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9年12月25日，湖北丹江口工地，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冒着寒风来到汉江截流现场。脚下是尚未稳固的围堰，眼前是奔涌的江水，身旁陪同的湖北省省长张体学，正翻看一摞被水汽打湿的工程图纸。
这次视察看似只是一次现场检查，背后却连着湖北多年治水的难题。对张体学来说，丹江口不是普通水利工程，而是一次改变湖北水利格局的尝试。
事情要从1954年的特大洪水说起。那年夏天，长江、汉江洪峰叠加，荆江分洪区被迫启用。武汉水位暂时得到缓解，但湖北有一千多万亩耕地受灾，京广铁路也因路基被泡，长时间中断。
洪水退去后，张体学反复思考一个问题：修堤、抢险固然重要，可如果只在洪水来了以后补漏洞，湖北永远只能被动应付。真正有效的办法，必须把防洪、灌溉、发电和航运放在一起规划。
1956年，张体学出任湖北省省长。当时他四十岁出头，早年参加革命，长期在鄂豫皖地区工作，对湖北的山川河流并不陌生。上任后，他提出“全面规划、综合治理、局部服从全局”，这并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对1954年洪灾教训的直接回应。
湖北河网密集，长江与汉江交汇，水多时成灾，水少时又影响灌溉和航运。白莲河、漳河等水库陆续建设，但张体学最关注的，始终是汉江上游。
汉江是长江最大支流之一，流域广、弯道多，洪水来势急。只靠下游堤防硬扛，风险始终存在。把水拦在上游，形成大型水库，再根据需要调度，才可能从根本上缓解荆江和武汉一带的压力。
丹江口因此被选中。这里峡谷较窄，地势适合筑坝，工程建成后既能防洪，也能发电、灌溉和改善航运。1958年2月，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获准建设，来自各地的建设者很快进入工地。
那时条件十分艰苦。道路崎岖，运输困难，通讯也不方便。张体学常常带着文件和图纸往返武汉、丹江口之间，到了现场就住在简陋的施工点，和工程人员一起研究进度、材料与安全问题。
有人劝他不要总在工地上奔波，他只说：“现场的问题，不能只听汇报。”这句话朴素，却很符合他的办事风格。对大型工程而言，纸面上的计划必须经得住江水、岩层和施工条件的检验。
12月25日，李先念抵达丹江口。张体学陪同他察看围堰和坝址，两人谈起湖北治水，也谈起多年前共同工作的经历。张体学说：“没有中央支持，湖北不可能把这么大的工程推起来。”
李先念听后摆了摆手：“怎么又扯到我的头上？这是集体的事情。”这句话带着几分玩笑，意思却很明确：丹江口工程不是哪一个人的功劳，而是国家决策、湖北组织和建设者共同完成的任务。
第二天，12月26日上午，丹江口工程正式截流。石料不断投入江中，机器轰鸣，水流被逐渐压缩。截流持续了数个小时，现场留下了珍贵影像，也标志着工程由准备阶段进入主体建设阶段。
真正的困难还在后面。1960年前后，国家经济遇到严重困难，工地上的水泥、钢材和运输能力都十分紧张。张体学多次向上级汇报，把材料供应、工程进度和安全问题一项项列清楚，争取必要支持。
工程建设不能只图快。1961年底，坝区曾发生混凝土构件滑落事故，施工受到影响。张体学赶到现场后，要求查清原因，返工处理，不能为了赶进度留下隐患。对大坝来说，任何一个小漏洞，都可能在多年以后变成大问题。
丹江口的意义也在建设过程中不断扩大。它最初承担的是防洪和蓄水任务，后来逐步增加发电、灌溉、航运等功能。1964年，相关规划进一步推进，丹江口成为汉江流域综合治理的重要枢纽，后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所利用的水源条件，也与这里的长期建设密切相关。
张体学并没有把目光停在汉江。三峡工程当时受到技术、资金和移民等因素制约，他支持先建设葛洲坝，为长江干流开发积累经验。1970年葛洲坝工程开工，他又承担了重要组织工作。
遗憾的是，长期奔波和高强度工作严重损害了他的身体。1973年，张体学被确诊为肺癌晚期。临近治疗前，他仍惦记丹江口，曾回到大坝和汉江边查看。那一年9月3日，张体学在北京病逝，终年58岁。
丹江口水利枢纽后来继续建设，首台机组于1970年代并网发电。大坝、库区、输电线路和灌溉系统逐步完善，最初由洪水逼出来的治水思路，终于落实为一项持续数十年的国家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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