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文艺创作对文艺人民性的启示

刘永明

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文艺是中国革命文艺史上非常重要的一页。左翼文艺在大众化、时代主题、精神建构、形式创新等许多方面实现了重要突破，创作了大量经典作品，贯穿其中的人民性立场，对于当代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动文艺繁荣发展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与特定时代人民和民族命运紧密联系。左翼文艺一方面延续五四反封建的思想传统，并将笔触深入社会底层的生存困境。柔石《为奴隶的母亲》控诉封建礼教对底层女性的压迫，叶紫《丰收》展现农民在多重剥削下的破产命运，夏衍《包身工》揭露帝国主义压榨下工人的悲惨处境。这些作品直面人民苦难，揭露苦难背后的制度根源，精准反映了最广大群众的生存诉求。另一方面，随着土地革命的推进，左翼文艺主动书写农村革命与武装斗争。蒋光慈《咆哮了的土地》、茅盾“农村三部曲”等作品，串联起农村社会动荡与革命发展的壮阔图景。这启示我们，当代文艺创作要始终紧跟时代步伐，聚焦重大时代主题与人民利益，把文艺创作融入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才能创作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

左翼文艺并不止步于揭露社会黑暗，更是在作品中传递革命的希望与斗争的信念。《包身工》结尾“黎明的到来还是没法可抗拒的”的断言、苏区题材作品对革命新生活的书写，都在苦难中为人民点亮前行的光。左翼文艺运动推动大批革命作家走出书斋、深入现实生活，开始了思想情感与人民大众融为一体的转变。这对当代文艺的启示是，要以优秀作品凝聚人心、传递希望，为人民提供丰厚的精神滋养。

传递和塑造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爱国主义是左翼文艺鲜明的民族精神标识。从柳倩《震撼大地的一月间》的抗日史诗，到艾芜《咆哮的许家屯》对东北抗日斗争的及时书写，左翼文艺始终以文艺唤醒和强化民族意识。《义勇军进行曲》更是将民族危亡之际的不屈呐喊化为永恒旋律，成为全民族精神力量的象征。此外，左翼文艺还凝练着进行不屈不挠革命斗争、集体至上的时代精神，这些精神特质根植于中国人民的抗争历史。这启示我们，文艺创作需要发挥传承民族精神、展现时代精神的作用，让文艺成为照亮民族前行道路的精神火炬。

以文艺大众化为路径，创造艺术精品。在理论和实践上，左翼文艺以大众化为重要路径和方法，倡导使用大众文艺形式和大众语，打破了早期革命文学“欧化八股”的疏离感，主动吸纳民间口语、方言俚语，用大众真正听得懂、说得出的话语进行创作。蒲风的《茫茫夜》以农民的日常口语入诗，没有了晦涩的表达；田间的《给战斗者》以短句、口语化的呐喊形成很强的传播力。这种语言层面的改造，不仅是简单的语言文字通俗化，而是让工农大众在文艺作品里看见自己的形象、听到自己的声音。左翼文艺逐步克服了早期作品中存在的观念化、标语口号化、人物脸谱化、模式化等局限。张天翼的讽刺叙事、萧红的写实笔触、茅盾的宏大结构，都以巧妙的艺术构思、鲜活的人物塑造与跌宕的叙事节奏，实现了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创作了大批经典作品。左翼文艺实践启示我们，文艺大众化不是降低艺术标准，更不是对题材的刻板限定。当代的文艺人民性，既要坚持面向大众、贴近群众，让作品为人民所喜闻乐见；也要坚守艺术品质，深耕创作技巧，打造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精品力作，在大众化与精品化的统一中践行文艺人民性。

拓展新的艺术门类和媒介。左翼文艺不仅在传统文学领域深耕，更主动开拓新的艺术样式与传播阵地，极大地扩展了进步文艺的群众覆盖面。在文学领域，左翼文艺催生了报告文学等全新文体；文学之外，左翼文艺还充分利用话剧、电影、连环画、木刻等群众容易接受的表现形式，搭建起覆盖不同文化程度大众的革命宣传网络。话剧《回春之曲》、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左翼电影《狂流》《春蚕》等艺术创作，把革命思想渗透到大众的日常看戏、看画、看电影、听书的生活场景里，真正实现了文艺到群众中去。左翼文艺界还通过报纸行业、电影公司、演出团体等渠道扩大文化阵地，将进步文艺送到广大群众中。这一经验启示我们：当代践行文艺人民性，既要传承好传统文艺样式，也要主动顺应媒介发展与群众审美需求的变化，积极拓展新的艺术形式与传播渠道，让文艺作品通过更多的文艺样式和媒介载体走进人民生活，持续提升文化的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国际影响力。

回望左翼文艺运动，尽管存在局限，但它扎根人民、服务人民的创作立场和实践，为中国革命文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从紧扣时代主题到坚守人民立场，从传承中国精神到打造艺术精品，从创新艺术形式到拓展传播阵地，左翼文艺不仅留下了宝贵的艺术经验和成就，也为当代践行文艺人民性提供了深刻、生动的启示和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