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人已经不怕死了。我楼上有个老太太，69岁，查出来肝癌晚期

我叫周建国，今年五十三，在县城开了一家小五金店，铺面不大，三十来个平方，堆着水管电线开关螺丝。我家住六楼，顶楼，没电梯。楼上——其实也不算楼上，就是隔壁单元同一层——住着一个老太太，姓方，叫方秀兰，今年六十九，退休前在县医院当护士，干了三十多年。她老伴姓陈，叫陈德厚，退休前在农机站当会计，退休金一个月四千六。两个人住在隔壁单元六楼，跟我家隔着一道墙，阳台挨着阳台，晾衣服的时候能看见对方。

方姨查出肝癌是去年十一月份的事。那段时间她总说肚子胀，不想吃饭，人也瘦了。老陈让她去医院看看，她说没事，可能是胃不好，吃了点胃药。后来老陈硬拉她去了，做了B超，大夫说肝上有个东西，让做增强CT。CT做完了，大夫把老陈叫到办公室，说了没几句老陈就出来了，脸色灰白，站在走廊里扶着墙站了好一会儿。方姨坐在外面的椅子上，看见他出来了，问什么毛病。老陈说没什么，就是肝上长了个东西，得住院。方姨说长了个什么东西。老陈说囊肿，得做手术。方姨看了他一眼，没再问。

我跟老陈在楼道里碰见过一回。那天我下楼扔垃圾，他正站在单元门口抽烟，烟抽到一半，手指头夹着，烟灰烧了一截没弹。我说陈叔，方姨怎么样了。他把烟掐了，搁在垃圾桶上面的烟灰缸里，说肝癌，晚期，大夫说最多半年。我站在那儿没说话。他说她自己还不知道，我跟大夫说好了，先瞒着。我说能瞒多久。他说能瞒多久瞒多久。他说话的时候看着路面，路面上有一片梧桐树叶子，黄了，被风吹着翻了个面。他站了一会儿，上楼去了。

方姨住了半个月院，出院以后在家养着。老陈请了个保姆，白天来，晚上走，姓刘，五十来岁，干活利索。方姨不知道自己是肝癌，只当是肝上长了个囊肿，做不了手术，吃药控制。她每天按时吃药，按时吃饭，天气好的时候下楼走两圈，天气不好就在阳台上站一会儿。她跟以前一样，见了我喊一声小周，我说方姨今天气色好，她说好什么好，老了。她说话的声音跟以前一样，稳稳的，不急不慢。

但她的身体在往下走。先是瘦，瘦得很快，一个月掉了十几斤，脸凹进去了，颧骨突出来，手上青筋一根一根凸着。然后是黄，眼睛先黄了，眼白变成淡黄色，后来皮肤也黄了，脸是黄灰色的，像蒙了一层旧报纸。再然后是疼，肝区疼，一阵一阵的，疼起来的时候她坐在沙发上，手按着右肋，咬着牙不出声，额头上冒汗珠子。老陈给她买了止痛药，按大夫说的剂量吃，吃了能管几个小时。

有一回我在阳台上晾衣服，方姨也在阳台上，她坐在那把旧藤椅上晒太阳，身上盖着一条毯子。我隔着阳台栏杆跟她说话。她说小周你这个衣服晾歪了，领子没抻平。我说行，我抻抻。我把衣服取下来重新晾了，领子抻平了，衣架挂在晾衣绳上，两个袖子搭下来。她说这就对了。她看了一会儿，说小周你说人这一辈子，说长也长，说短也短。我说嗯。她说我当护士那会儿，见天跟病人打交道，什么病都见过，就是没想过自己也会得病。我说你别想那么多。她说我没想多，我就是觉得差不多了。我问她什么差不多了。她没接话，把头靠在藤椅背上，闭上了眼。阳光照在她脸上，黄灰色的皮肤上有一层薄薄的亮光。阳台那盆吊兰的叶子垂下来，在她肩膀旁边晃了一下。

十二月份的时候她起不来床了。老陈把卧室收拾了一下，把那张双人床挪到墙边，留出一边走道。方姨躺在床上，枕头垫高了，半靠半躺着。她吃不进东西了，喝粥都费劲，一勺粥含在嘴里半天咽不下去。老陈一勺一勺地喂，喂一勺等一会儿，等她咽下去了再喂下一勺。一碗粥喂了四十分钟，碗底还剩一半。刘姐在旁边拿毛巾给她擦嘴角，擦完了把毛巾搭在床头的架子上。方姨看着老陈，说老陈你歇会儿。老陈说不累。她说你坐下。老陈把碗搁在床头柜上，坐在床边那把椅子上。方姨把手从被子底下伸出来，老陈攥住了。两个人没说话，就那么攥着。刘姐退出去了，把门带上了。

那之后方姨开始说胡话。有时候说她在医院上班的事，说哪个病人今天出院了，哪个病人该换药了。有时候说老陈年轻时候的事，说他当年追她的时候骑一辆破自行车，车链子一路响，从城东骑到城西。有时候说她妈，说她妈做的手擀面好吃，放点葱花和香油，一辈子忘不了。她说这些话的时候眼睛有时候睁着有时候闭着，声音忽大忽小，像在跟谁说话，又像在跟自己说。

有一天晚上老陈来敲我家的门。我开门的时候他站在门口，穿着拖鞋，披着一件棉袄，头发乱着，眼睛红着。他说小周你来一下。我穿上外套跟着他过去了。方姨躺在床上，呼吸很急，胸口一起一伏的，嘴唇干得起了皮，嘴微微张着。她的眼睛半睁着，眼珠往上翻，看不见瞳孔。老陈站在床边，手攥着床栏杆，指头捏得铁管子发白。他说她刚才喊了一声，我不知道她喊的什么。我走过去看了一眼方姨，摸了摸她的手腕，脉很细，跳得很快。我说叫救护车吧。老陈说她不让我叫，她说她不去医院了。我说那你给刘姐打电话。他说打了，在路上。

刘姐来了以后给方姨擦了身子，换了干净衣服。方姨的呼吸慢慢平下来了，眼睛闭上了，嘴合上了，脸上比刚才舒展了一些。刘姐说今晚可能过得去，明天不好说。老陈坐在床边那把椅子上，手搁在膝盖上，指头交叉着。他坐了一宿，没躺下。我凌晨两点多回去的，走的时候他坐在那儿没动，床头柜上搁着那个搪瓷杯，杯子里有水，凉的，没动过。

第二天上午方姨走了。老陈给殡仪馆打了电话，来了两个人，推着车把她拉走了。老陈站在单元门口看着车走远，然后上楼了。我上去看他的时候他坐在客厅里，茶几上搁着那个搪瓷杯，杯子里还有水。他说小周你坐。我坐下了。他说她走的时候我在跟前，她最后看了我一眼，嘴动了一下，没说出声。我说她说什么。他说不知道，可能是喊我。他说这话的时候手搁在膝盖上，指头蹭着裤子的布料。他说她这一辈子没享过什么福，退休了该歇歇了，又得了这个病。我说陈叔你别这么说。他说我知道，她不怕死。她跟我说过，她说老陈我走了你别难过，我活够了。她当了一辈子护士，见惯了生死，她比我看得开。他端起那个搪瓷杯喝了一口水，水是凉的，他搁回去了。

方姨的后事办得简单，没设灵堂，没摆酒席，火化了以后骨灰存了。老陈说等她老家的公墓建好了再送回去。她老家在苏北，一个县城边上，她爹她妈都葬在那儿。老陈说等明年春天吧，春天暖和了再回去。

方姨走了以后老陈一个人住。他每天早上还是六点多起来，烧水，吃药，煮一个鸡蛋，冲一碗燕麦粥。吃完下楼走一圈，回来坐在阳台上看报纸。他那个阳台跟方姨在的时候没什么两样，还是那盆吊兰，叶子垂下来，绿绿的。只是藤椅空着，上面搁着一条叠好的毯子。我有时候在阳台上晾衣服，隔着栏杆喊一声陈叔，他抬头应一声，说哎。我说今天天气好。他说是，挺好。他说完又低头看报纸了，报纸搁在膝盖上，风吹得翻了一页，他拿手按住，翻回去了。

前天我在楼道里碰见他，他拎着一袋菜，我帮他提上楼。到了六楼他把钥匙掏出来开门，门开了以后他站在门口没进去。他说小周你进来坐坐。我进去了。客厅里收拾得干干净净，茶几上搁着那个搪瓷杯，杯子底儿缺了一块瓷，跟以前一样。旁边搁着一把旧卡尺，是他以前在农机站用的，尺身上有一道划痕。他说这个卡尺你爸是不是也有一把。我说是，我爸那把搁我那儿呢。他说这个准，当年量零件全靠它。他拿起来在手里转了一下，拇指搁在那道划痕上蹭了蹭，搁回去了。他坐在沙发上，我坐在旁边那把椅子上。他说你方姨走之前跟我说了一句话，说她这辈子最对的事就是嫁给了他。他说她说完这句话笑了一下，嘴歪了一下，没笑出声。他说你说她怕死吗。我说不怕。他说我也不怕。他端起搪瓷杯喝了口水，水是温的，搁回去了。窗外那棵银杏树的叶子黄了，阳光照在上面金灿灿的。风一吹落下来几片，贴在我家阳台的栏杆上，一片一片的，黄澄澄的。我说陈叔你中午吃什么。他说下面条。我说那我也回去下面条。他说行。我站起来走了，他把门关上，门关上的声音很轻，咔嗒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