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话源流说”核心支撑史料的荒诞和虚假——答几点未公开的质问 | 高念清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拙作《通俗小说起源于“说话”吗》、《“说话源流说”的主要论点与学术造假》出炉，在海内外产生了一定的反响，国内褒贬不一。

专家学者提出质问，不吝赐教，笔者在此表示感谢。

质问所表现出的观点值得商榷。仅就几个学术问题作出答复。

一、变文、宋元说话残卷不能冒充“说话源流说”的核心支撑史料

第一条质问曰：

论证体系存在明显硬伤。史料覆盖严重缺失：刻意回避敦煌变文、宋元说唱残

卷等传统“说话源流说”的核心支撑史料，仅选取《三国志平话》等少数几个样本

拆解，以局部案例推导整体结论，属于典型的以偏概全。

答复：

此质问，揭露了一个事实，即“说话源流说”将俗讲和“转变”认作“说话”的起源，同时也暴露了“说话源流说”的本质——荒诞和虚假；以毫不相关的俗讲和“转变”充当“说话”的起源和核心支撑史料，岂能不荒诞，岂能不虚假？确实，“说话源流说”的“论证体系存在明显硬伤”。

（一）、变文不能冒充“核心支撑史料”

敦煌变文若充当传统“说话源流说”的核心支撑史料，则是以假充真的冒牌货，因为变文不属于“说话”的范畴。

1、变文的概况

变文乃“俗讲”“转变”说唱艺术的底本。

关于“俗讲”，《辞海·文学分册》解释曰：

古代寺院讲经中的一种通俗讲唱。流行于唐代。以佛经教义为根据，并增加故

事化的成份，以吸引听众。佛徒俗讲所用的底本，称“讲经文”，今存《维摩诘讲

经文》、《妙法莲华经讲经文》等；另有一种“押座文”，也用于俗讲，是在正式

开讲以前所唱，以使听众安静下来。主讲的人叫“俗讲僧”。唐元和年间著名“俗

讲僧”有文漵。又据日本僧《入唐求经巡礼行记》，唐代的道士也从事俗讲，但道

士的俗讲底本尚未发现。【1】

俗讲，起源于魏晋南北朝佛教僧人讲经，兴盛于唐。六朝时，已有僧徒转读、唱导佛经，到唐代发展为俗讲，中唐最为盛行，是寺院面向普通民众的通俗讲唱，讲佛经故事，散韵结合。俗讲的主讲人叫“俗讲僧”。佛徒俗讲所用的底本，称“讲经文”，另有一种“押座文”。

《长兴四年中兴殿应圣节讲经文》俗称《讲圣文》，被明确标注为“俗讲”的卷子（底本），是现存明确标明为宫廷“俗讲”的写本。唐长兴四年（933年）为皇帝祝寿的“俗讲”《讲圣文》，完整地保留了“俗讲”的程式：押座文——开题——讲经——赞呗——祝愿。

讲经文是标准的“俗讲”底本，内容结构为：引佛经原文——散文解说——韵文吟唱。这是“俗讲”正式文本的形态。

俗讲，开场用押座文，收尾用解座文，是俗讲仪式的主要片段。

“俗讲”，讲究娱乐性。歌声余音绕梁，结合佛经加入各色故事；尚有以性事而易经书者，开讲“诨经”，吸引听众。

唐赵璘记：

有文淑僧者，公为聚众谭说，假托圣经。所言无非淫秽鄙亵之事。不逞之徒，

转相鼓扇扶树。愚夫冶妇，乐闻其说，听者填咽寺舍。瞻礼崇奉，呼为和尚。教坊

效其声调，以为歌曲。其氓庶易诱，释徒苟知真理及文义稍精，亦甚嗤鄙之···

···而淑僧最甚，前后杖背，流在边地数矣。【2】

唐代官府对“俗讲”有较严格的管控，发敕令或禁或放。宋王溥《唐会要》记：会昌九年，朝廷敕令两街七寺公开开俗讲，指定佛讲法师，规定俗讲时间从正月十五至二月十五。太和九年曾一度废俗讲，后恢复。文淑因讲“诨经”多次被杖背，终被流放边地。

关于“转变”，《辞海·文学分册》指出：

唐代的说唱体文学作品之一，或简称“变”。当时有一种称为“转变”的说唱

艺术，在表演时，往往与图画相配合，一边向听众展示图画，一边说唱故事。其图

称为“变相”，其说唱故事的底本称为“变文”。内容大体可分两类，一类讲述佛

经故事，宣扬佛教经义；一类讲述历史传说或民间故事。形式约有两种：（1） 散

文韵文相间；（2） 全部散文。第一种形式较为常见，对后来的鼓词、弹词等有显

著影响。这些作品至清光绪间，始在敦煌石室中发现，是研究中国古代说唱文学和

民间文学的重要资料。近人所编《敦煌变文集》，辑录较为详细。【3】

“转变”为“俗讲”的演变分支，是演唱变文的说唱、展示图画的表演活动。“转”，是说唱，“变”就是“变文”；“转变”是“俗讲”由寺院向市井发展的民间演唱，演唱者也由僧人改变为佛教的信众。变文，曾是俗讲的内容。“俗讲”的内容为单一的演绎佛经故事，宣扬因果报应的佛教思想，劝善教化；在此基础上，“转变”的内容有了变化。“变文”的内容分为两大类：其一，宗教题材：演绎佛经故事。其二，世俗题材：历史故事，民间传说，英雄故事等。

此种种变化，似乎是“转变”“变文”命名的原因。

“变文”，为文体名称。敦煌写卷本身不见大量有“俗讲”二字。传世文献几乎没有“变文”一词，“变文”这个名称是近代学者根据敦煌卷子定名。

变文的特点：1，来源。原本是俗讲“转变”的底本，敦煌出土，属于敦煌文学。2，体制。韵散结合，说唱相间，以散文叙事，以韵文歌唱，一段说白，一段唱词，交替进行。3，题材。分两大类，宗教题材和世俗题材。4，语言。通俗口语化，多用民间白话，浅显易懂。5，叙事特征。故事性强，情节曲折，善于铺陈渲染，重视故事情节，想象丰富夸张铺叙。

整体说来，“俗讲”、“转变”魏晋南北朝滥觞，唐代兴盛，晚唐、五代延续，宋代逐渐消亡；宋后已不闻其声。

2、“转变”“俗讲”不属于“说话”的范畴

有比较才有鉴别。“俗讲”“转变”不属于“说话”范畴，理由有八。

其一，二者产生的时间不同。、

“俗讲”“转变”：起源于魏晋南北朝佛教僧人讲经，兴盛于唐。产生于唐初，“唐元和年间著名‘俗讲僧’有文漵”一句，可证其最迟不晚于唐代中期。

“说话”：产生于唐末，盛行于南宋，记“说话”之事《武林旧事》《梦粱录》《都城纪事》等皆刊于南宋朝，其作者多为南宋人。

其二，二者的性质不同。

“俗讲”“转变”：是宗教的法会活动。

“说话”：是民间艺人的商业行为，服务于市民的娱乐消遣。

其三，二者的目的完全不同。

“俗讲”“转变”：以宗教教化为目的，招揽、发展信众教徒，扩大佛教的影响和规模，宣扬因果报应、轮回的佛教思想，劝善教化。

“说话”：以谋取衣食为目的，收取听众的钱财。

其四，二者的艺术形式不同。

“俗讲”“转变”：散韵结合，说唱相间，一段说白，一段唱词。散文用以介绍解说教义，讲说宗教故事，增加趣味性韵文用以歌唱，重复教义，增加吸引力。“转变”一边说唱故事，一边展示图画，有冲击力，增加印象，信众既有听觉又有视觉享受。

“说话”：重于“说”，无图画展示，无音乐歌唱。

其五，二者表演的程式不同。

“俗讲”“转变”；有固定的表演程式。“俗讲”的程式：押座文——开题——讲经——赞呗——祝愿。内容结构为：引佛经原文——散文解说——韵文吟唱。这是“俗讲”正式文本的形态。开场用押座文，收尾用解座文，是俗讲仪式的主要片段。

“说话”：以“得胜利市头回”入话，讲述与“正话”相同或相反的故事，再进入正文。

其六：二者表演的内容不同

“俗讲”“转变”：佛教教义，与佛教相关的故事。

“说话”：因“说”的内容不同而分四家。《都城纪胜》分法是：“一者小说，谓之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说公案，皆是朴刀杆棒及发迹变泰之事。说铁骑儿，谓士马金鼓之事。说经，谓演说佛书，说参请，谓宾主参禅悟道等事。讲史书，讲说前代书史文传兴废征战之事。”内容繁多。

其“转变”的底本称为“变文”，“俗讲”的底本称为“讲经文”、“押座文”。“说话”的底本称为“话本”。

其七：二者表演者及听众不同

“转变”、“俗讲”：演讲者为僧人。听众为佛教信徒。

“说话”：讲说者为教坊 ，以及滥竽充数的“男女瞽者、农民、市民、良家子弟”等，听众为市民。

其八，二者的娱乐性及吸引力不同

“俗讲”“转变”：因采用说唱结合的形式，音乐性强，连专门的音乐机构教坊都要向“俗讲”“转变”学习音乐，制定曲谱。又唱又表演，吸引力强。

“说话”：无音乐、无表演。再者，因向听众收取费用，则削弱了吸引力。

结论：

“俗讲”“转变”绝不属于“说话”的范畴。若让变文充当“说话源流说”的核心支撑史料，则是弄虚作假的行径。

给“说话”“认祖归宗”，认为“说话”起源于“俗讲”“转变”。经过“DNA”的鉴定，结论是“说话”与“俗讲”“转变”没有血缘关系。这种“挂靠”是造假。

质问言：笔者的研究“反而倒逼主流研究者主动补全相关论证链条，进一步夯实传统‘说话源流说’的史料支撑”；笔者已经证“伪”，但愿专家学者能够证“真”，拭目以待。

有一个问题必须提出。

“变文”的内容分为两大类：其一，宗教题材：演绎佛经故事。其二，世俗题材：历史故事，民间传说，英雄故事等。《都城纪事》记“说话”的四家之一：“说经，谓演说佛经；说诨经，谓宾主参禅悟道等事。”是将“转变”认作“说话”的一家而已，误也。

南宋耐得翁《都城纪胜》、吴自牧《梦粱录》、罗烨《醉翁谈录》等，记载“说话”四家的划分归类，各执己见，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近代诸位大家的引用、研究，步其后尘，其划分亦存在明显的分歧抵牾，互不相同。这就说明《都城纪事》有误记的可能。如此，“说话”只有三家。

（二）、宋元说唱残卷不能冒充“核心支撑史料”

宋元说唱残卷充当传统“说话源流说”的核心支撑史料，则是以假充真的冒牌货。因为宋元说唱残卷不是“说话”的“耳录”话本，而是文人创作的小说，不属于“说话”的范畴。

首先进行概念区分。

“说话”底本：宋元瓦舍勾栏艺人口头说“话”使用的底本，多为简略提纲，几乎不传。

所谓“话本”：把“说话”的底本——文学作品润色加工后刊刻成书，以供阅读；现今见到的皆是明人刊刻的这类印刷本，不等于艺人现场脚本。

从严格意义上讲，没有完整留存的宋元说话艺人原始手写底本。

专家学者提出的“宋元说唱残卷”指罗烨《醉翁谈录·小说开辟》中罗列的108篇小说名目，其中包含《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新编五代史平话》、《清平山堂话本》等，皆有不同程度的残缺。这些著作，也被统统称为“宋元说唱残卷”，一概而论，则造成谬误。

真正属于宋元原刻的残卷、残页《红白蜘蛛》，是最重要的宋元小说话本实物。其为元代建阳坊刻，仅存一页残纸，是现存的唯一元刻小说（银字儿）话本实物。1920年发现于日本，仅有下半页，存400余字。《醉翁谈录·小说开辟》著录宋元说话名目《红蜘蛛》,即此篇。

《红白蜘蛛》一张残页，是坊刻读物，不是艺人使用的原始简陋的口头脚本。

宋元说唱应当有文学作品作为底本。《醉翁谈录·小说开辟》著录的百余篇小说，一部分可以容易地直接找到其“本事”，暂时不明确者，是因为没有耐心和细心地搜寻，或者是其“本事”亡轶失传。

《红白蜘蛛》是小说，不是艺人“说”出来的口头话本。

照录元刻《红白蜘蛛》残页文字以证。

张员外道：“你莫到别处去说，我自与你些钱。”天使道：“我也不要你钱，

只要你家那女子。”张员外见说心中大怒，便叫庄客，把那天使拖翻，打一顿。

那天使吃打了，忿忿而去。

过了数日，忽一夜，风雨大作，雷电交轰。只见半空中，现出一员神将，头

戴金冠，身披金甲，手杖宝剑，立在云端，高声喝道：“张员外，你怎敢侮慢天

仙！”张员外举头一看，唬得魂飞魄散，跪在地上，叩头乞命。神将道：“我非

别人，乃是红白蜘蛛神。前者到你家，欲求你女儿为妻，你反将我殴辱。今日特

来报仇。”

张员外苦苦告饶。蜘蛛神道：“若要饶你一家，可将你女儿，今夜送与我。

若还不肯，满门杀灭。”焉讫，云气四合，倏然不见。张员外夫妻啼哭，无可奈

何。

邻里闻知，都来劝道：“既是天神要娶，不可违拗。”只得择定今夜，设香

灯，送女儿出门，女儿悲啼上马，不知往何处去。

“说话”经常使用标准性句式、市井俗语等套语。1，向现场设问，再接着讲故事，例如“那杨温当时怎样计较？”。2，常在“正是”后接一联对偶短语。例如：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3，常用宋元市井俗语：则个，复，生受（苦苦忍受），放对（比武交手），冷破（破绽），承局（宋官府差役）、话说、看官听说等等。

《红白蜘蛛》残页文字中，寻找不到“标准性句式、市井俗语等套语”，其完全不具备“说话”的特征，绝不是照录“说话”的内容。

《醉翁谈录·小说开辟》专题谈小说，将收录的108篇作品称作“小说”，《辞海》亦如是。其记述《醉翁谈录》言：

所收作品多系节录或转述前人旧作，保存了一些少见的宋元戏文情节。卷首《

舌耕叙引》所记“说话人”的家数，话本小说中对灵怪、烟粉、传奇、公案等的分

类，以及所载小说名目一百多种等，为研究古代小说的重要资料。【4】

其《舌耕叙引》“所收作品多系节录或转述前人旧作”“所载小说名目一百多种等，为研究古代小说的重要资料”，强调其108篇作品的体裁为小说。

宋元说唱残卷的研究，学界的全部争论都围绕“实物鉴别”“文本纯度”“‘话本’概念”三大方向展开；但实物不存，史料稀缺，目前的研究尚无定论。

既然宋元说唱残卷的研究尚无定论，宋元说唱残卷又怎么能充当传统“说话源流说”的核心支撑史料呢？岂不怪哉！

宋元说唱残卷为传统“说话源流说”的核心支撑史料，是伪命题。

持“说话源流说”者，若以“敦煌变文、宋元说唱残卷等”充当“传统‘说话源流说’的核心支撑史料，”这只是一厢情愿，是以假充真的造假行径。

（三）、“以偏概全”辩

意见认为，拙作“仅选取《三国志平话》等少数几个样本拆解，以局部案例推导整体结论，属于典型的以偏概全”。

实际生活中，在论证、评价某类事物时，不可能包罗万象，面面俱到，将某类事物的每一个个体一一列举，个个言及，只能选取有代表性的若干事物，以“点”带“面”，进行论证而得出其共性。凡写作学术论文亦然，这是常识。

“仅选取《三国志平话》等少数几个样本拆解”的最重要的原因是，“说话源流说”把全部通俗小说定性为“话本小说”“拟话本小说”。这种论调婢作夫人，统治了学术界百年许。这些通俗小说，在文学史上具有不可小觑的代表性。拙文批驳“说话源流说”的谬论，岂能不列举之？

通俗小说《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宣和遗事》、《三国志平话》，在“说话”的较盛时期产生，与“说话”是否有关系，这是需要探讨的问题，故两篇拙作在论证中，选取了这三部小说作为剖析的对象。《三言》、《二拍》，是短篇通俗小说，体材上有一定的代表性。“四大奇书”与前三部长篇通俗小说有瓜葛，藕断丝连，故也需探讨其与“说话”是否有“遗传基因”。

所谓“以偏概全”是谎言。

综上所述，自我辩护如下：

批驳作为主流理论而统治文学界百年的“说话源流说”，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不可心浮气躁。两篇拙作将不属于“说话”范畴的“俗讲”“转变”和“宋元说唱残卷”弃置不论，无可非议，所谓“论证体系存在明显硬伤”、“史料覆盖严重缺失”的质问，是无中生有。

二、小说文本的“异文”与说书艺人毫无关系

第二条质问曰：

完全抹煞民间艺人在通俗小说生成中的作用，无法解释《三国演义》、《水浒

传》不同早期版本之间大量异文的形成原因，不符合文本演化的基本事实。

答复：

完全否定民间艺人在通俗小说生成中的作用，强调通俗小说是作者独立创作，完全符合文本演化的事实，确是两篇拙文的写作目的；观点明确，论述详尽，不再赘述。

质问的言外之意是：不同的民间说书艺人说讲的“话”不同，被不同的人记录下来分别刻印，则是“不同早期版本之间大量异文的形成原因”。此说谬矣。

造成同一部通俗小说不同版本“异文”的作祟者是书贾和点评者。

《三国演义》有不同的版本，的确存在“异文”的现象。

二十余年前，笔者在浙江义乌，餐馆的一位刘姓老板告诉笔者：其家族中收藏有一部《三国演义》，内容与现在公开发行者不同；钥匙被三个人掌管，只有三人同时到场，方能打开箱子，取出书籍。当时笔者解释“异文”的现象曰 :《三国演义》的作者曾署名罗贯中、施耐庵，二人合作，但分开出版，又各作了修改，故《三国演义》有两个不同的版本。

《辞海》对《三国演义》的“异文”原因作出了解释：

《三国演义》：全称《三国志通俗演义》。长篇小说。元末明初罗贯中作。

根据陈寿《三国志》和裴松之注，以及《后汉书》、元代《三国志平话》和某些

有关传说，经过综合熔裁，再创作而成。今所见刊本以明嘉靖本为最早，分二十

四卷，二百四十则。清初毛宗岗又作了一些修改，成为现在通行的一百二十回本。【5】

《辞海》讲明了两个问题。

其一，《三国演义》的“异文”是由小说评点家毛宗岗修改所致。

《辞海》记毛宗岗

曾评刻《三国演义》，将罗贯中原本加以修订：整顿回目，改订文辞，消

除论赞，增删琐事，改换诗文，成为至今流行的一百二十回本。 在其修改和评

语中，依据朱熹的《通鉴纲目》，增加了尊刘黜曹的封建正统观念。【6】

其二，《三国演义》的成书、被修改造成“异文”，皆与民间说书艺人没有一丝一毫的关系，风马牛不相及。

再看《水浒传》。

明胡应麟（1551——1604），文学家。万历举人。“筑室山中，聚书四万余卷，从事著述，征引广博”。其对《水浒传》被删改表示深恶痛绝。

其《少室山房笔丛》记：

余二十年前所见《水浒传》本，尚极足寻味。十数载来，为闽中坊贾刊落，

止录事实，中间游词余韵，神情寄寓处，一概删之，遂几不堪覆瓿。复数十年，

无原本印证，此书将永废矣。余因叹是编初出之日，不知当更何如也。【7】

《少室山房笔丛》自署刊于万历十七年（1589），“二十年前所见《水浒传》本，尚极足寻味”，说明其于嘉靖年间见到了《水浒传》的全本，而在万历十七年时，再见到的《水浒传》却是删节本，所谓“中间游词余韵，神情寄寓处，一概删之”，直言不讳，指明删节的罪魁祸首为“闽中坊贾”。胡氏还联想到《水浒传》在初刻时是否也被阉割过。

《水浒传》尚被明末清初文学批评家金圣叹（1608——1661）批改肢解。

《辞海》记：

他所批改的《水浒》，成书于崇祯末期，把七十一回以后关于受招安、打方腊

等内容删去，增入卢俊义梦见梁山头领全部被捕杀的情节以结束全书。【8】

《金瓶梅》亦遭到被删节的厄运。

王丽娜《<金瓶梅>在国外》言：

日本大百科事典在介绍《金瓶梅》的版本时说：“《金瓶梅》的版本有两个

系统，一个是《新刻绣像金瓶梅》（或《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系统，清康熙

人张竹坡评第一奇书本《金瓶梅》属于后一系统，是比较流行广泛的本子。《金

瓶梅词话》有万历四十五年序文刻本，是现存刻本中最古的一种，在它之前还有

抄本和刻本现已遗失。《新刻绣像金瓶梅》是明崇祯间刻本，与词话本有很大不

同，如第一回、第五十三至五十五回、第八十四回，内容差别甚多，而细微的差

别各回随处可见。词话本中诗词很多，且描写多用山东方言，崇祯本及后来的张

评本，均大量删除诗词，并将山东方言改为普通语言。由此可知，词话本之后出

现的各种版本是就词话本删改而成的。”【9】

台湾智扬出版社1989年版的《真本金瓶梅》，对《金瓶梅》的内容结构作出大量改换删除，其内容与《金瓶梅词话》迥异。其扉页《本书说明》仅承认“把书中所有秽亵的描写，一齐删除罄尽”。

《本书说明》写道：

本书的重要，并不建筑在那些秽亵的描写上；就把书中所有秽亵的描写，一

齐删除罄尽，也自有其卓然可传的真价值存在着。在这个本子中，就可以见到这

个情形······其“净化”的程度，实驾乎其他本子之上，足当“乐而不淫”

四个字。【10】

综上所述，书贾、文学评论家随心所欲对小说的内容结构作出改换删减，是“《三国演义》、《水浒传》不同早期版本之间大量异文的形成原因”。

《三国演义》“根据陈寿《三国志》和裴松之注，以及范晔《后汉书》、元代《三国志平话》和某些有关传说，经过综合熔裁，再创作而成”，并非“耳录”于“说话”。《三国演义》即使有少许素材取于《三国志平话》，其成书与“说话”有何关系？（“保存着较多的民间传说色彩”。）《宣和遗事》“多取材于旧籍”，并非“耳录”于“说话”。“内容叙述北宋衰亡和高宗南迁临安的经过，对北宋末年封建统治集团的荒淫腐败和当时的民族矛盾有所反映”。并非重点描写108将聚义梁山。《宣和遗事》多采用民间传说，《水浒传》即使有少许素材取于之，其成书与“说话”有何关系？

现行流传于世的《三国演义》《水浒传》，根本不存在署名不是“罗贯中”的版本，说明没有多个出版商依据各自的底本刊印两部著作；由此可知两部小说的“异文”不可能是民间说书艺人造成的。

如果指认民间说书艺人制造了《三国演义》《水浒传》的“异文”现象，其冤哉枉也。

三、“说话”不会有“大量口头表演文本的独立生成”

第三条质问曰：

用《三侠五义》的“耳录”个案反推所有宋元话本都源自现成底本，忽略了宋

元时期大量口头表演文本的独立生成场景，论证链条不完整。

答复：

任何说唱艺术都有底本。“转变”、“俗讲”有底本。戏曲有底本曰“脚本”。弹词，鼓词也有底本，如：明杨慎作长篇弹词《廿一史弹词》、清末李宝嘉作长篇弹词《庚子国变弹词》。明诸圣邻依据多本通俗小说作长篇鼓词《大唐秦王词话》，其本身就是说唱艺人。明末贾凫西作《木皮散人鼓词》，连皮影戏也不例外。

质问断言“宋元时期”有“大量口头表演文本的独立生成”，即不用文字底本而说“话”，现场随机随时编纂，信口开河。此言差矣。

古人云：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说话”亦然。

完全零准备，脑子无考虑，无设想，腹中无货色，空空如也，上台凭空随机边想边说，对宋元职业艺人来说，几乎做不到，也不会这样干；何况大量的滥竽充数的非职业艺人：“男女瞽者、农民、市民、良家子弟”等。

故事，要有完整的因果、人物、事件、起承转合，要有细节、有悬念、有情节、有高潮。完全临场编纂，很容易情节不连贯，驴头不对马嘴；很容易违背逻辑，难以自圆其说。这样，则成为胡说八道，最终听众喝倒彩，砸了场子。

讲史，必须顾及世人熟知的历史大框架，符合事实，不闹出“关公战秦琼”的笑话；讲小说，要符合市井熟知的故事套路，合乎事理逻辑，不闹出“日在西边虹在西”的常识错误。

不用文字底本而能随机口头讲说，必须事先构思好，打好腹稿，安排主角是谁，情节有哪些，冲突是什么，转折悬念在哪里，结局怎么样等等。

艺人可以现场即兴编纂出“新故事”，这种新编本质是各种旧材料的重新组合，不可能是脑子里一片空白的无中生有。脑子里从零生成，人类口头创作永远做不到。

人的想象，只能把见过、听过的社会现实里存在过的事物碎片，经过回忆、拆分、打乱、拼接、变形，形成新的完整的故事，艺人所有现场的发挥，都建立在已有的记忆的库存之上。

所谓“捕风捉影”，必须要先有“风”和“影”的存在，积木可以搭成各种形态的物体，但必须有积木的存在。艺人即兴编纂故事，必须要有素材。

“即兴演讲”的素材来源有两个。

其一，记忆库存。

1，职业艺人长期从事“说话”，脑子里库存信息的故事主题：落难公子遇贵人，负心男子遭报应，弱女子含冤，鬼怪作祟，侠客救人，阴间审判等

2，前代文学作品的碎片。

3，史书片段，佛教故事，唐传奇，前代笔记，民间故事碎片等

4，公共常识。

其二，抢抓社会现实见闻。

市井新闻，坊间传闻，近期案件，奇闻异事等，城市流传信息通快，抢抓此类信息梗概，加工演绎。

艺人即兴说“话”将两种素材杂糅混合，置换一组新人名，改换人物关系，置换新情境，改换背景，置换新情节，改换冲突，置换结局，改换人物命运······这样，故事外壳是新的，但冲突模式、叙事套路全是旧库存。

如此操作，却不是随心所欲，艺人即兴讲说要受到种种约束限制。行业行规，时代的思想礼法、舆论环境，艺人的阅历、才能、文化水平，艺人之间的竞争，现场听众的反应等等，都是套在即兴演讲身上的枷锁桎梏。

记忆库中的素材陈旧，听众也会有记忆，新发生的事件轰动社会，家喻户晓；这些素材就会失去利用价值。费尽心机拼凑的货色有可能被识破，被揭穿，被厌烦，被冷落。再之，即兴演讲，没有深思熟虑，言多必失，则可能漏洞百出，受到讥讽嘲笑，听众起哄、驱赶，艺人因此一蹶不振，被同行蔑视，只能甘拜下风，失去市场。

“即兴讲说”理论上可以，实际上不可行。

自作孽，不可活。祖国文学作品汗牛充栋，艺人采取现成的底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何必就难避易，以身犯险，搞什么“即兴讲说”，如此岂不是愚不可及！

真正作“即兴讲说”者少之又少，可以忽略不计。

“即兴讲说”之“话”，如果没有文字记录，就不会有“底本”传世。

质问说“宋元时期”有“大量口头表演文本的独立生成”，显然是夸大其词，违背事理逻辑，不可采信。

再回到“说话”需要有“底本”的问题上来。

需要强调的是：“即兴演讲”采用的素材，无论是记忆库中的“记忆”，还是在社会现实中听到的，见到的，都是“底本”。就像人离不开自己的身影一样，“说话”永远离不开“底本”。

拙作《“说话源流说”的主要论点与学术造假》的论证链条完整，无可置疑。

四、“学术造假”的定性有实据

第四条质问曰：

该文将早期借鉴日本学者的行为直接定性为“学术造假”，属于严重的概念

误用，清末民初国内学者借鉴海外学术框架是当时的普遍学术背景，并非主观学

术造假行为。

表述不一而表意相同的质问：

极端定性缺乏实据。直接将延续近百年的主流定论扣上“学术造假”的帽子，

却没有拿出对应的一手造假实据，不符合常规学术商榷的温和、严谨的行文规范，

难以获得同行认同。

答复：

专家学者指出拙作关于“学术造假”的定性，“属于严重的概念误用”，“借鉴海外学术框架”“并非主观学术造假行为”；“极端定性”“不符合常规学术商榷的温和”。

需要作出声明：笔者遵循八个字“主谋必究，从者不问”。拙作剑指始作俑者，而非“借鉴海外学术框架”的“清末民初国内学者”，批驳的是“说话源流说”，从不涉及个人。

其“说”绝不是个人的观点，绝不是针对细小的问题而发议论，绝不是只有微不足道的影响。

问题不在于定性是否“极端”、是否“不温和”，而在于“说话源流说”的本质是否虚假，是否荒谬，是否危害严重。定性，应看本质。如果其本质虚假，为了“温和”而不一针见血指出本质，能够不言而喻吗，能够引起警觉吗，能够解决问题吗，撰文的目的又是什么？

学术研究捏造事实，所立之论虚假，本质就是造假。

造假，其理论必定荒谬。

有关重大问题的荒谬理论，必造成重大危害。

“说话源流说”是“舶来品”，作为主流理论，统治文学界百年，奉行的是虚无主义，诋毁、否定祖国的传统文化，动摇、否定祖国文学作品在世界文学史中的崇高地位，危害巨大。世人不可掉以轻心。

历史上有“虎门禁烟”之举，凡鸦片必焚烧之；精神鸦片亦然。“说话源流说”对我国传统文化的损害破坏甚为严重，堪比鸦片。笔者不分主观、客观原因，只看结果，不搞诛心之论，则放了一把火，直言不讳，指明本质；用了“学术造假”一词，何错之有？

揭露本质，引起重视，尽力解决，去除危害，不能被称作“极端定性”。

马克思说：“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11】对抗，就不会“温和”。以此作为反驳“极端定性”质问的总结答复。

质问拙文的论证“极端定性缺乏实据”“没有拿出对应的一手造假实据”，赐教罔顾事实，笔者不敢苟同。

第一篇拙作就明确指出：

1，通俗小说的产生时间远远早于“说话”，其“说”妄称“说话”是源、通俗小说是流，这是黑白颠倒，是造假。

2，“说话”以包括小说在内的文学作品为底本，是依附于文学作品这棵大树上的藤蔓，其“说”妄称“说话”是源、通俗小说是流，这是本末倒置，是造假。

第二篇拙作“打蛇打七寸”，箭射“说话源流说”的“阿喀琉斯的脚踵”，揭露其作为论据的主要论点虚假，从而揭露其“说”学术造假的本质。

首先从“说话”的体制、表演的固定程式上批驳。

其“说”妄言：通俗小说的白话语言，全知叙事，开篇诗词、入话、正话、结尾断诗等体制，全部承袭自“说话”表演的固定程式。

通俗小说的语言为“浅近文言”，其“说”却将其定为“白话语言”。在语言发展阶段史上，“浅近文言”在“白话语言”之前，其“说”却妄言通俗小说的语言承袭自“说话”的“白话语言”。——这是“造假”！

根据史料的记载，“说话”的表演程式为“与起令（得胜利市头回）——随令（入话）——在时令（正话）。其“说”却妄言为“开篇诗词、入话、正话、结尾断诗”。“说话”全在于“说”，其“说”却言为“开篇诗词——中间插诗——结尾断诗”。——这是“造假”！

“开篇诗词——中间插诗——结尾断诗”是“话本”“拟话本”通俗小说的固定程式，却被其“说”移花接木定为“说话”的表演的固定程式。——这是“造假”！

再从“说话源流说”确立的“说话——话本——通俗小说”的主流源流体系批驳。

明明是“说话”取材于文学作品，文学作品是“说话”的底本，其“说”却妄言其底本是说书艺人“说”出来的。——这是“造假”！

明明通俗小说是作家独立创作的作品，其“说”却确立“说话——话本——通俗小说”的主流源流体系，妄言“话本是口头‘说话’转向书面小说的关键中间状态”、通俗小说是“后世文人模仿话本形式创作”而成的。——这是“造假”！

接着批驳“说话源流说”的“衍生”谬论。

明明是“说话”取材于文学作品，它的“题材”完全取决于它所取材的文学作品的题材，其“说”却颠倒黑白，妄言“说话”四家决定通俗小说的题材，並列出四类“说话”与通俗小说的关系对应表。——这是“造假”！

第四步，批驳“民间艺人集体创作说”。

明明通俗小说是作家独立创作而产生的作品，其“说”却妄言“早期经典通俗小说多为口头集体累积创作”，则是“民间艺人集体创作”。——这是“造假”！

第五步，批驳“伪正宗说”。

明明“文言文学”“浅近文言文学”“白话文学”是中国文学的正宗，其“说”却妄言“‘白话文学’”是中国文学的正宗”。——这是“造假”！

最后，揭示这种造假深远的危害性。

一言而蔽之，“说话源流说”的本质是学术方面的“造假”，铁证如山。

拙作论证全面系统，怎么能说“极端定性缺乏实据”呢！

五、“说话”具有“民间文学价值的重视导向”辩

第五条质问曰：

该观点直接否定“四大奇书”的集体创作的属性，完全抹杀民间艺人在通俗

小说生成过程中的作用，和学界长期以来对民间文学价值的重视导向相悖，很难

获得广泛认同。

答复：

“直接否定‘四大奇书’的集体创作的属性”的理由，“完全抹杀民间艺人在通俗小说生成过程中的作用”的原因，拙作已作了充分的论证，无需再浪费笔墨。

“学界长期以来对民间文学价值的重视导向”一句，说明是将“说话”视为“民间文学”。笔者提出异议。

《辞海》对“民间文学”的定义为：“指群众集体口头创作、口头流传，并不断地集体修改、加工的文学。”【11】

“说话”是口头艺术，但完全不符合“创作”的条件要求。

既然是“创作”，则民间艺人所“说”之“话”必须符合一个条件，即“新”，其“话”以前根本不存在，无人写出过。事实是，“说话”使用了底本，民间艺人照本宣科，拾人“文”慧，岂能是“创作”？故将“说话”视为“民间文学”，名不副其实。

退一步说，即使“说话”为“民间文学”，也不能大肆吹捧，捏造出许多光辉的功劳、崇高的荣誉，冠冕堂皇地加到说书艺人的头上。

通俗小说並不是官方指派敕令而创作的作品，完全是“民间”文人自作主张的产物，有时受到官方的查禁，作者遭到迫害，故通俗小说似具有“民间”性。如此，又何必厚此薄彼呢？

毫不讳言，“说话”的套话词语在通俗小说中有出现，这是“说话”对通俗小说唯一的影响。潘开沛先生是认可“说话源流说”的，其大作《<金瓶梅>的产生和作者》列举了《金瓶梅》中使用的套话词语，如“看官听说”“话休饶舌”“话分两头说”等。先生接着说：“当然，文人也可以假借说书人的口吻来写书。”【12】一语道破，解释正确。

“说话源流说”言：“说话”对通俗小说创作在题裁、语言、结构、内容诸方面起到直接的决定性的作用，通俗小说是民间说书艺人集体创作。事物有同理。这个问题可以向著名作家莫言、刘震云等先生请教：现代各种说、唱口头艺术盛行，对其小说创作有没有直接的决定性的影响，大作是否也是艺人集体创作。

六、“通俗小说的理论体系”刍议

专家学者指点迷津，提出宝贵的建议，曰：

“破而不立”核心局限。全文几乎所有内容都在批判“说话源流说”的不合

理性，却没有完整提出一套替代它的、自洽的全新通俗小说起源体系，仅零散提

及“上古神话起源”“多元因素共同作用”，没有形成可落地的完整理论框架。

答复：

专家学者醍醐灌顶，笔者如坐春风。笔者不惧能力不逮，妄就通俗小说的理论体系问题发表一孔之见，以抛砖引玉。

试表述于下。

通俗小说和文言、白话小说皆起源于神话，与世界各民族文学起源“神话论”相契合。通俗小说创作有文本出现约始于汉魏，甚或更早，盛于明清。经济的发展，商业意识的提高，思想的觉悟，士人的剧增，世人需求的高涨，印刷业的壮大，白话运动逐渐形成等多元因素共同作用，推动了通俗小说的普及、日臻完善完美。

通俗小说为作家独立创作。语言：“浅近文言”。题材：以《金瓶梅》为起点，发生了从选择历史题材向选择现实社会题材的巨大转变。体制：长篇使用章回体。。结构：“开篇诗——中间插诗——以诗结尾”。传承：继承、发扬了祖国传统文化“以诗入文”“诗化叙事”的优良传统。影响：为“说话”提供底本。为后世的白话小说，戏曲、影视的创作改编提供样本和脚本。

通俗小说具有民族性。体裁、语言、结构和艺术手法等方面，适合于反映中华民族的社会生活，符合中华民族的欣赏习惯，具有完备的民族形式。其民族气派、民族风格体现了高度成熟的民族化。

民族的，才是世界的。通俗小说是中国“文艺复兴”的产物，与十四至十六世纪欧洲发生的文化运动——“文艺复兴”同时期产生和发展。通俗小说的创作取得了伟大辉煌的成就，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世界文学史上享有不可动摇的崇高地位和声誉。

“通俗小说的理论体系”奉上，敬请雅正。

恩格斯指出：

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13】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还指出：人们只有在解决了衣食住行之后，才能进行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活动。

唐、宋朝的经济在世界首屈一指，较之各国生产，“GDP”遥遥领先；明代产生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均为通俗小说的产生发展提供了经济基础。作者有积蓄，方能专心著作，破费付梓。民以食为天。人们解决了温饱问题，衣食无忧，就有阅读小说的意愿，才能解囊而购小说。

在研究文学现象时，往往会忽视商业意识的作用，忽视了作家、出版者是制造商，文学作品是商品的事实。古代作家写作呕心沥血、兀兀穷年，是为了谋生“疗饥”：出版商耗费财力刊印，是为了发家致富。故商业意识是不可小觑的原因之一。

余者，拙作已作论述。

结 束 语

一仍贯之，“说话源流说”作为证据的若干论点虚假，其“核心支撑史料”同样虚假；“说话源流说”是荒诞、虚假的谬论，应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专家学者说：“主流学者普遍认为”拙作“不具备推翻百年主流定论的学术分量，没有开展大规模公开商榷的必要性”。这是不屑，也是······

一笑置之，一切顺其自然吧！

注释：

【1】·《辞海·文学分册》·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5月底版·第273页。

【2】·唐赵璘《因话录》卷四。

【3】·《辞海·文学分册》·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5月第一版·第273页。

【4】·《辞海·文学分册》·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5月第一版·第245页。

【5】·《辞海·文学分册》·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5月第一版·第253页。

【6】·《辞海·文学分册》·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5月第一版·第109页。

【7】·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十一《庄岳委谈》卷首《小引》。

【8】·《辞海·文学分册》·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5月第一版·第109页。

【9】·王丽娜《<金瓶梅>在国外》·《论金瓶梅》·文化艺术出版社1984年12月北京第1版第452——453页。

【10】·《真本金瓶梅》·台湾智扬出版社1989年版扉页。

【11】·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一零四页。

【12】·《辞海·文学分册》·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5月第一版·第14页。

【13】·潘开沛《<金瓶梅>的产生和作者》《论金瓶梅》·文化艺术出版社1984年9月第一版·第77页。

【14】·恩格斯《致海·施塔尔根堡》（一八九四年一月）·《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一九六二年版第五一七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