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这项任命，表面看是个人能力与军职高低的比较，往深处看，却涉及新中国成立初期军队的历史构成。人民解放军不是从一条单一脉络发展而来，而是由各支红军、八路军和解放军部队汇合而成。干部使用，既要看战功，也要照顾这种复杂而真实的历史背景。
李天佑完全具备担任大军区司令员的条件。他很早便投身革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已经担任重要职务。抗日战争中，他曾在八路军第115师系统内作战，平型关战斗时，他所率部队承担了重要任务。后来，他又赴苏联养病，回国后继续投入抗日和解放战争。
东北战场上，李天佑的军事才能得到充分展现。1947年，林彪曾点名让他接替万毅，担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一纵队司令员。第一纵队是东北战场的主力部队，能够被安排到这个位置，足见林彪对他的信任。解放战争后期，李天佑还担任第四野战军第十三兵团副司令员，随部队南下作战。
新中国成立后，他长期在华南工作，先后担任广西军区副司令员、广东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和代司令员。边疆、军区、野战部队，这些经历使他并非只会带兵打仗，对大军区的日常管理也相当熟悉。若单从履历和能力判断，他确实是成都军区司令员的合适人选。
有意思的是，反对这一安排的人，并不是与李天佑有过节的将领，恰恰是曾经长期与他并肩作战的林彪。两人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便有共事经历，后来又在东北战场共同指挥作战。林彪曾对身边干部说过：“李天佑打仗是有一套的。”这类评价，说明彼此之间并不存在所谓私人恩怨。
真正让任命出现变化的，是军队内部不同历史系统之间的平衡。到1960年前后，中央军委机关以及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的主要领导，红一方面军干部占有较大比重。空军、海军、工程兵等军种的重要岗位，也有不少红一方面军将领担任。
大军区司令员的分布相对均衡一些。北京军区、济南军区、广州军区、西藏军区，分别由杨勇、杨得志、黄永胜、张国华等人负责；沈阳、南京、武汉、昆明、福州军区，则由陈锡联、许世友、陈再道、秦基伟、韩先楚等将领主持。陕北红军出身的张达志担任兰州军区司令员，乌兰夫主持内蒙古军区，又有其特殊历史背景。
相比之下，红二方面军在大军区司令员层面的代表并不多。新疆军区的王恩茂和成都军区的贺炳炎，是其中较为重要的两位。贺炳炎去世后，如果再由红一方面军出身的李天佑接任，成都军区这一席位的历史象征意义便会发生变化。
当时，贺龙仍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在军队领导层中地位很高。红二方面军将领长期跟随贺龙转战湘鄂西、湘鄂川黔和陕甘宁地区，形成了鲜明的战斗传统与干部网络。军委在安排成都军区继任者时，不能只计算一名将领的资历，还要考虑这支部队的心理认同和历史延续。
罗瑞卿曾谈到，人民军队是在不同部队基础上逐步合成的，干部任用必须尊重历史，不能把这种背景简单抹平。成都军区司令员继续由红二方面军系统的干部担任，实际上就是一种明确的信号：原有的革命传统要得到承认，部队内部的平衡也要维持。
黄新廷因此进入军委的视野。他1930年参加红军，长期在贺龙领导下工作，曾担任警卫和基层指挥员。抗日战争时期，他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随后进入八路军第120师第358旅任职。解放战争初期，他仍在晋绥野战军作战，后来随部队编入西北野战军。
他的军职资历确实不如李天佑，却有两个明显优势：一是红二方面军出身，二是此前已经担任成都军区副司令员，对辖区情况和部队关系并不陌生。军区司令员更换后，能够减少磨合时间，这在西南复杂的地理环境和国防任务面前，不能不说是实际考量。
1960年，黄新廷出任成都军区司令员。上任后，他多次到偏远地区和一线部队检查工作，深入高山哨所，了解训练、后勤与战备情况。这个职位最终落到一名中将肩上，并不意味着李天佑能力不足，而是军委在战功、资历、地域和历史传统之间作出的综合选择。
李天佑没有长期闲置。1962年，他调任总参谋部工作，参与更大范围的军队建设。成都军区的那次任命，也因此没有变成对某个人的否定，而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军队整合过程中一次颇具代表性的干部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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