不是扭曲，不是补贴，不是汇率问题。这是我们第一个看法。我们先说静态。请林老师、余老师、迅雷老师，对这个有没有需要讨论的？到底是什么引起了全球的不平衡？

林毅夫：总体来看，你这个分法我是同意的，但从每个国家的情形还是不太一样。比如说发展中国家，它生产力不断提高的机会还是很多的，但你要抓住生产力提高的机会就需要投资，就是余老师讲的。投资包括两方面，一个是产业的投资，提高生产力水平。第二个是基础设施的投资，让产业的投资变成可行，它蕴含的生产力能够释放出来。在这种状况之下，发展中国家当然要投资比较多，投资比较多就要储蓄，储蓄也会比较多。但是你进入到像美国、欧洲，这已经在全世界最前沿的国家，它当然要提高生产力，但是它技术在世界就是前沿，要提高生产力必须先发明新技术，投入大，但是成功的概率低。它在生产力提高上面的边际回报率是低的，这种情况下当然会增加消费，就变成了消费的边际效益更高。全球经济会通过分工的方式形成发展中国家储蓄多，投资多，出口也会比较多，发达国家当然就会消费比较多，投资比较少。但是这是有利于全世界的，但是每个国家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不太一样，当然每个都是希望出口也多，贸易要平衡，并且金融也要强韧，但是这里不可能每个方面都达到，所以我们要从全球发展的格局来看这个问题。

鞠建东：林老师的想法非常有意思，我再解释一下。林老师说所谓的全球失衡，他同意看法是全球分工的结果，但是林老师刚才加了一点，我想强调一下，是不是您同意这种所谓的失衡对全球，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是有利的？所谓的失衡是有利的。因为全球的分工，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使得发展中国家得以发展，中国的这种分工也使得欧美国家得以发展，这是我的理解。您不仅支持这种全球分工，而且您明确地说清楚所谓的这个失衡，我们需要去看到从发展角度来看对全球是有利的。余老师，您怎么理解全球失衡？

余永定：我看过姚洋讲的话语权问题，我赞成他的看法，你刚才和林老师说的，我觉得都是对的。你从正统的自由贸易理论出发没有问题，我有比较优势，而且是相当长一段时间，就是中国加入WTO之后，西方盯住的就是中国是不是Fair play？是不是Fair competition？我们加入WTO是承受遵守WTO规则，在遵守WTO规则的前提下，我出口打败了你，你竞争不过我，现在你的产业被消灭掉了，这个对中国和那个国家都有好处，但是这是一种理想的状态。

但是我们不能脱离现实的地缘政治和各个国家的国内政治。我中国出口了，打败了美国那个衰落的产业，美国衰落产业的工人就失业了，失业就变成了强烈的政治运动了，实际上用咱们的眼光来讲，政府没有能够成功地实现产业升级，钢铁对付不了中国，你能不能特种钢或者钢的某一种最尖端的东西能战胜中国呢？它没有做到这一点。所以从美国的角度来讲，咱们看美国，美国是失败的，咱们没有任何理亏的地方，这是应该很明确的。但是你也要看到一个政治现实情况，他不跟你讲道理。凯恩斯说了贸易摩擦是要导致战争的，这不是谁对谁不对的问题，是现在的政治考虑问题。这时候你也得考虑到它那个国家的实际情况。比如你的出口，我们中国的出口竞争力比较强，我们就要严格考虑是否在某些方面没有严格地遵照WTO的规则？我相信基本上是遵照的。但是比如出口退税，在有些地区，有些地方就有过分出口退税的问题，我们就消除掉。我们要采取非常认真的态度检查是否严格遵守了WTO准则。既然我们签了，既然我们认为它是正确的。我认为这是我们需要做的一件事情，否则没有什么道理不道理的，强权政治、民粹主义，最后这两个国家的关系越来越恶化。我觉得我们应该把地缘政治因素考虑进去。这是一点。

第二点，你必须看到中国实际上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我们的贸易是非常平衡的。按照世界规定的标准，IMF也有一个标准关于什么叫不平衡，咱们早低于那个标准了。比如2003年、2004年，2007年的经常贸易顺差，咱们考虑是贸易顺差，差不多10%以上了，这是不平衡.但是后来我们越来越小，小到最后是0.8，这是2019年的时候，比别的国家平衡的多了。去年、前年突然上万亿美元了，确实跟我们国内需求不足有关。我们这个时候应该采取措施，像诸位所说的刺激内需，不管是消费需求也好，投资需求也好。我们减少了S-I的缺口，从宏观上来讲可以收缩这个缺口。当然不光是宏观的问题，因为这是恒等式，恒等式不是因果关系。我们还有很多微观的产业层面的事情要做，那我们就应该做。而且我们国家提出非常正确的发展战略，新的发展战略就是双循环、内循环为主。我自己认为，我们的扩张性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使用不够，我们太担心负债了，尤其中央政府它不负债，让地方政府负债去。迅雷说的完全正确，其他国家地方债务在整个债务占的比重是很低的，10%几就了不得了，英国更低，唯有中国，中央政府的账本干干净净，但是地方政府一塌糊涂。这种情况必须改变，中央要敢出钱，想出钱，4万亿的时候咱们出了1.18个亿，那是很不错了。到2021年的时候，根据四十人论坛的研究，在基础设施投资中央出的钱不到1%，这太吝啬了，所以造成很多问题，我们要解决问题。中国从自己的角度确实存在很多，我们可以通过刺激内需减少不平衡。

如果我们继续保持大量的经常项目顺差，就意味着我们要不断地积累外汇储备，积累其他的美元资产。刚才讲了美元资产现在的风险越来越大，这对我们是不利的，所以我们应该加紧采取加大扩张的财政政策力度。现在不讨论投资还是消费，我们要缩小S-I的缺口，这个不管对中国长远还是短期，无论中国本身还是地缘政治都是有好处的。

鞠建东：谢谢余老师，从长期，从理想状态来看，全球分工本来就是好的，但是短期会有冲突，会有利益矛盾，从我们的角度出发需要推动国内需求。姚洋老师，还有这个问题，怎么去构建话语权，解释全球失衡？

姚洋：我刚听了两位老师的回答，其实国际上关注的不是贸易失衡的问题，现在其实很少人谈这个问题了，谈的更多的是中国的技术和产品让很多国家绝望。按照老的规律来说，你产品往上走了，低端的产品就放出来，大家知道现在打火机哪个县生产吗？湖南省邵东县，一个地图上不知道哪的地方，它生产地球上90%多的打火机。我早就感觉到世界经济增长这辆列车可能永久性地停靠在中国站。但这是对全世界来说是一个问题，中国太大了，中国人又有超长的眼光。大家都没有注意到，我们觉得中国大学，我们有五所大学进入世界前50，觉得还不够，恨不得再有10所。自然指数前10位的单位，我们竟然有9个单位，我们恨不得把哈佛也踢出去，全是中国。你放眼看一下，其他和我们收入相适的国家，没有哪个国家的大学能够进入世界前50的，事实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大学没有进入前100。越南的人均收入已经5000美元了，它最好的大学将巴巴进入世界前500。在它那个收入的时候，北大、清华已经进入世界前50了，它没有这种投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当然站在我们自己的立场上说，你提出什么China squeeze都不对，但是从它们那些国家的角度来说，切切实实感觉到中国的规模和中国技术对它们的压力。事实上这些后发国家，它们受到中国的挤压的时代还没到来，为什么？现在是中国在帮它，我们企业在出去，帮它们做一些出口产品。等到它们到了中国2010年左右要转型，不能搞出口拉动的时候，它们会突然发现他们根本没有这个能力。你能做的中国基本给你做光了，而且它也没有什么大学的科研能力，规模又小。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我们是应该认真对待。这一点上，我跟建东一直是一样的。你得要回应其他国家的关切，否则G20这种情况会经常出现，而且会越来越多。

在美国，特朗普还有两年，他打乱战其实对我们是有好处的，但是这是一个特殊时期。我相信美国下一个总统无论是谁，共和党、民主党也好，他一定会重回到拜登时期的，而且会变本加厉，我觉得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好好考虑。

鞠建东：谢谢姚洋教授。一方面是全球分工的结果，但是另一方面，中国制造业确实对世界的主要工业国家的制造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比如在欧洲里面，你去看德国汽车行业，但是也增加了很多的合作空间，后面迅雷主席还是这个问题，怎么理解全球失衡？

李迅雷：我觉得前面三位老师都讲得很好，我还是这个观点，这种失衡是很难避免的，我们就反过来讲，全球经济什么时候有过平衡的时候？从历史上来看，基本上都是不平衡的，所以不平衡是一种常态，平衡是一种短暂的，但是我们追求的目标都是希望能够得到平衡。今天的主题是要再平衡，因为平衡了失衡，失衡了再平衡，我觉得不平衡是个常态。

在这样一种不平衡的过程中，中国又不幸成为众矢之的，这是我们国人比较关注的话题。我觉得跟我们的民族属性、特性、文化是不是也有一定的相关性？像当年美国打压日本也一样，日本经济崛起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所以也引发了西方对日本的各种打压。我也研究过，比如说日本这样一种民族，还有中国汉族，在全球各个国家里面收入水平基本上要超过所在国的平均水平。中国人是勤劳、聪明，这就决定了我们追求财富目标也好，经济目标也好，甚至是奥林匹克竞赛，我们也是领先的。韩国的金牌数量，日本的金牌数量跟印度的金牌数量比一比，我们是遥遥领先，这一点可能受儒家文化影响。

前面姚洋老师讲的一句话，我很赞成，火车到中国就停下来了。我在很多年前也讲类似观点，我讲全球的产业转移从欧洲转到美国，从美国转到日本，从日本转到亚洲四小龙，从亚洲四小龙转到中国，到中国就是终点站了。因为我们符合规模经济、勤劳、聪明，这样种种的优势在，所以这方面我想确实是在全球经济当中，我们肯定还是会再上个台阶。我们以评价计算GDP规模，早在2019年就超过美国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很正常，你的劳动时间比人家长，你的劳动生产率又不比美国差，这是正常的。关键在于内部。我们外循环方面是畅通的，而且将来还是不会衰退，但是内循环问题，我觉得我们还是要认真对待，就是存在内部的失衡问题。

这个失衡问题，我觉得时间长了之后，任何一个制度都会带来失衡，没有一种制度是完美无缺的，所以对制度应该不断地进行修正、改革。这里我经常讲的帕累托分布，就是制度公平、公开、公正的情况下也导致了最后的失衡。我觉得还是要推进，我跟余老师这方面还是非常一致的，要推进我们的财税改革。我们跟美国西方国家不一样，我们具有举国体制优势的。美国要搞制造业再工业化呼吁了那么多年，为什么做不起来呢？因为他政府没有能力去做，我们的政府有能力去做，我们一直在推进。讲到财税体制改革，我觉得还是要增加中央的财力。事实证明在过去这么多年来，地方举债的效率是不高的，中央财政支出结构里面，地方占到86%，显然举国体制优势在财税领域利民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如果这块能够做好的话，无论是提高我们的财政支出投资的提质增效还是促消费都是大有可为的。谢谢。

余永定：我们在谈全球不平衡的时候我们习惯于经常项目逆差对GDP的比，这在过去多少年都是如此。但是现在的问题它主要不是这个问题，因为从经常项目逆差对GDP，从美国的角度或者对中国的角度，实际上多少年来是逐渐下降的。问题是所谓的存量不平衡，它年年给你借钱，年年亏，最后亏了几十年。它现在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高度，原来是GDP的3%，现在是GDP的66.7%，就是它的净债务。所以不平衡主要是存量的国际收支不平衡的问题，要关注这个问题。我们中国即便有这种能力，即便能够把美国打败，即便能够对它不断的有贸易顺差，不外乎就是我们用实际资产换美国的借条，这对我们来说是不好的，所以我们要想办法尽快实现这个平衡。我就补充这些。

鞠建东：谢谢余老师，您刚才谈到存量的失衡，我就接下来做一个讨论，刚才各位老师都提到我们需要增加中央政府的财政支出，增加中央政府的举债，我前面提了一个建议是举外债，这个举外债的好处一是缓解了全球存量的失衡，比如我们以贸易顺差1.2万亿美元左右为抵押，我举10万亿的债借回来之后去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所以我想抛这个砖请各位老师批评。

余永定：我坚决反对。刚才我跟迅雷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我觉得是一致的，你要做的是什么，减少你经常项目顺差，对GDP的比，你减少对美元资产的持有，您反倒增加对美元资产的持有。

鞠建东：以人民币计债发债。

余永定：中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现在是1.7%左右，低的不得了，美国是5，你用人民币也好用什么也好，你去借债你多少钱能借到，它收益率有多高。所以现在它不是时候，也没有必要。非常抱歉，建东我不同意你这个“奸计”。

鞠建东：感谢余老师的直言的讨论。林老师您有什么建议？

林毅夫：我想，要增加对贸易的平衡当然中国需要增加有效需求。有效需求包括两部分，一个是消费需求，一个是投资需求。消费需求目前一个最大的制约因素是大家的信心不足，比如说我们2025年家庭储蓄增加超过GDP10%，连续两年。所以并不是说老百姓手里没有钱，是老百姓没有信心增加消费。在这种状况之下你要增加有效需求另外一个就是投资需求，投资需求在这方面我相当大的程度同意余老师的说法，可以增加中央政府的赤字来做投资。投资就是有效需求，如果投资增加，有效需求增加，自然我们的贸易率就会减少。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还是比较支持余老师。如果要发债的话可能是发人民币的债，不是在国际发人民币的债，这是第一点。

你刚刚讲的到国际上发人民币的债有利于人民币的国际化，我们也可以在国际上让其它国家发熊猫债，这种情况下也可以增加人民币的国际化，并不需要中国主动去借债。中国让其它国家借人民币的债，这样的话同样可以达到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

鞠建东：谢谢林老师，我需要解释，因为有不同的看法了。刚才余老师讲到不平衡，不平衡出口的顺差表现就是储蓄减去投资多了1.2万亿美元。你去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把国内的储蓄降下来，需要把国内的投资提上去。因此我刚才讲的在海外发债，发以人民币计价的国债。假如能发的话，会来三个用途：提出低收入家庭的收入，用国债去换地方债，增加国家的投资，都是提高国内需求的举措。因为提高了国内的需求，提高了国民的消费，你的储蓄就会降下来，提高了投资，你的出口就会下降，进口就会上升。所以从这个闭环上我觉得是能够闭环的，这是第一。

第二，我们发债海外是不是会有需求，我觉得是有的。原因是海外非常缺的是安全资产。美元的安全资产大家都同意了到了天花板了，全球以人民币计价的国债是非常安全的资产。这样一种时机，利用这个时机去推出人民币计价的国债来填补全球对安全资产的需求我觉得是有可能的。

我把这个抛给迅雷首席。

李迅雷：我首先表现我是赞成，对鞠教授我是明确赞成的。当然赞成有一个前提就是在于我们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我觉得西方对中国的诟病方面还是在于我们的金融开放度不够。所以能发多少这是我打问号的，据我所知到7月份我们的熊猫债的发行规模已经超过去年的水平了，说明需求是在增加的。但是我们的人民币作为国际货币它在全球作为储备资产它占比不到2%，所以还是很低，我就担心需求不够。从国内来讲我们经常项目是顺差的，但是资本账户一直是逆差的，去年的逆差大概是达到了8000亿美元。所以整体来讲，外汇还是净流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确实是，我觉得发债我也是一直在提倡中央财政要发债。中央财政信用也可以，但是信用的加强又是跟你的开放度是紧密关系的。你开放度越高，你货币的信用就越高。第二个流动性，我们人民币作为一个结算货币，现在在全球的流动性大概是6%左右，我觉得这也比以前有所提高了，但是跟我们的大国地位，跟我们的GDP的比重来讲的话还是不对应的。所以我觉得可以这么去推进去做，但是能不能发到10万亿这个量级我是有疑问的，但这种方式我是赞成的。谢谢。

鞠建东：谢谢迅雷首席，余老师。

姚洋：我这次站到林老师和余老师这边，我不太同意再去发人民币的债。首先第一个国内不缺钱，刚刚余老师说的我们国内利率都倒挂了，都1点几了，国债2.0大家拼命买。在这种情况你跑到海外去发债，有点舍近求远。事实上现在金融系统里钱太多，政府要想发债应该在国内发。当然还有一个问题，你发了这么多外债，万一汇率波动怎么办。就像我们80年代初借了日本的债最后成了一个大问题，这是第一点。

第二，我高度怀疑你发了10万亿的债能不能像你说的都花到什么地方，你不能保证它把钱都拿来搞消费，如果都来搞消费倒还好一点。

第三，其实对人民币国际化我看不出来有多大作用。就像林老师说的你想人民币国际化你发熊猫债不更好吗，让人民币真正走出去，让人家用起来。你让别的国家把钱给我们，它最后可能还是美元进来，别的货币我们也不要，或者至少你得欧元吧，你又增加了一大堆的负担。我觉得这个方法不是一个好的方法。

鞠建东：谢谢姚老师，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后面可以继续讨论。我们还有一些时间，在一点上大家好像是一致的，就是需要投资，需要发债。既然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方法，我刚才抛砖引玉说是到海外去发人民币计价的国债，除了迅雷首席支持，三位不同意。是人民币计价的国债，不是熊猫债，林老师刚才讲的是熊猫债。

李迅雷：我觉得你发1万亿出去就已经很不错了。

鞠建东：数量上有不同意见，方向还是一致的。怎么解决国内的投资，推动经济发展的问题。整个经济发展很重要的一块是地方政府推动的，刚才几位老师都提到地方政府的债务的支出已经有很大的限制了，所以需要通过中央政府的债务来置换也好，来改变这个结构也好，就是我说的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结构性矛盾。

我想就这个问题看看各位老师，你怎么发债来推动经济发展？怎么发债？

余永定：首先“十五五”规划已经明确提出构建现代化的产业替代，构建现代化的基础设施体系。而这个现代化的基础设施体系它包含了六个主要的骨干网络，咱们一个个来说，水网、电网、路网、信息网、地下管网等等，这是投资规模非常大的。我最近在全国各处跑，我跑到雅砻江去了。最近有一种说法，举个例子过去是南水北调，有个东线有中西线，现在搞西线，搞西线从通天河那边把水引到黄河，它是从洞里凿出去的，不是在露天的。就这一项要花多少钱。另外我们的城市最近有好多城市淹了，有一个统计60%多少一年被淹三次，损失也是很大的。更不要说电网，美国之所以害怕中国就是因为咱们的电力供应是比较充足的。所以说基础设施投资的需求量是非常大的。难点就在于什么，你有了这种正确的明确的大的方向，你得把它化为具体的项目，你的项目储备到底够不够。在08年的时候，各个部门去抢项目，打破脑袋，现在好像没有这种情况了。所以我不知道到底是怎么把这六大网络把它具体化为投资项目，而这个投资项目又如何解决融资问题，如何解决投资总体的问题。

咱们是宏观经济学家或者是经济学家，咱们要讨论咱们这个层面上的问题，下面层面的问题我不大知道，可能记者们知道。我觉得现在关键是个落实的问题，所以我是比较着急的，为什么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呢，“十五五”规划去年就定了，项目早就提出来了，大项目，那具体是什么，谁来执行，怎么执行，钱哪来，我希望我们能够及早得到答案。谢谢。

林毅夫：我们现在地方债的问题是怎么引起的？相当大的程度是按照中央的财政政策，地方是不能够有赤字财政的。但是这些年很多地方配套的基础设施是中央定的，但是它又不能够用地方的赤字财政，因此它就设计了投资平台。由投资平台来给银行借款，然后来从事地方配套的基础设施。在这种状况之下，地方债务的增加其实是中央的项目造成的。因此我觉得地方债务过去那些债务我们应该做一些清理。当然也有一些地方它好大喜功，做一些形象工程。借地方投资平台去做这个项目，这个地方必须负责。但是如果地方做的项目都是国家大的政策方针，要做的基础设施，它响应中央的政策来做的那些基础设施，我觉得最好的方式还是由中央发债，把它置换出来。

对未来的项目、大的项目，中央依旧会发，地方可以做配套的可行性的研究。那些配套的可行性研究来跟中央政府争取中央的财政的支持来进行那些项目，而不是说像过去那样由地方投资平台来跟银行借钱来做那些项目。如果这样做的话，确实就像余老师所讲的，我们还有很多大的基础设施可以做。那些基础设施做的好像是增加中央的赤字率，但是我们国家的政府的财政赤字跟国外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我们的政府的财政赤字基本上是做投资的，这些是有资产的。所以我们的净的赤字率是远远低于名义的赤字率的，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增加债务的空间，非常大，并且尤其从近的赤字率的角度来看我们的空间更大。

鞠建东：谢谢林老师。请四位老师最后落到一点，看起来几位老师都同意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是中央发债置换地方债，落实到项目，推动经济发展，而且余老师还说要早发、快发，我还提出要多发。至于在哪发我们可能有不同的看法。

我想最后这句话，是不是通过这个手段我们是不是都同意，我们几个人都同意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是中央多发债，快发债，置换地方债，形成项目，推动经济发展？抛这么一个问题，请各位老师，从迅雷开始。

李迅雷：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刻不容缓。现在地方的债务压力非常大，到2027年好像地方要完成清欠任务，不仅是债务压力大，而且拖欠账款的问题也比较严重，2027年应该要截止了，所以这方面我想当务之急就是把一些地方的债务能够置换掉。我得建议就是专项债不要再专款专用了，专项债地方政府找项目也很难找，有些地方政府就说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因为专项债只能投有效益的项目，盈利的项目，你现在找不到那个项目。从今年1到7月份的数据来看，投资增速是落后于预期的，就是财政支出的进度是比往年都要慢，所以说明找项目很难找了。与其这样的话，你还是要降低方政府的融资成本融资压力，这是当务之急。

前面几位老师都是比较强调投资，我还是呼吁一下，还是要促消费，促消费才能保证内循环能够畅通。至于手段来讲的话我想大家可以再讨论，谢谢。

姚洋：我是坚决同意中央应该多发债。但是发债干什么，林老师和余老师强调我们还要搞投资，来促增长。长期来说这完全是正确的。我觉得我们不能拿长期的手段解决短期的问题，一定得关注短期的问题。

鞠建东：谢谢姚洋，余老师。

余永定：我完全同意，这是我们的当务之急，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林毅夫、姚洋、李迅雷的发言我都赞成，细节上可能稍有不同。我希望要特别明确一个观点，我们追求的不是财政平衡，我们追求的是财政的可持续性，而中国的财政是可持续的。

鞠建东：林老师。

林毅夫：我想我们现在解决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应该像2000年解决银行的不良债务的问题是一样的道理。当时银行的不良债务里有很多是这个国有企业的。按照国内讲的银行的不良债务占到25%，如果从国外的研究的话可能是达到45%，是不可持续的。当时我们是怎么解决的呢，就是把银行的不良债务剥离，成立四家资产管理公司，然后中央发债，去资助银行，银行就重新启动，现在我们银行发展非常的好。我觉得我们现在处理地方债务大概也必须有同样的决心和同样的方法，因为现在大部分的地方债务实际是配套中央的具体财政政策的，借的钱是银行的，如果它还不了就变成银行的呆坏账，但是银行又是谁的呢，不是财政部的吗，所以到最后还是财政部在背。在这种状况之下，我觉得最好的方式还就是把它置换出去。当然要清理一下，如果是做一些形象工程的地方要自己背，如果确实是配套中央的那些那中央把它背下来。这样的话地方就能够真正的轻车减重（音），重新开始。我们要发挥有效市场，有为政府，地方政府是有为政府非常重要的一环。

鞠建东：谢谢林老师，鉴于时间关系，本场圆桌讨论就到这里，再次感谢四位嘉宾的精彩发言与讨论。

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简介

9月19日，2026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在清华大学举行，主题为“2026中国与世界经济回顾和展望——全球再平衡与国际货币体系重构”。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是清华五道口金融学院主办、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CIFER）承办的年度活动，已成功举办五届。论坛聚焦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定期邀请国际知名的首席经济学家与顶尖学者共同探讨中国与世界经济的热点问题，致力于提供一个“汇聚全球视野，推动学术、市场、政策交流”的国际一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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