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从军长被提拔为红军副总长，却称力不能及，此后多年多次婉拒提拔

1935年夏，四川炉霍，红四方面军部队正在高原地区行军。王宏坤接到上级谈话通知，内容却不是继续留在总部，而是返回红四军，重新担任军长。几个月前，他刚从一线部队调到红军总部任职，面对这次调动，他没有把它看成个人升迁，反而觉得肩上的担子太重。

王宏坤出身红四方面军，是一位典型的战场型干部。红四方面军早期扩编时，他曾担任红十师师长，麾下有陈再道、陈锡联、王近山、詹才芳等人。后来红十师扩编为红四军，他出任军长，许世友任副军长，王建安担任师政委，洪学智负责政治部工作。

这支部队后来走出了许多名将。许世友、王建安在华东战场成名，陈再道、陈锡联、王近山等人在中原战场屡建战功，洪学智则在东北战场发挥了重要作用。王宏坤能够长期担任这批将领的上级，靠的不是资历二字，更有复杂环境中的带兵能力。

有意思的是，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他的职务出现了一个颇值得辨析的记载差异。部分资料称他担任红四方面军副参谋长，另一些回忆材料则记为红军副总参谋长。两种称谓看似只差几个字，实际所对应的工作范围和组织位置并不相同。

如果是红四方面军副参谋长，属于军内调动；若是红军副总参谋长，则意味着进入红军总部，成为全军层面的参谋负责人之一。结合当时红军总部的调整背景，王宏坤被调往总部，并非毫无依据。刘伯承任总参谋长，王树声等人负责重要工作，中央与方面军之间也在重新配置干部。

王宏坤后来回忆，自己听到任命时曾表示：“我文化程度不高，恐怕干不了。”他更愿意跟着部队走，认为自己熟悉的是训练、作战和部队管理，而不是总部机关的参谋业务。王树声没有同意他的请求，还是让他先到新的岗位上去。

这番推辞，并非谦虚客套。红军总部工作需要处理大量军情、部署、文电和协同事务，既要熟悉各部队情况，也要有较强的文字和综合判断能力。王宏坤长期在基层和战场成长，文化基础确实是他的短处。他清楚自己的长处在哪里，也明白短处可能给全局带来什么影响。

但形势变化很快。红四方面军经过长途行军和连续作战，部队面临整编与补充问题。百丈关作战之后，红四军兵力受到损耗，原有编制已经难以维持。上级认为，与其保留空架子，不如压缩建制、重新整顿，于是让熟悉这支部队的王宏坤返回。

当时红四军只剩六个团左右，整编后压缩为四个团，全军约六千余人。这个决定听起来并不光彩，却是实事求是。王宏坤回到部队后，面对的不是一个完整建制，而是一支需要重新恢复战斗力的队伍。对他而言，回军长岗位不是升迁，也谈不上退让，而是哪里最需要，便到哪里去。

抗日战争爆发后，王宏坤出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三八五旅旅长。后来旅部和第七七〇团承担陇东留守任务，他没有急于把留守看成轻松差事，而是提出到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经过一段时间学习，前线和地方工作又需要干部，他被派往冀南，担任军区副司令员。

冀南军区司令员是陈再道。两人早年在红四方面军中有过上下级关系，王宏坤任军长时，陈再道还是师长；后来两人又成为搭档。如今职务重新组合，陈再道任司令员，王宏坤任副司令员，过去的战场关系转化为根据地建设中的协作关系。

冀南的任务，不能只看成后方工作。地方武装、粮秣供应、交通联络、群众组织，都直接关系部队能否生存和作战。王宏坤在这一阶段主要负责武装建设与地方工作，后来原本有机会担任鲁西军区司令员，却再次表示不愿承担这一职务，宁可接受更合适的安排。

解放战争时期，他担任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已经是大军区的重要副职。按常理说，这样的岗位足够稳重，但刘邓大军准备南下时，他又主动要求到一线，担任第十纵队司令员。曾经多次婉拒提拔的王宏坤，并不是一味避开责任；只要是自己熟悉、能够胜任的战斗任务，他并不退缩。

第十纵队南下后，在桐柏地区建立和巩固根据地，配合主力作战，承担对地方武装的作战任务。襄樊战役期间，王宏坤参与重要指挥。与大兵团正面决战相比，这些工作常常不够显眼，却需要解决兵源、粮食、交通和地方政权等一连串难题。

1949年前后，他被任命为湖北军区司令员，又一次提出自己“力不能及”，希望改任副职。这并非没有能力，而是对个人经历的判断。他长期擅长带领熟悉的部队，后来又在军区和根据地负责组织建设，真正担任大规模独立作战主官的时间并不算长。

王宏坤的几次推辞，容易被简单理解为谦让。实际上，其中既有文化水平的顾虑，也有对岗位性质的清醒认识。他不愿为了名义上的升迁占据不适合自己的位置，却愿意在部队整顿、地方建设和根据地开辟这些具体工作中承担重任。这种取舍，正是那个年代许多老红军干部身上很突出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