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杂谈《从上古到现代》系列之-中国是怎样一个概念

1963年，陕西宝鸡出土的一件西周青铜器，后来被称作“何尊”。它最受关注的地方，不是器形，而是内底的一篇铭文。铭文中有四个字：“宅兹中国”。这通常被看作目前所见较早的“中国”二字连称。

何尊

中国铭文

如果只看这四个字，很容易产生一种直观印象：原来三千年前就已经有“中国”了。但铭文里的“中国”与今天作为国家名称的“中国”并不相同。它更像是指天下之中的都城或中心地区，是一个带有方位和政治意义的概念，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

这件青铜器提出了一个贯穿后世的问题：一个名称可以从古代一直沿用至今，但它在不同时代的含义是否完全相同？如果没有，它又靠什么保持连续性？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把“中国”放回它每次被使用的具体语境中。

铭文里的中国不是现代国家

“中”的基本含义是中心、中间；“国”在早期文献中常指城邑、封国或统治区域。“中国”最初可以理解为“中心的城邑”或“处于中心地位的邦国”，它首先描述位置和秩序，并没有说这里存在一个覆盖今天全部疆域的现代国家。

何尊铭文记载周初营建成周、承继天命和治理民众等内容。铭文中的“中国”与周人政治中心的选择密切相关。周人认为，自己要在天下中心建立都城，并从这里统治四方。这里的“中”既涉及地理位置，也包含政治正当性：谁能够占据中心，谁就更有资格代表秩序。

这种“中心”观念在早期中国非常重要。“中国”并不是一个与外部世界边界清楚的国名，而是一个相对概念。有中心就有四方，有华夏就有夷狄；中心可以移动，边缘也可以进入中心。它的内容不是一次确定，而是在政治竞争和文化交往中不断被重新定义。

从周王朝到诸夏

西周时期，周王通过分封、宗法和礼制维持一个范围广阔的政治秩序。到了春秋时代，周王室衰落，诸侯国之间的竞争加剧。“中国”逐渐被用来指称中原地区以及遵循周礼、参与会盟体系的国家。它不是所有诸侯都能自动使用的名称，也不是一个统一政府的正式国号。

这种用法带有明显的文化和政治判断。一个诸侯国是否属于“中国”，不只看它生活在哪里，也看它是否承认周礼、使用相似制度、参与中原政治。秦、楚等国早期有时被排除在中原诸夏之外，后来又逐渐进入这个体系。所谓“华夏”和“夷狄”的界线，因此并不是固定血统，而是会随历史变化而移动。

战国时代，各国都以自己的方式争夺天下。齐国、楚国、秦国、燕国、赵国都可能在不同程度上使用“中国”或“诸夏”的资源来证明自己的政治正当性。名称的意义也随之扩大：它不再只是地理中心，而逐渐成为一种关于文明、制度和统治资格的共同体想象。

这里需要区分两个层面。作为政治实体，战国各国各有国号、君主和疆界；作为文化概念，“中国”可以跨越多个国家，用来表达共享的礼制、文字和历史记忆。后来的统一帝国，正是在这种政治分裂与文化共同性并存的基础上形成的。

秦和汉：王朝名字不等于中国

秦王朝疆域图

公元前221年，秦完成统一，建立皇帝制度和郡县体制。秦朝是一个统一帝国，却没有把“中国”作为正式国号。它的国家名称是秦，后世则称其时代为秦朝。汉朝建立后，人们更多称自己为汉人、汉民或某郡某县人，也不会像现代公民那样把“中国人”当作唯一身份。

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在秦汉时期消失。它仍然可以作为地理和文化概念使用，指中原、华夏传统或帝国中心。与此同时，王朝名称的重要性迅速上升。唐、宋、元、明、清首先是王朝名，在对外文书中也常常直接代表国家。今天我们说“唐代中国”或“清代中国”，是后来历史叙述中的组合说法，古人未必总这样自称。

“汉人”这一称呼也经历了漫长演变。它起初与汉朝有关，后来逐渐成为带有族群和文化含义的称谓。不同历史时期，人们的身份可能是本地人、士人、商人、军户、某族人，也可能是王朝臣民。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和国家身份，并不能直接套用到古代社会。

谁有资格自称中国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长期分裂。南方政权以华夏正统自居，北方政权则在建立王朝制度、采用儒家礼仪和汉字书写后，也争夺“中国”的资格。双方都可能指责对方不是真正的中国。这说明“中国”已经不只是地理位置，更是一种政治正统和文化身份的声明。

唐王朝疆域图

隋唐重新统一后，帝国的影响扩展到更广阔的区域。唐朝与周边政权、宗教和商旅往来密切，“中国”在对外交往中常被用来指称唐朝及其文明传统。但它与唐朝的国号并行，具体含义取决于说话者站在哪里、面对谁。对日本、朝鲜半岛、西域和中亚的不同群体来说，“中国”可能意味着政治中心，也可能意味着一个文化来源。

宋、辽、西夏、金时期，多个政权长期并立。宋朝经常以中国正统自居，辽、金等政权则在制度和外交中吸收中原传统，也提出自己的天下秩序。谁能够代表中国，成为政治竞争的一部分。这个时期的经验说明，历史中国并不是始终只有一个政府、一个国号和一条边界。

不过，承认多政权并立，并不等于说“中国”只是任人随意使用的空壳。它能够长期存在，是因为许多政权和人群确实共享文字、经典、礼制、历史叙事和国家理想。争夺“中国”资格，本身就说明这个概念具有强大的正当性资源。

天下、王朝、中国与中华

理解“中国”，还需要把它和另外几个词区分开。它们经常同时出现，却回答不同问题。

概念

主要含义

容易混淆之处

天下

带有宇宙和道德秩序意味的政治空间

不等于有明确边界的现代国家

王朝

由某一皇室建立和统治的政权，如唐、宋、明、清

王朝亡不等于文明或共同体整体消失

中国

从中心地区和华夏诸国，逐渐发展为政治文化共同体的名称

古代含义与现代主权国家名称并不完全重合

中华

文化、族群和文明共同体的广义称呼

作为现代民族和国家称谓，是近代历史发展的结果

“天下”强调普遍秩序，理论上可以没有清晰国界；“王朝”指具体统治家族和政权；“中国”是一个不断获得政治和文化含义的称呼；“中华”则更侧重文明、人群和文化共同体的延续。现代人把它们混在一起使用，容易误以为古代就已经存在一个与今天完全相同的国家。

元明清：帝国、边疆与世界体系

元代疆域图

元朝和清朝都由非汉族统治者建立，却都统治了中国核心区域，并继承、改造了中原王朝制度。把它们简单称为“外来政权”，会忽略它们对中国制度的利用和延续；把它们等同于现代民族国家，也不符合事实。它们统治的是由多种人群、法律和宗教传统组成的帝国。

清朝尤其复杂。皇帝既以中原皇帝的身份治理汉地，也以不同身份面对蒙古、西藏和新疆等地区。对内使用“大清”和各类王朝称号，对外则越来越频繁地使用“中国”来指称整个国家。王朝名和国家名在这里相互交叠，但还没有形成今天那种单一、明确、被全体公民共同使用的国名。

到了19世纪，欧洲国家体系、条约外交和民族主义传入东亚。面对列强竞争，清朝必须在国际关系中说明自己是谁、疆域在哪里、由谁代表。固定的国家名称因此变得越来越必要。“中国”从一个带有文化中心意味的称呼，逐渐承担起主权国家名称的功能。

从王朝名称到国家名称

近代中国经历了一个身份重组的过程。旧的天下秩序不能直接对应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体系，王朝更替也不适合作为现代国家合法性的唯一基础。知识分子开始使用“民族”“国家”“国民”“中华民族”等新概念，重新解释中国历史和中国人民。

1912年建立的中华民国，以及1949年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把“中国”作为国家名称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校、报刊、地图、外交和现代行政制度，使“中国”第一次在全体国民层面成为一个稳定、日常且带有法律意义的国家名称。古代的“中国”和现代的“中国”由此完成了名称上的连接，但社会基础已经发生根本变化。

“中华民族”也是在这一时期逐渐获得现代含义。它不只指汉族，而是在长期历史交往和近代共同命运中形成的多民族共同体。这个概念既有对古代文化与人群关系的继承，也有现代政治动员和国家建设的创造。把它理解成一条历史线索和一次近代建构共同作用的结果，比只强调其中一面更准确。

现代国家的名称不等于古代文明的全部内容。今天我们说“中国历史”，既包括历代王朝，也包括多个政权、边疆社会、迁徙人群和未被文字记录充分保存的普通人。它包括政治制度，也包括语言、礼仪、信仰、市场和生活方式。国家只是观察历史的一个尺度，不能覆盖全部历史。

外部世界如何称呼中国

“中国”是中国人自己的称呼，外部世界还使用过不同名称。古代印度文献中的“zhi那”或“脂那”，波斯和中亚语言中的“秦”，以及欧洲语言中的“China”，都与中国发生过联系。它们的词源并不完全确定，可能与秦、丝、瓷器或其他古代名称有关，学界仍有不同意见。

这些外部名称的出现，说明中国很早就是欧亚交流网络的一部分。别人如何称呼中国，受贸易路线、政治记忆和语言传播影响；中国人如何称呼自己，则受天下观念、王朝制度和文明认同影响。两边有时重合，有时错位。统一的国家名称形成以前，这种错位更加明显。

普通人的中国在哪里

对大多数古人来说，最直接的身份并不是抽象的“中国人”，而是家庭成员、某村某县人、某王朝的百姓，或者某个宗族、行业和信仰群体中的一员。农民一生大多在有限的地域内活动，赋税、徭役、婚姻、土地和市场关系，往往比遥远的国家观念更具体。

但普通人的生活并没有停留在地方。商人沿着水路和驿道远行，军人被调往边疆，士人通过科举进入官僚体系，僧侣和香客往来于寺院与圣地，移民在战乱中迁徙到新的地区。交流使不同地方的人接触共同的文字、法律、货币、礼仪和历史故事，“中国”也在这些日常联系中逐渐成为可以想象的共同体。

因此，不能只从帝王诏令和思想家著作中理解中国。一个统一的国家名称能否成立，还取决于道路能否连通、市场能否交换、文字能否沟通、法律能否执行，以及不同地区的人是否愿意承认自己属于同一个政治和文化秩序。制度提供框架，普通人的迁徙、交往和记忆则让框架变成真实生活。

统一理想与分裂现实

从秦朝开始，统一成为后世政治理想。史书往往把分裂视为失序，把重新统一视为恢复常态。这种观念留下了深刻影响，也使“中国”经常带有追求政治整合的含义。但历史事实并不是始终统一。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宋辽金等时期，都长期存在多个政权并立。

统一理想能够反复出现，与文字、经典和历史记忆的连续性有关。无论政权如何更替，后来的统治者大多需要面对同一套关于天命、礼制、官僚和民生的政治语言。即使无法真正统一全国，各方也会争夺正统，试图继承这套语言。统一因此既是一种政治目标，也是一种历史叙事。

分裂时期的交流同样重要。战争带来破坏，也迫使制度、技术和人群发生接触；贸易与婚姻跨越边界，宗教和文字传播不受政权疆界完全限制。后来的统一往往不是回到旧状态，而是把分裂时期形成的新制度、新人群和新区域重新组织起来。理解这一点，才能明白为什么“中国”既有统一传统，又不是始终统一。

一个名称为什么能够延续

“中国”之所以能够跨越多朝代延续，不是因为它每个时期都指同一个政府，也不是因为所有人都拥有相同的自我认同。更重要的原因，是一套政治和文化资源不断被后世继承和重新解释：汉字书写、经典教育、王朝制度、天下秩序、统一理想，以及关于夏商周以降共同历史的记忆。

当政权更替时，新的统治者往往需要证明自己继承了这套历史资源。北魏、辽、金、元、清都不同程度地使用中原制度和历史语言来建立合法性。即使在不同政权并立的时候，各方也往往共享一些基本概念。这种继承和竞争反复发生，逐渐把不同区域和人群连接成更大的政治文化网络。

但连续并不意味着不变。先秦的“中国”可能指中原诸国，南北朝的“中国”是正统争夺的对象，唐宋的“中国”是王朝和文化中心的称谓，近代的“中国”则成为主权国家名称。每一次使用都会带入新的边界、制度和政治关系。名称没有断，内容却一次次被重写。

怎样理解今天的中国

现代中国疆域图

理解“中国”，需要同时避免两种简化。一种是把今天的国家形态直接投射到古代，认为从黄帝或夏朝开始就存在一个与今天边界和制度相同的中国；另一种是只看到近代建构，认为“中国”完全是后来发明的名称，与古代历史没有关系。前者忽略了变化，后者忽略了长期连续性。

更合理的看法是：古代存在“中国”这个称呼，也存在关于中心、华夏、天下和统一的历史资源；但这些资源并不自动等于现代国家。经过数千年的政治整合、文化传播、人口迁徙和多政权竞争，它们才在近代被重新组织成民族国家。现代中国既有古老来源，也确实是在新的世界体系中重新形成的。

因此，“中国”不是一个从天上掉下来的固定实体，也不是一个可以随便填装任何内容的空壳。它是一套历史关系的结果：地理中心如何变成政治正统，多个区域如何进入同一历史叙事，王朝更替如何不切断文化传统，近代国家又如何把这些传统转化为新的国家身份。

回到何尊

何尊铭文中的“中国”很可能只是周人眼中的中心地区。它无法证明三千年前就存在现代国家，却证明“中心”很早就是中国政治想象的一部分。后来的历史不断追问：什么是中心，谁能够代表中心，中心之外的人群如何进入共同秩序。

这些追问没有一次完成。它们经过春秋战国的诸夏竞争、秦汉帝国的制度整合、魏晋南北朝的迁徙融合、唐宋元明清的多政权与帝国治理，最后进入近代民族国家的世界。今天的“中国”是这些历史过程汇合后的名称，而不是古代某一个瞬间的复制。

所以，中国既是一个古老的词，也是一个不断更新的共同体。它由文字和历史记忆保持连续，由制度和政治竞争反复塑造，也由不同区域和人群的交往不断扩大。理解这一点，才能继续追问下一篇的问题：这样广阔的文明空间，最初为什么会出现多个中心，而不是只有一个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