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世友再见19岁勤务兵陈海松，开口便问：毛头小伙，回来当师政委吗？

1933年夏，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四方面军红九军第二十五师师部门口，许世友等来了上级安排的政委。军政治部只提前说了一句：“是你的老熟人。”许世友想了半天，也没猜出这个人是谁。

来人不久便到了。许世友抬眼一看，竟是多年未见的陈海松。这个年轻人曾给自己当过勤务兵，如今穿着军装，带着警卫员，神情沉稳。许世友半是惊讶、半是打趣地问：“你不当团长，跑到这里干什么？难道回来当师政委吗？”

陈海松没有接话，只把委任状递了过去。任命内容很清楚：陈海松担任红二十五师政治委员，与兼任师长的许世友搭档。那一年，陈海松十九岁。

十九岁任师政委，放在任何部队都不是寻常安排。但红军干部的成长，往往不是靠年龄和资历慢慢排队，而是在战斗、行军和政治考验中一层层打出来的。

陈海松出生于1914年，河南罗山宣化店李陈洼村人。家境贫寒，使他很早就接触到农民的困苦。十六岁那年，他参加当地童子团，担任大队长，帮助开展宣传和基层工作。父母担心他的安危，曾劝他留在家中务农，他却在一次机会中跟随红军离开故乡。

1930年7月，陈海松参加中国工农红军，起初担任许世友的勤务兵。勤务兵并不只是端茶送水，还要传递命令、熟悉首长行动、了解部队情况。战场上，命令能否及时送到，常常关系到一个连队甚至一处阵地的生死。

他做事利落，遇事不躲，很快得到信任。1931年春，陈海松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他从传令班长做到排长，又担任过宣传工作干部。职务变化很快，背后却是一次次冒险和硬仗。

在双桥战斗中，他负伤后仍坚持完成任务。伤愈不久，又投入新的工作。宣传队长看似不直接冲锋，实际要在战斗间隙稳定军心、解释政策，还要把部队的情况及时反映上去。陈海松说话不绕弯，能把复杂道理讲得让战士听得懂。

他的道路也并非一帆风顺。任职红三十六团期间，陈海松曾被错误地扣上“改组派”帽子，受到审查。余天云了解他的表现，替他据理力争，并向徐向前反映情况。后来陈海松获释，但党籍和原有职务一时没有恢复，只能回到部队担任警卫员。

这段经历对年轻干部打击不小。陈海松没有消沉，而是重新回到战场。1933年，四川军阀田颂尧发动对川陕革命根据地的进攻，陈海松在杀牛坪率两个连坚守阵地，激战三昼夜，随后又参加鹰龙山等地的阻击战。阵地没有丢，部队也由此重新认识了他的能力。

战斗表现成为最有力的证明。陈海松恢复党籍，重新担任红三十六团政治委员。反“三路围攻”后，红军扩编，他先后担任教导队政委、红七十三团政委，最终与许世友在红二十五师搭档。

红二十五师下辖红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团，是红九军的重要主力。1933年，红军参加营渠战役和宣达战役，陈海松在宣达战役中被炮弹击中右大腿。伤口肿胀，弹片嵌入肉中，他仍坚持指挥，直到部队完成任务才进入医院。

许世友擅长抓军事指挥，陈海松则特别重视政治动员和部队组织。两人的配合，并不是一个只管打仗、一个只管讲话，而是把作战部署、官兵关系、战场宣传结合起来。陈海松要求政治干部也要懂军事，不能只会写标语、做动员。

1933年10月，刘湘就任四川“剿匪”总司令，组织六路兵力进攻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采取“收紧阵地、诱敌深入”的方针，逐步退守万源一线。大面山成为关键阵地，红二十五师和红八十八师承担了重要防御任务。

敌军依靠兵力优势连续冲击，有时一天发动多次集团进攻。陈海松组织宣传队向敌军喊话，安排伤员后送，鼓励老战士带新战士，还与许世友共同研究反击办法。红二十五师坚守大面山四个半月，敌军始终未能突破阵地。

1934年11月，反“六路围攻”胜利后，红四方面军召开党政工作会议，表彰有功部队。红二十五师的红七十三团、红七十五团分别获得“攻如猛虎”“守如泰山”奖旗。陈海松随后升任红九军政治委员，成为红四方面军中最年轻的军级干部。

他并不把军政委看成办公室里的职务。行军时，他和战士交谈，了解他们的家乡和家庭；训练中，他参加摔跤、投弹等活动。长征途中，后勤曾给他准备较多干粮和腊肉，他却把食物分给伤病员，自己挖野菜充饥，并对身边人说：“大家都在受苦，我不能特殊。”

1936年10月，红九军西渡黄河，参加一条山、平大古凉等战斗。1937年3月12日，部队在甘肃临泽梨园口遭遇强敌。为掩护总部和兄弟部队转移，陈海松主动承担阻击任务，利用地形组织火力，与官兵共同坚守。

战斗持续六七个小时，敌军火力越来越猛，红九军伤亡不断增加。陈海松仍在前沿指挥，亲自拿起武器射击。炮火击中阵地时，他倒在了梨园口，年仅二十三岁。

陈海松牺牲后，朱德曾评价他是红四方面军最年轻有为的军级干部，并认为他的牺牲过早。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时，陈海松已经无法走上新的战场；他的军职、战绩和最后一战，则被保存在红军将士的回忆与史料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