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黄初七年，226年，洛阳宫中，魏文帝曹丕病势沉重，年仅四十岁便走到了生命尽头。史书记载，他长期患有头风、眩晕一类疾病，临终前还在处理政务。后人却常把他的早逝归结为“做了太多坏事”，尤其是曹操去世后，他接连做出的几件事，始终备受争议。
不过，这个说法更像民间评价，并非历史结论。曹丕出生于187年，去世时按当时虚岁计算是四十岁，若按今天的周岁说法，则是三十九岁。年龄不算高，但他的死因，主要仍应从疾病、劳累和长期的政治压力中寻找，不能简单归咎于所谓报应。
曹操去世于建安二十五年，也就是220年。那一年，曹丕三十三岁，已经接过魏王的位置。父亲尸骨未寒，曹丕做的第一件“大事”，不是整顿军政，而是加快了改朝换代的步伐。
汉献帝刘协当时仍在许昌，名义上是天下共主，实际上早已受制于曹氏。曹丕接受群臣劝进，于220年12月迫使汉献帝禅让帝位，自己登基称帝，国号魏，东汉由此正式结束。
这件事从政治角度看，并不突然。曹操在世时已经掌握朝廷大权，曹丕只是完成了父亲没有完成的那一步。但从礼法和名分上说，曹丕毕竟是以臣代君，天下士人对此不可能毫无芥蒂。
有人当面称颂禅让是“尧舜之事”，曹丕却清楚，这个皇位并不是普通的继承。他曾感叹：“若使仓舒在，天下未必归我。”仓舒是曹冲的字。这样的自嘲，既有感慨，也暴露出他对皇位来路的敏感。
第二件事，是他在父亲去世后表现出的急切和放纵。古代讲究居丧，尤其天子和宗室，更要用礼制约束自己的饮食、服饰与娱乐。曹丕并非完全没有守丧行为，但他很快投入军事与政治活动，回到谯县后又举行宴饮，这在当时自然容易引来非议。
谯县是曹操的故乡。曹丕率军夺取上庸三郡后，曾到当地巡视并犒赏军士。孟达叛蜀降魏，配合夏侯尚等人攻取上庸，刘封兵败退走，魏军因此扩大了汉中方向的战略空间。
打了胜仗，庆功并不奇怪。问题在于时机。
父亲刚刚去世，曹家又正处于改朝换代的关口，曹丕若在故乡大摆宴席，很容易被看作忘却哀痛。传说中有老人当面指责他：“先王新丧，陛下如此宴饮，合乎礼法吗？”这段对话未必能够完全坐实，但它反映出的舆论心理却很真实：曹丕继承的是皇位，也继承了曹操留下的威望，稍有失当，就会被放大。
第三件事，则落在曹氏兄弟身上。曹丕与曹植的储位之争，早在曹操晚年便十分激烈。曹植才华横溢，文章出众，却缺乏稳定的政治作风；曹丕更善于经营人际关系，也更懂得在群臣之间建立支持。
曹丕称帝后，始终没有彻底放下对曹植的戒心。黄初二年，222年，曹植被封为鄄城王，后来又数次迁徙，封地不断变化。曹植确实没有被处死，但他长期受到限制，难以参与核心政务，政治抱负基本被压制。
至于“七步诗”，流传极广，曹植七步成诗的故事也成为曹丕逼迫弟弟的象征。但这首诗的具体文本，后世存在真伪争议，不能把文学传说完全当作案卷事实。可以确认的是，曹丕对宗室诸王采取了严格防范政策，这种做法并非只针对曹植，却让兄弟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
还有一件容易被后人骂得最狠的事，就是曹丕对曹操后宫的处置。曹操去世后，宫中原有大量女眷，曹丕没有将她们全部遣散，而是继续留在宫中。古代宫廷继承本就常有复杂安排，但按照儒家伦理，父亲的妃妾与儿子之间存在明确禁忌，因此这件事在后世看来尤其刺眼。
然而，历史不能只用“缺德”两个字解释。曹丕这样做，一方面有宫廷管理和供养的现实因素，另一方面也说明魏国初建时，皇权正在重新整合。后宫、宗室、旧臣，都是新皇帝必须控制的力量。
曹丕并不是无能之主。他重视法令，整顿官制，采纳陈群提出的九品中正制，使魏国的选官制度逐渐成形；他还亲自主持对吴、蜀的军事行动。只是他的性格多疑，政治手段偏于严厉，个人生活又常被疾病拖累。
226年，曹丕病重，临终前安排曹叡继位，由陈群、曹真、司马懿等辅政。一代帝王只活了四十岁。民间把他的早逝与三件“坏事”连在一起，听来痛快，却不是医学意义上的答案。头风旧疾、政务劳顿以及宫廷压力，才是更接近史实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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