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这句话听起来像是病中的呓语，却让杨绛立刻明白，丈夫惦记的不是一处房子，而是他们唯一的女儿钱瑗。钱钟书当时已经高烧不退，身体十分虚弱，钱瑗也在另一所医院与病魔苦苦周旋。夫妻二人都知道，女儿的病情已经到了危险关头。
杨绛没有马上说破，只顺着丈夫的话安慰：“回西石槽去，和婆婆、女婿住在一起。”钱钟书仍摇头，坚持让女儿“回自己家”。所谓“自己家”，其实是三里河的住所。那里曾是“我们仨”共同生活的地方，也是钱瑗心里真正安稳的地方。
钱瑗出生于1937年5月19日，是钱钟书和杨绛的独生女。那时夫妻二人在英国求学，钱钟书曾对妻子说，只想要一个女儿，而且希望女儿像她。女儿出生后，他几乎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孩子身上，连是否再要一个孩子，也认真考虑过会不会因此冷落阿圆。
这种爱并不只是溺爱。战乱年代，一家人多次分离，钱钟书在清华、蓝田等地辗转谋生，杨绛则带着女儿在上海生活。1941年，父女再次见面时，年幼的钱瑗竟嫌眼前的父亲又黑又瘦，护着母亲不让他靠近。
钱钟书没有发火，只悄悄对女儿说了几句话，便重新赢回了孩子的亲近。此后，父女俩常常一起淘气，互相在脸上画胡子。杨绛后来写起这段往事，仍不知道丈夫当时究竟说了什么。一个家庭的亲密，有时就藏在这样无人记录的片刻里。
生活却没有因此变得轻松。钱钟书写作《围城》时，杨绛主动承担家务，尽量替丈夫腾出时间。1946年，《围城》出版，钱钟书的文学声望大增，但钱瑗很快被诊断为骨结核。十岁孩子听懂病情后，竟含着眼泪说：“我要害死你们了。”
父母赶紧宽慰她，让她安心休养。经过十个月治疗，钱瑗逐渐康复。她身体底子始终不算好，却有很强的求知欲。后来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主要教授英语和俄语。她没有成为父母那样的作家和学者，但在教学岗位上认真工作，待人厚道，学生和同事都愿意亲近她。
有意思的是，钱瑗一生遭遇的打击，并不只来自疾病。她三十一岁时与王德一结婚，婚姻仅维持半年，丈夫便因不愿捏造名单、拒绝说假话而含冤离世。这个变故使她早早承担起寡居生活，也让杨绛夫妇长期牵挂。
特殊年代里，钱家还曾遭受邻里欺凌。1972年，邻居因琐事与钱瑗发生冲突，甚至动手打人。杨绛护女心切，钱钟书也拿起木板冲出门去。事情闹大后，钱瑗担心父母继续受伤，提出搬走。后来，她把父母接到自己的学校宿舍，邻居们送来被褥、锅碗和煤炉，三个人才有了一个暂时的安身之处。
1974年5月，钱瑗与杨伟成结婚。婚后，她与婆婆、继子女相处融洽，也一直惦记父母。她曾对杨绛说，自己不想再婚，只愿意陪着爸爸妈妈。杨绛却劝她，父母终究会先离开，不能把女儿独自留在世上。钱瑗这才慢慢接受新的家庭。
可惜，病痛再次追上了她。1995年，钱瑗长期超负荷工作，骨结核复发，随后又被查出肺癌晚期。此时，钱钟书也已重病住院。八十多岁的杨绛每天照料丈夫，还要牵挂女儿，只能白天往返医院，晚上通过电话询问钱瑗的情况。
病房里仍有人来看她。学校同事、学生、老同学送来鲜花，婆婆让儿子送来亲手做的鸡，女婿还准备了小电炉和电话。钱瑗常把冰箱借给邻居使用，因此认识了许多病友。她自己的东西越来越吃不下，却不愿让别人为她过分担心。
弥留之际，钱瑗曾动手写“我们仨”的故事，还设计了篇目，写下《爸爸逗我玩》一节。她画了一张明信片送给母亲，其中有“愿采忘忧花，藉此谢娘生”的句子。杨绛读完后没有当面失态，只把痛苦压在心里。
1997年3月4日，钱瑗进入弥留状态。三天前，她在电话里对母亲说：“娘，您从前有一个女儿，现在她要回去了。”杨绛把女儿抱在怀里，像她小时候那样轻声安慰：“安心睡觉，我和爸爸都祝你睡好。”钱瑗面带笑意离世，终年59岁。
杨绛没有立刻告诉病中的钱钟书。直到四个月后，她才告诉丈夫，阿圆已经回到“自己家”。钱钟书听懂后，体温升高，脉搏加快，却没有再说什么。杨绛只能继续安慰他：“她是在睡梦中走的，没有受太多苦。”
1998年12月19日，钱钟书病逝，享年88岁。临终前一天，他还强撑着精神与杨绛说话。家属离开时，杨绛让他闭眼休息，钱钟书却对她说：“绛，好好里。”意思是让她好好生活下去。
后来，杨绛替女儿完成了《我们仨》。书中没有铺陈传奇，也没有刻意渲染悲痛，只写三个人如何相聚、相守，又如何在岁月中相继离散。钱瑗未能亲手写完那本书，但“回自己家”这句话，成了钱钟书留给女儿，也是留给这个家庭的一句最后的叮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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