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的老朋友周作人，1937年沦为汉奸，建国后他受到怎样对待？

1918年冬，北京大学图书馆，25岁的毛泽东还是一名月薪八元的助理员。他没有北大学籍，却常常利用馆藏读书，也在李大钊帮助下接触北大名流。那时，周作人的名字，正是新文化圈里响当当的招牌。

毛泽东读过周作人和鲁迅的文章，对这两位兄弟并不陌生。周作人当时在北大任教，讲授希腊罗马文学史、欧洲文学史等课程，还主持创建东方语言文学系。一个是湖南来的青年，一个是成名已久的教授，二人的交集，始于一场关于“新村主义”的拜访。

1920年4月7日，周作人在日记中写下“毛泽东君来访”。这条记载很简短，却留下了两人确实见面的证据。周作人后来对李大钊的儿子李炎华回忆，毛泽东待人平和有礼，并没有给人咄咄逼人的感觉。

那段交往并不算深。毛泽东很快离开北京，投身湖南和全国的革命运动；周作人则继续在学术与写作道路上前行。两人的人生轨迹由此分开，谁也没有料到，十多年后，他们会因为“汉奸”二字重新发生联系。

周作人的转折，发生在北平沦陷之后。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许多文化人选择南下，周作人却留在北平。他有现实的顾虑，也有对日本文化和日本社会的长期接触，但这些都不能替代民族立场上的判断。

1938年2月，他出席了由日伪方面组织的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随后又担任伪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并发表过迎合日本统治的文字。文化人的身份，使他的附逆行为产生了更坏的影响。茅盾、郁达夫、老舍等人曾公开批评，艾青也写文劝他悔改。

有意思的是，周作人并非没有退路。朋友劝过，同行骂过，外界也不断发出警告，可他仍然没有离开北平。1939年1月1日，他在家中遭枪击，子弹被衣服纽扣阻挡，才没有当场丧命。枪击之后，日伪加强了对他的保护，他与日本方面的关系反而更加固定。

周作人的问题，不能简单归结为妻子羽太信子的影响。夫妻关系、生活开支、留恋故居，以及对抗战前途的悲观，或许共同构成了他的软弱，但真正作出选择的人仍是他自己。鲁迅早已用行动表明立场，兄弟二人在民族大义上的差距，也因此被世人看得格外清楚。

不过，周作人在沦陷区也曾保护过一些人。李大钊牺牲后，他对李星华、李炎华兄妹有所照应，并帮助他们离开北平前往延安。据李星华回忆，临行前周作人曾托话：“延安我不认识什么人，只认识一个毛润之，请你给他带好。”

这类事情说明，周作人并非时时处处都在为日伪效力，却不能抹去他担任伪职、服务敌伪文化统治的事实。个人私德上的善意，无法抵消公共身份上的附逆。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以汉奸罪被捕，后由国民政府方面审判，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判决同时认为，他主要从事文化活动，未涉及重大暴力犯罪。

1949年1月，李宗仁任代总统后实行释放部分政治犯的措施，周作人于1月26日出狱。这里需要分清一件事：他并不是因为毛泽东出面而被国民政府“特赦”，而是在北平政权更替前，因当时的释放政策提前离开监狱。

同年夏天，周作人回到北平。有关材料记载，他曾写信给周恩来，说明自己的经历并作检讨。周恩来将信转呈毛泽东，毛泽东想起当年北大的旧识，表示周作人虽为文化汉奸，但没有杀人放火，可以让他靠翻译工作生活。这段话后来广为流传，核心并不是替周作人翻案，而是对其罪责作出区别处理。

1951年，周作人又因房屋和身份问题写信申辩。胡乔木在报告中提出，他应当公开、彻底认错，同时可以继续从事欧洲古典文学翻译。毛泽东批示“照办”。这一批示意味着保留其劳动和生活条件，并不等于否认汉奸罪行。

此后，周作人进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翻译《伊索寓言》以及古希腊戏剧等作品，也撰写《鲁迅的故家》《鲁迅的青年时代》等回忆文章，为鲁迅研究留下了第一手材料。晚年生活并不宽裕，稿费和待遇还曾调整。1967年5月6日，他在北京病逝，享年82岁。

临终前，他曾说自己一生有两件错事：一件是与鲁迅决裂，另一件是做了汉奸。前一件属于家庭裂痕，后一件却牵涉民族与国家。两者都无法重来，能留下的只有那些翻译文字、回忆材料，以及一份已经写进历史档案的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