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岁我在渔船，和51岁老妇共睡底舱，中间就挂一条麻袋帮我

底舱

一

渔船的柴油味是往骨头缝里钻的。

我到这艘"浙普渔运68112"上做帮工的时候，是去年十一月中旬。东海的风已经带刀子了，站在甲板上，风一吹，脸上的肉能抖三抖。

船老大姓韩，五十出头，黑得像块炭，笑起来牙齿白得晃眼。他上下打量我，说："三十七了？以前干啥的？"

"厂里，倒闭了。"我说。

他点点头，没多问。这种年纪，说不清道不明的，大家都懂。

"底舱还有个铺位，跟老周搭伴。她人还行，就是话少。你别惹她。"

底舱在船的最下层，要下一段陡得不像话的铁梯。我拎着蛇皮袋往下走，头差点撞上横梁。舱里黑，只有一盏十五瓦的灯泡吊在中间，晃晃悠悠的。空气里混着机油、咸鱼和旧棉絮的味道，闷得人胸口发紧。

左边靠墙一排铁架床，两张。一张铺盖叠得整整齐齐，另一张空着，上面落了一层薄灰。

"你就是新来的？"

声音从右边角落传来。我扭头，看见一个女人坐在床沿上，手里攥着个搪瓷缸子。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军绿色棉袄，头发用黑发卡别在耳后，脸上皱纹很深，但眼睛很亮。

"周姐？"我问。

她没应声，只是把搪瓷缸子往旁边挪了挪，给我腾出点地方。"铺位在里头那张。麻袋自己挂，我这边不挂。"

我愣了一下才明白她的意思。两张床之间，她那侧靠墙，我这张在中间过道旁。她说不挂麻袋，意思是她那边不需要遮挡。

"好。"我说。

我把蛇皮袋往床上一扔，开始铺褥子。褥子是媳妇给我缝的，棉花絮的，厚实。铺开的时候我闻到了一股樟脑丸的味道，鼻子一酸。

老周——后来我才知道她叫周秀娥，五十一，安徽人——她端着搪瓷缸子慢慢喝了一口水，眼睛看着那盏晃悠的灯泡，没看我。

"你以前在厂里？"她问。

"嗯，五金厂，干了十二年。"

"哦。"她又喝了一口水，"什么厂都难做。"

就这一句，然后没了。

我挂麻袋。从蛇皮袋里翻出一条旧床单，用铁丝弯了几个钩子，挂在两张床之间的铁管上。床单不够长，底下还漏着一截，但意思到了。

老周看了一眼，没说话。

那天晚上船就出了港。柴油机突突突地响，整个底舱跟着震，像躺在一个巨大的按摩椅上，只不过这个按摩椅专捶你的内脏。我翻来覆去睡不着，听见隔壁老周那边传来轻微的响动——她也没睡。

海上的第一个夜晚，两个陌生人，中间隔着一条旧床单，在一条震个不停的渔船底舱里，各自想着各自的心事。

二

渔船上的日子说简单也简单，说苦也真苦。

每天早上四点半，轮机舱的铃声一响，全船的人就得动起来。我负责的是甲板上的杂活——收网、分拣、装箱、冰鲜。老周不上甲板，她在底舱负责整理渔获、给冰柜补冰、偶尔帮厨。

头几天我跟谁都不熟，闷头干活。船上的帮工一共六个，加上船老大和轮机手，八个人挤在这条不到三十米长的小船上。大家说话都带着各自的口音，福建的、浙江的、安徽的、四川的，混在一起像一锅乱炖。

老周的话确实少。吃饭的时候她端着碗蹲在底舱门口吃，不跟大伙儿凑。有人喊她，她应一声，但不挪窝。

我倒是想跟她多说两句，毕竟住一个舱。可她那股子疏离感让人不太好意思凑上去。

转机出现在上船的第五天。

那天收网的时候出了意外。网兜上来一坨东西，黑乎乎的，重得很。大伙儿一起拽，结果那东西突然滑了一下，连带把站在最边上的一个小伙子带了个趔趄。我离得近，一把拽住他后领子，没让他栽进海里。

下来之后，老周看见我右手掌心里蹭掉了一块皮，血渗出来，混着海水渍得生疼。她没说话，转身从她床底下翻出一个铁盒子，里面是些创可贴、碘伏、纱布之类的。

"手伸过来。"她说。

我把手递过去。她捏着我的手指翻来覆去看了看，说："没伤到骨头，皮外伤。"

碘伏擦上去的时候我抽了一下。她手劲不轻，但动作利索，三下五除二贴好创可贴，又用纱布缠了一圈。

"别碰水。"她说完就走了。

就这么一件事，好像把我们之间那条看不见的线拉近了一点。

后来我才知道，老周那铁盒子里不全是自己的药。船上谁有个头疼脑热、擦伤磕碰，都找她。她也不声张，谁要就给，像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

船老大说她上船三年了，之前在另一艘船上干过两年。她男人死得早，儿子在杭州打工，她自己跑出来挣钱。

"她能干，"船老大说，"不比男人差。就是不爱说话。"

三

真正让我对老周改观的，是那次台风。

十二月初，气象台说有个台风要来，不算大，但船还是得避风。我们停靠在舟山的一个小渔港里，等风过去。

避风的日子最难熬。船不晃了，反而浑身不自在。八个人挤在一条船上，没活干，吃饭睡觉打牌，日子过得像发霉的面包。

第三天，风小了一些，但还不能出海。下午的时候，轮机手老林突然肚子疼，疼得满头大汗，在底舱地上打滚。

船老大急了，打电话叫岸上的急救，但港口偏，救护车要一个多小时才能到。

老周从床上起来，蹲在老林旁边，按了按他肚子几个位置，问了几句话。老林疼得说不出整句，只摇头点头。

"不是阑尾炎，"老周说，"是肾结石，我以前犯过。"

船老大问："那咋办？"

老周站起来，去她铁盒子里翻出一瓶止疼药，又倒了一杯热水。"先吃两片，能顶一阵。等救护车来了送医院。"

她又让旁边的人把老林扶到床上躺着，拿自己的热水袋灌了热水敷在他后腰上。

老林吃了药，过了二十来分钟，疼得没那么厉害了。他躺在床上，脸色煞白，看着老周说："周姐，又麻烦你。"

老周摆摆手："别说话，躺着。"

救护车来之前，老周一直在旁边守着。她坐在床沿上，一只手搭在老林被子上，像是无意识的动作，但让人看着安心。

我站在旁边看着她，突然觉得这个女人身上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不是温柔，不是强势，是一种经历过很多事之后沉淀下来的、稳当的力量。

风停后我们重新出海。老林住了三天院回来，腰上还贴着膏药，但人精神多了。从那以后，他对老周的态度明显不一样了，吃饭的时候会多给她夹个菜，说话也客客气气的。

老周还是那样，不多不少，该怎么着怎么着。

四

日子一天天过，我和老周的话慢慢多了起来。

底舱的夜晚，柴油机突突地响，床单那边的老周偶尔会翻个身，铁架床就吱呀一声。有时候睡不着，我们会隔着床单说几句话。

"你家里几口人？"她问过我一次。

"老婆，一个儿子，十五了。"

"儿子上学？"

"初三，明年中考。"

她沉默了一会儿，说："初三难熬。"

"是啊，他妈天天在家盯着，跟监工似的。我出来也是因为在家待着烦，看啥都来气。"

老周没接话。过了好一会儿，她说："你媳妇不容易。"

就这一句，我半天没吭声。

她说得对。我媳妇叫赵慧，在镇上超市做收银，一个月三千出头。我厂里倒闭之前，两个人加起来一个月能挣七八千，日子紧巴巴但也过得去。我倒了之后，家里就剩她一个人挣钱，儿子又要中考，补习班、资料费、校服，哪哪都要钱。

我出来跑船，一个月能拿六千到八千，看收成。比在厂里强点，但苦。

"你呢？"我问她，"你儿子多大了？"

"二十六了。在杭州送外卖。"

"成家了没？"

"没。谈过一个，人家嫌他没房没车，吹了。"

她语气平淡，像在说别人的事。

"你一个人出来，他放心？"

她笑了一声，很短。"他放不放心的，我得挣钱。他在杭州租房、吃饭、交社保，哪样不要钱？我挣的钱给他转过去，他才踏实。"

我听着，心里有点不是滋味。五十一岁的女人，在渔船上跟一帮男人混在一起，住底舱，干重活，图啥？图她儿子在杭州能过得像个人样。

"你没想过不干了，回去？"

"回去干嘛？回去种地？我那几亩地流转出去一年八百块。八百块够干啥？"

她说得轻描淡写，但每个字都沉甸甸的。

那天晚上我们没再说话。柴油机嗡嗡地响，海浪拍着船底，我躺在褥子上，闻着樟脑丸的味道，想赵慧，想儿子，想家里阳台上那盆快死了的绿萝。

五

渔船上的生活有一个特点——重复。

每天差不多的时间起床，差不多的流程干活，差不多的饭菜下肚，差不多的夜晚来临。日子像复印机印出来的，一张一张，看起来都一样，但你仔细看，每张上面都有不同的折痕和污渍。

我跟老周的关系就在这种重复中一点点变化。

不是那种戏剧性的变化。没有突然的推心置腹，没有某天晚上的痛哭流涕。就是一些很小的东西——

她会多打一份饭端到底舱给我，如果我在甲板上干得晚了。

我会在她爬铁梯的时候顺手扶一下梯子，因为她的膝盖不好，下梯子的时候会抖。

她铁盒子里的药少了，我靠岸的时候会去镇上药店买一些补上。

我媳妇寄来的腊肉，我分了一半挂在她床头的铁丝上。

这些事都不大，但像针线一样，一针一针把两个人缝在了一起。不是那种男女之间的缝法，更像是两个在海上漂着的人，互相拽着，免得被浪打散了。

腊月的时候，船回港休整了一周。我回了趟家。

家里还是老样子。赵慧瘦了，头发随便扎着，穿一件旧毛衣。儿子长高了，跟我说话的时候低着头，盯着手机。

"你在外面怎么样？"赵慧问。吃饭的时候，她给我夹了一筷子菜。

"还行，能挣到钱。"

"苦不苦？"

"还行。"

她没再问。我们之间好像隔着一层什么东西，不是陌生，是一种小心翼翼的客气。怕问多了对方烦，怕说多了暴露各自的难。

儿子倒是问了一句："爸，你什么时候回来？"

"过完年再出去一阵，等天暖和了看情况。"

他"哦"了一声，继续扒饭。

在家里待了五天。第五天晚上，赵慧靠在床上，忽然说："你走之后，我梦见你掉海里了。"

我没接话。

"天天提心吊胆的，"她说，"新闻上老说渔船出事。"

"没事，我们那船小，跑不远，近海作业。"

"小就安全了？"

她翻了个身，背对着我。我看见她肩膀缩了一下。

第二天走的时候，她没送我到路口，站在院门口，拢着衣服，说了一句："注意安全。"

我拎着蛇皮袋往外走，走出十几米回头看了一眼。她还站在那里，风吹得她头发乱了，她也没管。

回到船上，底舱还是那股味道。灯泡还是晃晃悠悠的。老周还是坐在床沿上，搪瓷缸子还是那个搪瓷缸子。

但不知道为什么，我觉着亲切。

六

过完年，船上换了两个人。一个福建的小伙子不干了，说太苦；另一个老帮工家里老娘病了，得回去。新来了一个二十出头的小年轻，叫阿杰，贵州的，话多，精力旺盛，像只刚出窝的小狗。

阿杰对老周好奇得很。

"周姐，你一个人住底舱不怕啊？"

"怕啥？"

"这黑漆漆的，就你一个女的。"

老周看了他一眼，没说话。

阿杰又问："周姐你一个月挣多少？"

"你问这个干嘛？"

"我就好奇嘛。你比我们在甲板上的人挣得多还是少？"

"差不多。"

"那你还不如去工厂呢，起码不用住底舱。"

老周放下手里的活，看着他："你去过工厂？"

"没。"

"那你知道什么？"

阿杰被噎了一下，讪讪地走了。

晚上，阿杰跟我挤在底舱里——因为新来的，暂时没安排好铺位，跟我在过道那侧搭了个临时铺。他躺下来，翻来覆去，忽然说："哥，那个周姐，她是不是不太好惹？"

我差点笑出来。"她不是不好惹，她是不爱搭理人。"

"哦。"阿杰想了想，"她为啥一个人跑出来？"

"挣钱。"

"她老公呢？"

"死了。"

阿杰不说话了。

过了一会儿他又说："哥，你说咱们这种人，是不是就注定得在外面漂着？"

我没回答。因为我知道，这个问题没有答案。或者说，答案就是问题本身——我们就是这种人，漂着就是命。

老周那边传来轻微的响动。阿杰也安静了。

底舱里三个人，两条床，一个临时铺。中间隔着一条旧床单。柴油机突突突地响着，像心跳。

七

三月份的时候出了一件事。

那天收网，网上来了一条不小的黄鱼，个头大，品相好。船老大眼睛一亮，说这条能卖个好价钱。

分拣的时候，阿杰手快，把那条黄鱼单独拎出来放进了一个泡沫箱里。但旁边一个叫大刘的帮工看见了，说那条鱼是他先看见的，应该归他。

两个人争了起来。

大刘三十四，山东人，块头大，脾气也大。他一把从阿杰手里抢过泡沫箱，阿杰不干，两个人推搡起来。

我上去拉架，老周也从底舱上来了。

"干啥呢！"船老大从驾驶舱探出头来，"在船上打架？想喂鱼是吧？"

大刘和阿杰被骂住了，但还互相瞪着。

那条黄鱼最后船老大做了主，归公账，卖了钱大家平分。大刘不乐意，但没敢再说啥。

事情本来过去了。但当天晚上，大刘喝了点酒，在甲板上骂骂咧咧的，话里话外说阿杰是"小偷"，偷鱼。

阿杰在底舱听着，气得发抖，要上去跟他对质。我按住他："别去，喝了酒的人你惹他干嘛？"

"他凭啥说我偷？"

"他说他的，你干你的，谁不知道谁是什么人？"

阿杰不听，甩开我的手就要往上爬。

老周从床上坐起来，声音不大，但很清楚："坐下。"

阿杰愣了一下。

"我说，坐下。"

阿杰看了她一眼，咬着牙，坐下了。

老周没再说什么，躺回去，面朝墙。

阿杰坐在临时铺上，喘着粗气，半天没说话。

后来他跟我说："周姐那个眼神，我不敢不听。"

我笑了笑。老周就是有这种本事。她不凶，不骂人，但往那一坐，你就知道她说的对，你该听。

大刘第二天酒醒了，知道自己过分了，没再提这事。但跟阿杰之间有了隔阂，两个人再不说话。

船上这种事常见。狭小的空间里，几个人挤在一起，摩擦是免不了的。老周从来不参与，但她像一块压舱石，她在那里，船就稳一些。

八

四月的东海，天气开始转暖，但海上的风还是凉。

我的手在船上干了几个月，磨出了厚厚的茧子。右手掌心那块伤疤早就好了，留下一个浅粉色的印子。老周的膝盖还是不好，下铁梯的时候比以前更慢了，有时候得扶着梯子一级一级挪。

我给她从镇上买了一副护膝，黑色的，带魔术贴的那种。她看了一眼，说："多少钱？"

"不贵。"

"多少钱？"

"三十五。"

她从枕头底下摸出三十五块钱，递给我。

"别这样，"我说，"给你用的。"

"该多少是多少。"

她把钱放在我铺上，转身走了。

我拿着那三十五块钱，站在底舱里，不知道该说什么。

后来那副护膝她一直戴着。黑色的护膝裹在她膝盖上，走路的时候不那么抖了。

五月的一天，船靠港补给。我上岸去镇上买了两样东西——一包樟脑丸，一袋腌萝卜。樟脑丸是给自己褥子用的，腌萝卜是老周爱吃的。上次吃饭的时候她多夹了两筷子腌萝卜，我看在眼里。

回去的时候，我把腌萝卜放在她铁盒子里。

她看见了，说："买这个干嘛？"

"顺手。"

她没再说什么，把腌萝卜收好了。

第二天吃饭的时候，铁盒子里少了一半。

九

六月份，出了一件事，让我对老周的认识又深了一层。

那天船在海上作业，轮机舱突然出了问题。老林说有个零件坏了，得靠港修。船老大打电话问了岸上，最近的港口要开四个小时。

但问题不在这儿。问题是老林在检查的时候，发现机油漏了一地，而机油桶的盖子没盖紧——那是前一天晚上老周加完油之后应该盖好的。

船老大把老周叫上去问话。

底舱里我们几个帮工面面相觑。阿杰小声说："不会是周姐的错吧？"

大刘冷笑一声："谁知道呢。"

我瞪了他一眼。

上面传来了说话声。船老大的声音大，老周的声音低。听不清内容，但能听出船老大在发火。

过了十几分钟，老周下来了。她脸色不太好，但表情还是那样，不悲不喜的。她坐到床沿上，拿起搪瓷缸子喝了一口水。

"咋说？"我问。

"扣五百。"她说。

"就这？"

"就这。"

她把搪瓷缸子放下，两只手放在膝盖上，低头看着地面。

我忽然觉得胸口堵得慌。五百块，对她来说不是小数目。她一个月满打满算也就六七千，扣五百等于白干两天。

"不是你的问题吧？"我问。

她沉默了一会儿，说："是我加的油。盖子没盖紧，是我的疏忽。"

"那也不能全怪你，那桶盖子本来就松了。"

"松了我也该检查。"

她没再解释。

后来我才知道，轮机舱的机油桶盖子确实之前就有问题，老林自己也知道。但老林没吱声，老周也没推卸。她认了。

五百块，她从下个月的工钱里扣。

那天晚上她没吃饭。我端了一碗面下去，放在她床头。她没动。

我坐在自己床上，隔着那条旧床单，说："周姐，你没必要一个人扛。"

她没说话。

"船上这么多人，又不是你一个人的事。"

"是我的事。"她说，声音很轻，"我做了，我认。跟别人没关系。"

我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来。

后来那碗面她还是吃了，半夜的时候。我听见床单那边传来筷子碰到碗边的声音。

第二天她照常干活，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但那个五百块的扣款，她没跟她儿子提。我听见她打电话的时候说："这边挺好的，钱够花，你别操心。"

十

七月份，台风季。

这次的台风比上次大得多。气象台连发了三个预警，船老大决定提前回港避风。但就在返航途中，风已经上来了。

海浪一下一下拍着船身，像一只大手在摇晃一个铁皮盒子。底舱里的灯晃得更厉害了，灯泡都快从电线头上甩下来。东西在架子上哐哐响，铁盒子的盖子被震开了，药瓶滚了一地。

老周从床上坐起来，把铁盒子扶好，药瓶一个个捡回去。

我帮她捡。

"没事，"她说，"都还好。"

阿杰脸色发白，缩在临时铺上，抓着床架不敢动。大刘也在，他倒是见过世面，坐在床沿上抽烟，但手也在抖。

船晃得越来越厉害。突然一个浪打过来，整条船歪了一下，老周的搪瓷缸子从床头飞出去，砸在铁梯上，咣当一声，碎了。

老周看着地上碎成几片的搪瓷缸子，没动。

那是她用了好几年的缸子。搪瓷掉了大半，露出里面黑色的铁皮，但没漏。她每天早上用它喝水，晚上用它吃药。

我看着她蹲下去，一片一片把碎瓷捡起来，放在手心里。

"周姐……"阿杰小声说。

"没事。"她站起来，把手里的碎片放到铁盒子旁边，拍了拍手上的灰。

然后她坐回床沿上，两只手放在膝盖上，像往常一样。

但她的手在抖。

我看见了。

我什么都没说。我下床，从自己蛇皮袋里翻出一个不锈钢杯子，是家里带来的，新的，没用过。我递给她。

她看了看杯子，又看了看我。

"用这个。"我说。

她接过杯子，放在膝盖上，两只手捧着。不锈钢杯子凉，她捂了一会儿。

"谢谢。"她说。

这是她第一次跟我说谢谢。

台风在海上肆虐了两天一夜。船在港口里摇得像摇篮，只不过这个摇篮要把人晃吐。底舱里四个人，加上轮机手老林也下来了，五个人挤在狭小的空间里，听着风声呼啸，海浪拍击，像世界末日。

老周坐在床沿上，捧着那个不锈钢杯子，一直没放下。

阿杰吐了两次。大刘抽了一包烟。老林闭着眼睛念叨什么，像是祷告。

我躺在铺上，看着头顶晃悠的灯泡，忽然想起赵慧说过的话——"天天提心吊胆的，新闻上老说渔船出事。"

我想给她打个电话，但信号全无。

那天晚上，老周忽然隔着床单说了一句话。

"我男人就是死在海上。"

我愣住了。

"零八年，台风。他的船没回来。"

底舱里很安静。柴油机没开，只有风声和浪声从外面传进来。

"那时候我儿子才十二。我一个人把他拉扯大。"

她停了一下。

"所以我不怕。怕也没用。"

我没说话。阿杰也没说话。大刘的烟灭了，他也没重新点。

过了很久，老周又说："你们年轻人，以后别跑船了。攒点钱，干点别的。"

她的声音很轻，像在自言自语。

阿杰忽然吸了一下鼻子。

那天晚上谁都没睡好。但天亮的时候，风小了。

十一

台风过后，船检查了一遍，没什么大问题。搪瓷缸子的碎片老周没扔，收在铁盒子里。那个不锈钢杯子她用了起来，每天早上倒一杯热水，捧着喝。

阿杰说要给她买个新的，她没要。

"这个好，"她说，"不锈钢的，摔不碎。"

日子又回到了原来的轨道。收网、分拣、装箱、冰鲜。太阳升起来又落下去，海面从深蓝变成金黄再变成墨黑。

八月份，老周的儿子打来电话，说要结婚了。

老周接电话的时候表情没什么变化，但挂了电话之后她坐在床沿上，半天没动。

"恭喜啊周姐。"阿杰说。

"嗯。"她应了一声。

"女方是哪儿的？"

"杭州本地的。条件不错。"

"那好啊！"

老周没接话。她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小本子，翻了翻，又合上。

我看见了，她那个小本子上记着账。每一笔支出都写得清清楚楚——给儿子转了多少钱，自己花了多少，船上的开销，药费，什么都记。

后来她跟我说，女方家里要十八万彩礼，加上婚房首付她得帮衬一些，怎么也得拿出二十五万。

"你攒了多少了？"我问。

"十三万。"

还差十二万。

她五十一了，在渔船上一年能挣多少？满打满算八万，还得是收成好的时候。十二万，至少还得干两年。

"你跟他说了没？"

"说了。他说再等等，女方那边能宽限。"

她笑了笑，笑得不太好。

"不急，"她说，"总能凑够的。"

我看着她，忽然觉得胸口那块地方又堵了一下。五十一岁的女人，在渔船底舱里，膝盖不好，手上全是裂口，就为了给儿子攒一笔结婚的钱。

"周姐，"我说，"不够的我先借你。"

她看了我一眼，摇摇头："不用。"

"真不用？"

"不用。"

她把小本子塞回枕头底下，躺下了。

那天晚上她没再说话。

十二

九月份，出了一件事。

阿杰走了。

不是被辞的，是他自己不干了。他跟大刘的矛盾终于爆发了——大刘又喝了酒，说了些难听的话，阿杰没忍住，动了手。

这次船老大没和稀泥。两个人各打五十大板，但阿杰说不想干了，大刘也放话说不想再看见阿杰。

阿杰走的那天，底舱里只剩我和老周两个人了。他的临时铺拆了，床架空荡荡的。

老周帮阿杰把行李收拾好，又从铁盒子里拿了一些常用药塞给他。

"在外面注意身体。"她说。

阿杰眼眶红了。"周姐，我以后挣了钱，回来看你。"

老周笑了笑，拍了拍他肩膀："去吧。"

阿杰走了之后，底舱安静了很多。安静得让人不习惯。

我和老周又回到了最初的状态——两个陌生人，中间隔着一条旧床单。但这次不一样了。那条床单两边都挂了，是我挂的，老周没拦着。

十月份，天气转凉。老周的膝盖又严重了，下铁梯的时候几乎是一级一级挪的。我扶着梯子，她扶着我的手，一步一步下来。

她的手很粗糙，指关节粗大，掌心全是茧子和裂口。扶着的时候我感觉到她的手在微微发抖，不知道是因为疼还是因为冷。

"去医院看看吧。"我说。

"不用。"

"你这膝盖都变形了。"

"看了也没用，又不是没看过。滑膜炎，治不好的，养着就行。"

她坐在床沿上，摘下护膝，膝盖肿得发亮。她拿热毛巾敷上，咬着牙，一声不吭。

我站在旁边看着，忽然想起我妈。我妈也是膝盖不好，去年冬天疼得下不了炕，我给她买了个护膝，她嫌丑不肯戴。

"周姐，"我说，"你儿子知道你膝盖不好吗？"

她敷着热毛巾，眼睛看着地面，没说话。

过了好一会儿，她说："知道。"

又停了一下。

"他说让我回去。我说这边活儿走不开。"

"你啥时候回去？"

"等他结了婚，我就回去。"

"回去了干嘛？"

她笑了笑，这次笑得比上次好一点。"种地呗。我娘家那边还有几亩地，种点菜，养几只鸡。够了。"

她的声音里有一种很淡的、几乎听不出来的向往。像是在说一个很远很远的事，远到她自己都不确定能不能到。

十三

十一月份，我媳妇赵慧来电话，说儿子中考模拟考砸了，心情不好，不说话，不吃饭。

我急得不行，但人在海上，回不去。

老周听见我打电话，等挂了之后说："孩子都这样，过了这阵就好了。"

"万一考不上高中呢？"

"考不上就考不上，条条大路通罗马。"

"你倒是想得开。"

"不是想得开，是没办法。你想不开，孩子压力更大。"

她的话像一根针，扎在我心口上。

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给赵慧发了好几条信息，又觉得说啥都多余。最后发了一句："别逼他太紧，他尽力了就行。"

赵慧回了一个"嗯"。

就一个字。但我知道她懂了。

第二天干活的时候我走神，差点被缆绳绊倒。老周在底下喊了一声："小心！"我回过神来，冷汗都下来了。

"想啥呢？"她问。

"想我儿子。"

"想也没用，你在这儿又帮不上忙。"

她说得对。我在这儿，除了挣钱，什么都做不了。

那天晚上我第一次跟老周说了很多话。隔着那条旧床单，我说了赵慧的脾气，说了儿子的叛逆，说了我自己的无力感。我说我有时候觉得我这个爹当得不合格，儿子需要我的时候我不在，我在的时候又只会发脾气。

老周听完，沉默了很久。

"我儿子小时候，我也没怎么管他。"她说，"我那时候在镇上打零工，早出晚归，他放学回家自己做饭，自己写作业。有一年冬天，他发高烧，我半夜从厂里赶回去，他一个人躺在床上，烧得迷迷糊糊的，看见我就哭。"

她的声音很平，但那个"哭"字咬得很重。

"后来他长大了，不跟我亲了。电话也不打，过年回来就闷在屋里打游戏。我给他做了一桌子菜，他吃两口就说饱了。"

"他不是不亲你，"我说，"他是不会表达。"

"我知道。"

她停了一下。

"但知道有什么用呢？有些东西，错过了就是错过了。"

底舱里很安静。柴油机嗡嗡地响，海浪拍着船底。

"你不一样，"她说，"你儿子才十五，来得及。"

"来得及什么？"

"来得及让他知道你在乎他。"

我鼻子一酸。

十四

十二月份，船上的活儿少了。东海进入休渔期的倒计时，大家都在盘算着什么时候收工回家。

老周的小本子上，数字在慢慢变化。十三万变成了十四万，又变成了十四万五千。离二十五万还差得远，但她好像不着急了。

"女方那边松口了，"她打电话的时候说，"说先给十万，剩下的以后慢慢给。"

她挂了电话，脸上有一丝很淡的笑意。

"好事啊。"我说。

"嗯。"

"十万，你差不多够了。"

"差不多。"

她把小本子翻到最后一页，上面写着一个日期——"明年五月，婚期。"

她看了那个日期很久，然后把本子合上了。

十二月底，船最后一次出海。收完最后一批网，船老大说，收工了，明年开春再干。

底舱里开始收拾东西。我把褥子卷起来，樟脑丸的味道散了一地。老周把铁盒子里的药瓶归置好，碎搪瓷缸子的碎片还在，她没扔。不锈钢杯子洗干净，收进蛇皮袋里。

我们两个人的东西不多，但收拾起来也花了半天。

最后一天晚上，底舱里没有柴油机声了。船停在港口，安静得让人不适应。

我和老周坐在各自的床上，中间隔着那条旧床单。床单上沾了油渍、水渍、不知道是什么的污渍，但还挂着。

"明年还来吗？"我问。

她想了想，说："来。最后一年。"

"结了婚就不干了？"

"嗯。干不动了。"

她拍了拍膝盖，护膝摘下来放在床上，膝盖肿得没那么厉害了，但还是变形了。

"你呢？"

"我？看情况吧。儿子要是能考上高中，我就再干一年。考不上……"我顿了顿，"考不上我就回去，找个近处的活儿干。"

"回去好。"她说。

"你也是，回去好。"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

"周姐，"我说，"明年来的时候，我给你带个新的搪瓷缸子。"

她笑了。"不用，这个不锈钢的好。"

"搪瓷的有感情。"

"不锈钢的也摔不碎。"

她躺下了，面朝墙。

我躺在自己的铺上，闻着樟脑丸最后的味道，听着港口远处传来的海浪声。

这一年，我在渔船上，和一个五十一岁的女人，中间隔着一条旧床单，住了将近一年。

我们没说过什么惊天动地的话，没做过什么了不起的事。我们就是两个普通人，在生活的海里漂着，互相拽着，没让对方沉下去。

这就够了。

尾声

第二年三月，我又上了船。

底舱还是老样子。灯泡还是那盏十五瓦的，晃晃悠悠的。铁梯还是那么陡，下的时候得小心。

老周的铺位上叠着整齐的被褥。她比我先到，已经把底舱收拾了一遍。

我拎着蛇皮袋下来，她坐在床沿上，手里捧着那个不锈钢杯子。

"来了。"她说。

"来了。"

我翻出褥子铺开，樟脑丸的味道又飘了出来。这次媳妇多放了几颗，说海上潮气大。

我挂麻袋。还是那条旧床单，洗了一次，比之前白了一点，但那些油渍和水渍洗不掉，成了图案。

老周看着我挂床单，说："你那边也挂上吧。"

"挂。"

我把床单两边都挂好，铁丝钩子在铁管上发出轻微的声响。

外面传来船老大的喊声："开船了！"

柴油机突突突地响起来，整条船开始震动。底舱的灯泡晃了一下，稳住了。

海上的日子，又开始了。

（全文完）

后记：这篇小说写的是普通人。没有英雄，没有反派，没有大起大落的命运转折。有的只是两个在生活的海里挣扎的人，互相拉了一把。老周不是圣人，她有她的固执、她的沉默、她的不肯求助。我也不是什么好丈夫好父亲，我有我的无力、我的逃避、我的不善表达。但这就是普通人。普通人的善良不是轰轰烈烈的牺牲，是在狭小的底舱里，递过去一个不锈钢杯子。普通人的勇气不是赴汤蹈火，是在五十一岁的时候，还愿意为了儿子再漂一年。

海很大，人很小。但人心里那点东西，比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