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5年，上海法租界一处新开张的川菜馆内，董竹君亲自查看灶台、账本和菜谱。她不是普通的老板娘，而是带着四个女儿闯荡上海的单亲母亲。锦江这个名字，后来成为上海接待中外宾客的重要场所，却很少有人知道，它最初起步于一个女人几乎没有退路的人生。
董竹君1900年出生在上海，父亲是黄包车夫，母亲靠替人洗衣、做饭贴补家用。家里贫寒，但父母仍想让孩子识字。遗憾的是，父亲病倒后，家中失去了主要收入，年幼的董竹君被送入青楼卖唱。
她坚持卖艺不卖身。
这四个字，说起来简单，真正守住却极难。董竹君凭借聪慧和歌艺成为受欢迎的歌女，也因此引起鸨母觊觎。年龄渐长后，对方开始逼迫她改变规矩。董竹君不愿把自己交给一纸契约，更不接受所谓“赎身”背后的长期控制。
后来，她趁夜离开，卖唱所得一文未取。这个细节很能说明她的性格：宁可重新开始，也不愿带着屈辱换来的钱走出那扇门。
在上海期间，她结识了四川籍军人夏之时。两人相识相恋，董竹君随他前往日本生活。婚后的日子并不轻松，她没有把自己困在家庭琐事中，而是请教师学习日文和文化课程。家务繁重，她仍坚持读书，后来完成了较系统的师范教育。
有意思的是，读书改变的不只是她的知识，也改变了她看待婚姻和人生的方式。夏之时后来回国任职，夫妻之间逐渐出现裂痕。彼时的夏之时性情变化，又染上吸食鸦片的恶习，对妻女缺少体谅，家庭气氛日益紧张。
董竹君尤其不能接受他对女儿的粗暴管教。她曾对身边人说：“女儿也是人，不能因为是女孩，就任意打骂。”这并非夫妻间一时争执，而是两种生活观念的冲突：一方要求服从，一方要求尊严。
1929年，董竹君带着四个女儿离开夏家。她没有索要财产，也没有继续保留“督军夫人”的身份，选择净身出户。那时的上海虽繁华，却不会因为她曾经的身份就给她一份安稳生活。
求职屡屡碰壁后，她做过洗衣、烧饭、照看孩子等工作。一个女人养活四个女儿，难度可想而知。她没有把希望寄托在旧日关系上，而是想办法积攒本钱，寻找能够长期经营的事业。
一位名叫李崇高的商人注意到她的处境，拿出两千元资助她创业。董竹君没有把这笔钱用于享受，而是投入实业，创办群益纱管厂。工厂开办后，她既要管生产，又要发工资，还要维持女儿的生活，真正体会到经营者肩上的压力。
1932年，淞沪地区战事波及上海，工厂遭到破坏。辛苦经营的产业毁于战火，工人吃饭和工资却不能不管。董竹君只得四处筹措，尽力维持工人的基本生活。后来她还曾因时局动荡受到牵连，经历过拘押。对一个没有强大家族支撑的女性而言，这些打击几乎足以让人彻底退缩。
她没有退。
1935年，董竹君在上海开办锦江川菜馆。川菜馆并不是凭空成功的生意，她从店面布置、菜品口味到服务方式都亲自过问。她明白，饭馆若想站住脚，不能只靠新鲜感，还要有稳定的品质和规矩。
1936年，她又开设锦江茶室。茶室既是经营场所，也因环境相对隐蔽，成为一些进步人士往来联络的掩护。抗战时期，董竹君曾为地下工作提供帮助。相关事情并不张扬，却让她在特殊年代承担了超出商人身份的风险。
她还关注女性教育与社会处境，参与妇女刊物方面的工作，为女性争取受教育和谋生的空间。她的立场并不靠口号表达，而是落实在办厂、经营和帮助他人上。
新中国成立后，锦江逐步成为重要的接待场所。周恩来曾设宴接见董竹君，谈及饭店经营与服务工作，对她在艰难条件下办成事业表示肯定。杜月笙也曾对她礼让几分，并非因为她背后有显赫家世，而是认可她办事果断、守信有分寸。
董竹君晚年曾把锦江饭店相关权益交由国家安排，使其服务于国家接待事业。此后，锦江饭店接待过许多外国贵宾和重要代表团，名字也由一家私人餐馆，逐渐成为上海接待史上的重要符号。
1997年，董竹君走完了近百年人生。她经历过贫困、婚姻破裂、战争、创业失败，也曾在最困难的时候独自抚养四个女儿。她留下的并不只是一个饭店名称，还有一条清晰的生活轨迹：从被安排命运的人，变成亲手经营命运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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