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
1999年莫言在大阪发表讲话，他认为1931到1945年之间的冲突更适合称为中日战争，他把这个比喻成兄弟分家产时发生争执动了手，他提到自己遇到的日本人很有礼貌，和国内影视剧中凶恶的日军形象完全不同，他在小说里也经常描写温和有礼的日本兵，并指出普通日本民众同样在战争中遭受了苦难。
这件事本来没什么动静，到2026年九一八那天又被翻了出来，很多人一看就着急了，大家不是计较他用的词准不准确，是觉得他把侵略战争说得太轻描淡写，主流历史认定这是日本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有明确的加害方和受害方，但“中日战争”这个说法听起来两边差不多，责任好像对半分。
其实当时日本社会并不是被动卷入的，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年轻人被集体欢送参军，他们举着太阳旗喊口号，主妇们组织起“大日本妇人会”，忙着缝制千人针、捐款购买飞机，小学生的课本里也充满扩张思想，张纯如在《南京大屠杀》一书中提到，教育系统完全为战争服务，普通民众并非不知情，而是被整个机制推着向前走。
莫言讲老百姓是受害者,这个说法不太站得住脚,打仗的时候日本靠抢中国的资源来维持经济,军需工业带来了工作机会,配给制度也让普通百姓得到了一些好处,战后经济起飞的底子有一部分就是那个时期打下的,他们既是宣传的对象,也是实际的受益者。
他这种写法，和阎连科书里写的日军撤退时给小女孩发糖的情况很像，都是用一点小温情来掩盖大罪恶，在文学上可能让人觉得有人情味，但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容易让人忽略制度性的暴力，日本右翼到现在还在否认慰安妇和南京大屠杀，中国官方则一直强调这是侵略战争，莫言虽然没有被官方点名批评，但民间反应很强烈，这可能是因为他那代人在中日建交后的友好氛围中长大，读川端康成的作品多，关注人性多，对结构性问题看得少，现在的年轻人通过刷短视频看老影像，对符号更敏感，“礼貌”两个字，根本盖不住枪炮和刺刀的残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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