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毛主席亲自点名此人执掌京畿，周恩来临终哭诉：不是我要关他的

1968年3月，北京中南海的一条走廊里，毛泽东与温玉成短暂交谈，几句话改变了这个东北战场老将的命运。此时的北京，局势复杂，军队和地方都处在高度紧张之中，卫戍区司令员一职，远不是普通的军事岗位。

毛泽东见到温玉成后，直接问道：“你一个人去？单枪匹马去？”温玉成一时没明白。毛泽东随即告诉他，中央准备让他到北京卫戍区主持工作。

这项任命发生在“杨、余、傅事件”之后。1968年3月，代总参谋长杨成武、空军政委余立金和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相继受到审查，首都的军事指挥出现调整。温玉成被推到这个位置上，既说明毛泽东对他的信任，也意味着他被置于政治风暴的中心。

温玉成并非突然冒出来的人物。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他长期在东北地区作战，带兵风格强硬，办事果断。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在军队重要岗位任职，1957年调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

当时的广州军区司令员是黄永胜。起初，黄永胜对温玉成的评价并不高，认为他性格直，处理问题缺少圆转。相处日久，黄永胜逐渐发现，这个人虽然不善于周旋，却有较强的执行能力，也敢于承担责任。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温玉成因为过去办事严厉，得罪过一些人，广州军区很快出现了批判他的材料和大字报。关键时刻，叶剑英向林彪反映情况，林彪曾表示温玉成是好同志。温玉成因此没有被立即打倒，后来调往北京，担任副总参谋长。

有意思的是，温玉成在北京的上升，并没有带来真正的安全感。卫戍区司令员掌管首都警卫、警备和部分军事秩序，任何判断都可能被赋予政治含义。对一个不习惯绕弯子的人来说，这个位置更像一块烫手的铁。

1969年中共九大召开时，温玉成是大会主席团成员，但没有进入政治局，也没有成为候补委员。这个结果使外界看到了一个信号：他虽然身处核心岗位，却没有真正进入最高层的政治圈子。

温玉成与江青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张。有关“李必达事件”的处理，成为双方矛盾激化的重要原因之一。温玉成不愿完全按照江青等人的意图办事，言语和态度都比较直接。这样的性格，在普通岗位上是优点，处于当时的北京，却可能成为祸端。

1970年，温玉成被调离北京，任成都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名义上仍是大军区副职，实际权力已经明显下降。到成都后，他甚至不是军区党委委员，具体工作也受到限制。

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局势再次急转。10月28日晚，成都军区政委张国华向温玉成传达通知，宣布对他实行隔离审查。张国华只能照本宣科，温玉成却无法理解：自己明明是被林彪调离北京的，为什么后来反而被扣上了“林彪死党”的帽子？

他被安排在成都东郊的邓家花园接受审查，一关就是多年。此事最令人感到荒诞的地方正在于此：温玉成在北京时并未完全站到林彪一边，离开北京又与林彪集团失去实际联系，可政治风向变化后，原本互相矛盾的说法，却同时压到了他身上。

1975年冬，周恩来病重住院。李先念、陈锡联前往北京医院看望时，周恩来谈到几名老同志的处境。据有关回忆，周恩来握着陈锡联的手说，自己有两件事放心不下，其中就包括温玉成，并反复说明：“温玉成不是我要关的，是江青逼的。”

这段话并非正式文件中的完整记录，但相关回忆材料多次提及。周恩来还嘱托他们设法了解温玉成的情况。随后，李先念和陈锡联着手打听，确认温玉成仍在邓家花园接受审查。

1975年12月，按照周恩来办公室的通知，成都军区办理了温玉成解除隔离审查的手续。多年之后，他终于离开那座院子，但政治上的结论并没有立即恢复。

粉碎“四人帮”后，温玉成曾多次要求组织重新审查自己的问题。后来黄克诚主持中央纪律检查机关工作，邀请他到北京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经过军队有关部门复查，中央军委作出结论：温玉成有过错事、说过错话，但不予处分，恢复大军区副职待遇。

1983年，温玉成离职休养。1989年，他在南京病逝，终年74岁。那个曾被毛泽东点名派往北京、又在成都被长期审查的军人，最终留下的并不是一条顺利上升的履历，而是一段被时代激流反复改写的军政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