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机场很快被警卫和民兵围住。刘善本下机后，没有过多解释，只向迎上来的工作人员表明身份：“我叫刘善本，是驾机起义来到延安的。”这句话传开，延安军民立即轰动。
这次行动并非临时起意。刘善本早年在中央航空学校学习，后来赴美国接受飞行训练。接触到关于延安的书籍后，他逐渐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产生兴趣。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坚持发动内战，也让他对原先效力的政权越来越失望。
有意思的是，就在起义前几天，刘善本刚被选中担任蒋介石专机机长。按国民党空军的标准，他飞行技术过硬，经历可靠，确实是合适人选。可在刘善本看来，这个任命反而增加了行动的危险性，也逼着他尽快作出决定。
他没有把计划告诉妻子，连最亲近的同事也被蒙在鼓里。为了寻找合适航线，他设法弄到西北地区地图和导航资料，还准备了手枪、进步书刊以及便于步行的鞋子。家中债务被逐一结清，弟弟也被安排到朋友家中暂住。
这些准备看似琐碎，却说明刘善本清楚，驾机起义不是一句口号。飞机能否起飞，航线能否辨认，途中会不会遭遇拦截，降落后如何安置同行人员，每一步都可能决定生死。
6月22日，刘善本先驾驶飞机抵达昆明，装载了大批无线电器材。原计划借返航机会飞往延安，但沿途天气恶劣，陕北、山西一带降雨，贸然起飞风险极大。他只好先飞成都，等待新的机会。
转折出现在成都机场。刘善本遇到了熟人陈泰楷，便邀请对方搭机前往昆明。起飞后，他把陈泰楷叫到后舱，说明真实意图。陈泰楷一度想跳伞离开，刘善本赶紧劝阻：“不要冲动，到了延安再想办法。”
随后，他回到驾驶舱，对其他机组人员声称，后舱的人要去延安，甚至以武力威胁飞行员。机组成员受到惊吓，却又无法确认真相。刘善本借机稳定局面，劝大家既然已经上路，不如共同把飞机安全开到延安。
这场临时安排的“独唱双簧”，最终让十多人随飞机抵达延安。严格说来，同行者并非全都事先知情，刘善本的办法虽然冒险，却避免了机舱内发生冲突，也使飞机顺利完成了起义。
消息传到南京后，蒋介石震怒。周至柔当时负责空军事务，面对质问，只能承认起义者正是八大队飞行参谋刘善本。蒋介石得知此人原本还被选作自己的专机驾驶员，据称当场斥责道：“幸亏他还没有来，否则岂不是把我也送到延安去了？”
这句气话之所以流传，并不只是因为戏剧性。它点出了国民党空军内部的一个尴尬现实：能够接近最高层的人，未必真正认同最高层的路线；技术上的忠诚审查，也无法代替政治判断。
延安方面没有强迫起义人员立即表态。杨尚昆曾向他们说明，愿意留下可以留下，想离开也会获得方便。这种处理消除了同行人员的顾虑。刘善本后来决定留下，并把希望放在建设共产党自己的航空力量上。
当时延安没有成熟的空军体系，起义飞机后来也遭到国民党方面破坏。朱德谈到此事时却很乐观，表示损失一架飞机并不等于失去未来，人民军队迟早要建立自己的空军。刘善本听后，主动接受了前往东北创办航校的任务。
东北航校的条件极其艰苦，飞机、教官、教材和维修设备都十分缺乏。刘善本先后担任东北航校副校长、空军第一航校校长，参与训练飞行员、建立教学制度和整合航空器材。人民空军最初的骨架，正是在这样的困难中搭建起来的。
刘善本起义后，妻子周淑璜却被留在国民党控制区，生活来源断绝，还受到严密监视。周恩来得知情况后，曾设法通过施剑翘等人传递书信和生活费。周淑璜没有公开制造动静，而是变卖家中物品，尽力保护孩子和老人。
直到1949年重庆解放后，周淑璜才带着孩子北上，与分别多年的刘善本团聚。按照当时对起义人员家属的照顾政策，她本可享受相应待遇，但刘善本坚持让妻子从普通战士做起。周淑璜接受了这一安排，和大家一起吃大灶、训练和劳动。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人民空军开始加速形成战斗力量。刘善本参与组建空军混成第四旅，并投入夜航训练。面对缺乏经验和装备不足等问题，他亲自试飞，为部队摸索夜间飞行和作战训练积累了经验。
1953年，刘善本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被选为国防委员会委员。1964年4月，他晋升为空军少将。十几年前那架飞向延安的飞机，改变的不只是一个飞行员的个人命运，也让一批掌握航空技术的人走进了人民空军创建初期的核心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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