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病逝后，楚青向杨尚昆报告：他有一个遗愿，请中央批准我替他完成

1984年2月13日，北京，杨尚昆在粟裕治丧期间接见遗孀楚青。按当时的安排，这本应是一次慰问和询问生活困难的谈话，可楚青没有提出住房、待遇或子女工作的请求，只说了一件事：“粟裕同志的战争回忆录还没有完成，请组织批准我继续整理。”

杨尚昆听完，当即表示同意，并安排曾担任粟裕秘书的朱楹协助这项工作。几天前的2月5日，粟裕已经在北京病逝，终年76岁。对楚青来说，丈夫留下的并不是普通文稿，而是一项尚未完成的军史工作。

粟裕晚年为何如此看重回忆录？这和他离开军事指挥岗位后的经历密切相关。

1958年，粟裕受到“反教条主义”影响，离开总参谋长岗位，后来调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对一名长期在战场上作出判断、调动部队的将领而言，不能再直接参与军事指挥，显然是一种难以排解的失落。

但他没有把精力耗在个人得失上。任职军事科学院期间，粟裕协助叶剑英开展军事学术研究，持续思考国防建设、战争准备和现代作战问题。遗憾的是，那个特殊年代里，一些具有前瞻性的意见没有得到充分重视。

楚青曾劝他：“既然对现成材料不满意，为什么不把自己的经历写下来？”粟裕没有立刻回答。多年以后，他才真正开始动笔。

1969年冬，周恩来曾同粟裕谈话，希望他到国务院参与工作，并鼓励他学习地方事务。随后，粟裕按照安排到华北、西北边疆和部队调研。时隔多年重新接触基层官兵和边防情况，他发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回到北京后，粟裕整理成报告，准备向周恩来汇报。有人提醒他少谈为好，他却说：“看到问题不说，对国家安危是不负责任的。”这份报告得到周恩来的肯定，也让粟裕更加明确：军事问题必须讲实情，不能只讲顺耳的话。

1971年以后，粟裕开始系统整理自己对战争和国防的思考。由于部分观点与当时的流行认识不同，原本答应协助记录的人迟迟没有下笔。于是，他改为亲自口述，由楚青负责记录。

楚青担心有些话说得太直，粟裕却认真提醒她：“战争是要死人的。看出了问题却不讲，真打起来就可能多死人。”这句话并非争强好胜，而是一个老军人对战争代价的切身体会。

1975年，粟裕先后患心包炎、胸膜炎、肝炎，并突发心肌梗塞。身体恢复后，他终于下定决心，把几十年亲历的战役写下来。他对楚青说：“这也许是现有条件下，我还能为党做的一点工作。”

粟裕不想把回忆录写成战斗详报。他认为，单独罗列时间、地点、兵力和伤亡，无法解释一场战役为什么胜负逆转。真正有价值的内容，还包括指挥员怎样判断敌情，怎样在极短时间内选择方案，以及错误判断会带来什么后果。

他曾表示，自己这样写可能会受到非议，但如果只写结果，不写决策过程，战争就会被写“死”。这份坚持，也使他的回忆录具有了不同于一般战史资料的特点。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后，粟裕把更多精力投入拨乱反正，回忆录整理一度放慢。1981年2月1日，他突发脑溢血。病情好转后，楚青问他还要不要继续，粟裕明确回答要写。

疾病损害了他的记忆和表达能力，楚青只能挑他精神较好的时候，以聊天方式提出问题。有时一句话要等很久，甚至连续几天都得不到回答。可粟裕并没有放弃。他曾对楚青说：“你不要着急，我心里明白，慢慢会讲给你。”

后来，他又患脑血栓，身体状况反复恶化。即便如此，在病逝前，粟裕仍完成了回忆录中若干最重要的部分。没有完成的内容，则由楚青根据口述记录、历史档案和相关人员回忆继续整理。

这项工作并不轻松。许多战役细节无法仅凭个人记忆确认，老战友和老部下便主动提供材料。经过数年整理，近40万字的《粟裕战争回忆录》于1988年出版。

书中最受关注、也最令人惋惜的，是淮海战役部分。作为华东野战军主要指挥者之一，粟裕在这场战役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却没有留下完整、系统的个人讲述。谈及淮海战役时，他谦逊地说：“这个大题目，要请小平同志来讲。”

这句话既体现了粟裕一贯的克制，也留下了历史的空白。毛泽东曾评价粟裕在淮海战役中立下“第一功”，但粟裕本人很少把功劳归到自己名下。

在能够留下的文字里，他仍然保持着鲜明的军事分析风格。他认为，国民党军在战役开始前没有判断出解放军的主攻方向，战役打响后又没有及时转入决战部署，指挥层层失误，最终导致各兵团被分割、包围。

这些文字没有刻意铺陈个人传奇，而是努力还原战场判断。对粟裕来说，回忆录不是为自己争功，而是把那些可能随个人离去而消失的经验，尽量留给后来研究战争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