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9月18日,上海一处刑场,前汪伪政府陆军部长叶蓬被押到枪口前。这个曾经手握兵权、出入南京政界的人,临刑前没有高声辩白,只低声央求行刑人员:“打准点,干脆点。”
枪声响起,子弹从后背射入,穿过右肺,由前胸飞出。曾经反复要求媒体不要称他为“汉奸”的叶蓬,最终以“通谋敌国”的叛国罪名被处决,成为抗战胜利后被惩办的汉奸之一。
这件事最刺眼的地方,不在于他如何走上刑场,而在于他到死仍试图重新解释自己。他说自己“视死如归”,还强调当年有抗日决心,进入汪伪政府是形势所迫。可在审判者眼中,个人口头上的辩解,抵不过实际留下的行动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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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蓬早年并非没有机会。湖北黄陂人,武昌起义时,他还是一名少年学生,曾参加学生军。此后进入湖北陆军小学堂,又升入保定军官学校,属于受过正规军事教育的军官。
军校出身,本应意味着清楚军人的职责。但叶蓬后来更在意的,似乎是职位能否继续上升。他做过教员,也在地方军阀部队中任职,担任过营长、军事教员和监狱长。多年辗转,始终没有真正建立起稳固的政治根基。
转机来自夏斗寅。夏斗寅受到蒋介石重用后,叶蓬也随之得到机会,进入武汉警备系统。靠着经营和活动,他从参谋升到武汉警备司令,完成了从校官到将官的跃升。
官位来得快,失去也快。蒋介石整顿地方势力时,夏斗寅被撤换,张群接掌湖北事务。叶蓬与张群之间早有嫌隙,一场酒席上的冲突,更让双方彻底撕破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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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火索与一宗财物纠纷有关。有人从孔庚住宅附近盗出财物,叶蓬所部将人抓获后,双方围绕财物处置发生争执。后来在宴会上,孔庚当众指责叶蓬,叶蓬也不肯退让。张群借机斥责他,叶蓬的政治处境由此迅速恶化。
1935年,叶蓬在武汉主持防空演习,现场悬挂“还我河山”等抗日标语,靶标也被制成日军形象。这场演习引发民众响应,却触怒了在场的日本方面人员。张群随后以此为由,撤去叶蓬的职务。
有意思的是,曾因抗日宣传丢官的叶蓬,并没有因此守住立场。他把被罢免归咎于张群,转而寻求复兴社等特务势力支持,甚至卷入谋刺张群的计划。行动失败后,相关人员供出幕后情形,叶蓬再次被撤职查办。
这次他虽然保住性命,却失去了官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武汉失守,叶蓬所在部队被撤销。他离开湖北前往香港经商,但经营失败,政治上的失意与现实中的窘迫叠加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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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在这段时期,他遇到了周佛海。汪精卫集团正在筹组伪政权,急需熟悉军队和行政的人物。叶蓬随后前往河内投靠汪精卫,承诺协助保卫汪氏夫妇,并参与伪政府的军事建设。
1940年3月,汪伪政权在南京成立。叶蓬进入核心权力圈,先后担任中央委员、陆军学校教育长、军事委员会委员等职,后来出任陆军部长。他还代表伪政权赴日活动,发表亲日言论,并在湖北担任伪军政要职。
他的作用并不只是挂名。叶蓬参与维持伪政权统治,调动部队同抗日力量作战,还通过军事学校训练伪军、伪警人员。对于日本扶植的政权而言,这种军事和行政配合,正是其能够维持的关键。
权力扩大后,财富也迅速聚集。政府经费、军费以及其他名目,都成为叶蓬敛财的渠道。汪精卫病死后,陈公博接掌伪政权,叶蓬失去重要靠山,便开始搜刮钱财,甚至染指烟土交易。
他仍在寻找退路。日本败局显现后,叶蓬暗中同蒋介石方面联系,并得到“新编第七路军总司令”的秘密任命。可是委任状尚未变成兵权,日本便于1945年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
叶蓬准备返回武汉,却因当地伪军相继改旗易帜而无法落脚。他手中的任命没有部队支撑,所谓总司令成了空头名号。1945年9月,国民政府军政人员接收武汉时,叶蓬也被控制。
审讯期间,他不断强调自己受过蒋介石委任,坚称自己不是汉奸,还要求记者不要以汉奸罪名报道。可陈诚等人掌握的材料,记录了他在汪伪政权中的职务、行动以及对伪军建设和作战的参与。
政治风向改变后,旧日的任命不能替代叛国事实。蒋介石最终在叶蓬的罪状上签字,以“通谋敌国”判处死刑。1947年9月18日,刑场上的那句“打准点”,成了他留给世人的最后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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