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官员到七十才退休？退休后晚年生活过得咋样？

□孙晓明

单位里老同事退休，总有人羡慕，也有人悄悄盘算自己还要再干多少年。于是不免想问：汉代官员老了，也办退休吗？

答案是：有，但不完全像现代的退休制度。对部分官员来说，汉代确实有“退休”这回事，正式说法叫“致仕”或“致事”。《礼记·曲礼》里讲：“大夫七十而致事。”郑玄注：“致其所掌之事于君而告老。”意思是，把手里掌管的事情交还给君主，告老还乡。至于为什么是七十岁，班固在《白虎通》中解释得挺有意思：七十岁“阳道极”，阳气盛极而衰，耳目不聪明，腿脚也不灵便，所以该退下来，把位置让给贤者，以长廉远耻。不过，这只是一种理想化说法。具体到汉代，情况要复杂得多，也有趣得多。

七十致仕，只是一句老话

先秦实行世卿世禄制，官爵往往被家族世袭垄断。天子和臣下之间，除了政治上的上下级关系，还有血缘宗法关系。所以那时的“七十而致仕”，更多是某个家族在官僚体系中换一个代表人物，而非官员个人仕途的彻底结束。到了秦汉，世官制原则上被废除，皇帝和臣子之间更像“食君之禄，忠君之事”的雇佣关系。官员致仕，才逐渐接近后世所说的退休。

汉代是我国古代致仕制度的初创时期，草创痕迹很明显。甚至有学者认为，汉代的致仕更多是一种现象，官方尝试进行规制，还谈不上后世那种严格的制度。这话有一定道理。西汉初年，中央高层官吏任职几乎都是终身制，很少见到高级官员致仕。到了西汉中期，才出现过一阵“致仕热”。但通观两汉四百年，严格按“七十致仕”并非常态。

也就是说，汉代官员退休，弹性很大。有人干到死，有人中途因病辞职，有人被免官，有人主动归隐。真正能卒于任上的官员总归是少数。大多数官员最终还是或主动或被动地离开官僚系统，回归民的身份。从宽泛意义上说，这些都可以算“退休”。那么，退休之后，他们靠什么生活？又干些什么呢？

退休待遇，先看皇帝脸色

想过有质量的退休生活，经济基础很重要。汉代官员退休待遇，起初并无统一标准，多为皇帝特殊恩宠。

“万石君”石奋官秩二千石，景帝时“以上大夫禄归老于家”。上大夫禄为比二千石(“比二千石”是汉代官秩等级，属于“比秩”，次于“二千石”而高于“千石”。它用于标示特定官职的待遇级别，随职位变动而变化)，月禄米100斛，而二千石为120斛。按一斛约合今30公斤、米每斤3元粗算，石奋退休前月俸约2.16万元，退休后约1.8万元，每月少拿约3600元，仍是高收入。武帝初年御史大夫张欧致仕，“天子亦宠以上大夫禄”。御史大夫秩中二千石，月禄米180斛，约3.24万元；退休后月100斛，约1.8万元，仅为原俸55%。一个“宠”字说明，这是皇帝特赐，并非确定制度。

直到西汉末期汉平帝元始元年，才有诏令：“令天下吏比二千石以上年老致仕者，三分故禄，以一与之，终其身。”即比二千石以上高级官员年老致仕，可领原俸三分之一，终身享有。折算下来：比二千石原月俸100斛，三分之一约33斛，折合2000斤粮，约6000元；中二千石180斛，三分之一60斛，约3600斤，约1.08万元；二千石120斛，三分之一40斛，约2400斤，约7200元。退休后还能领到相当于今天几千到一万出头的粮食待遇，已相当优渥。

制度很粗疏：“年老”标准不明确，只覆盖比二千石以上高级官员，东汉执行也不严格。除固定“退休工资”外，有些官员还可得皇帝专门赏赐。东汉章帝时，议郎郑均（山东人）因病致仕，章帝赐谷千斛，约合60000斤，按每斤3元粗算，相当于一次性赏了约18万元，并要求地方官每年八月存问，赐羊酒。这已不只是经济补助，更是政治荣誉。

当然，除少数受皇帝特别优宠的官吏外，汉代大部分官吏致仕后没有固定俸禄，更别提因罪免官或主动辞官者。多数情况下，他们也不至于陷入经济困难，因为中高级官吏待遇优厚，且不少官员原本就出自有产家庭。

回乡买田，还是教书育人

能在朝堂发挥余热的致仕官员毕竟是少数，大多数汉代官员退休后还是返回家乡。即便位列“特进”，也有人回乡或回到封国。朝廷有事策问会派专人去家里，有朝会也有专车接他们来京师，待遇非常崇高。

汉代大部分官员都有产业，有些还来自富裕家族。比如成帝时的丞相张禹，致仕返乡后“以田为业。及富贵，多买田至四百顷，皆泾、渭灌溉，极膏腴上贾”。四百顷约合今两万多亩。这样的退休生活，已是地方上一等一的富豪。

也有品德高尚、思想豁达的官员不怎么置办产业。汉宣帝时大儒疏广、疏受，东海兰陵人，即今山东兰陵。疏广明《春秋》，家居教授，后被召入京师，任太子太傅；疏受任太子少傅。二人致仕时，皇帝赐黄金二十斤，太子赠五十斤，按汉一斤约合今250克计，共17.5公斤，按金价粗估极为可观。公卿故人设祖道送行，东都门外送者车数百辆。回乡后，他们广交游、不置产，与宗族故友宴会饮酒，晚年非常洒脱。

有人问疏广，为何不给子孙留些产业？老人回答非常通透：“顾自有旧田庐，令子孙勤力其中，足以共衣食，与凡人齐。今复增益之以为盈余，但教子孙怠堕耳。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且夫富者，众人之怨也。”家中旧田旧屋足以供子孙衣食，过多财富反教子孙怠惰，遭人怨恨。这种见识，今天也不过时。

还有一种常见的退休生活，是著书立说、教授弟子。汉武帝将读书与选官结合后，官吏文化水平提高，不少官吏本身就是著名学者。这些人回到家乡后，除了安度晚年，学问之事也不能放下。

退而不休，权力在家族接力

从制度上说，汉承秦制，废除世官制度，打破家族对政治权力的垄断，这种制度在汉代是延续下来的。但它从一开始就受到军功集团极大干扰。西汉初年，没有规范的官吏退休制度，高阶官职长期在功臣集团内部的几个家族之间流转。这一情况直到汉武帝以后才有所好转。但两汉四百年，始终为官员权力在代际之间流转留有几个口子。最典型的就是“任子”制度。应劭《汉官仪》记载：“吏二千石以上视事满三年，得任同产若子一人为郎。”二千石以上高官可恩荫子孙一人为官。实际运行则复杂得多，甚至有很多制度之外的情况。

例如成帝时的丞相张禹，致仕后有一次成帝去探望他。史载：“又禹小子未有官，上临候禹，禹数视其小子，上即禹床下拜为黄门郎，给事中。”君臣之间的默契无比自然，正可见高官显族对政治权力影响之深远。

“任子”毕竟是权力金字塔顶层少数人的“游戏”。对官僚体系中的大多数人及其家族来说，则要探索更普适、更稳定的权力再生产方式。汉武帝以后，文化教育与做官的联系日益密切，为家族内部代际权力传承构建了渠道。

崔寔的《四民月令》被认为是汉代家族田庄生产生活的“标准像”，其中正月条就有“农事未起，命成童已上入大学，学《五经》……命幼童入小学，学篇章”的安排。此后八月条、十一月条也有类似安排，通过培养后代实现学问的代际传承。

一个读书人可称“单士”；若家族连续数代出现读书人，单士就演变成“士族”；若数代读书人中连续有人进入官僚体系，士族就进化成“世族”；若世代为高官，世族就成了豪族，“四世三公”便是顶级代表。汉代这个权力再生产体系，致仕官员无疑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一环。青壮时外出为官，老朽后回乡，将后代扶上自己曾骑过的马，甚至再送一程。从这个角度切入，也算窥见整个循环体系的一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