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建光：如何将中国制造优势转化为全球共享机遇？

沈建光系京东集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副理事长

导 读

近期以来，世界如何重新理解中国制造业升级，再度成为国际经济政策讨论的焦点。中国凭借完备产业体系、工程师红利、基础设施和超大规模市场形成的竞争优势，本质上是市场机制与要素配置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在外部需求走弱、保护主义上升、议题安全化的环境下，低价竞争、产能外溢与贸易失衡也可能放大伙伴国的关切。

正如今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李强总理所强调的，中国发展更应被视为“中国机遇”。真正关键的，不是回避竞争，而是把竞争转化为分工与共享，即扩大内需、增加服务业开放，推动企业出海，传递绿色、创新理念。若能把产业优势嵌入合作共赢的制度安排，中国机遇便不止于输出商品，更会成为世界经济增长与稳定复苏的重要支撑。

文|沈建光

首发于《FT中文网》（9月16日）

近期以来，关于中国制造业崛起对其他国家经济冲击的观点重新成为热点议题。然而，正如笔者今年参加夏季达沃斯论坛时李强总理在主旨演讲中指出的，中国的发展更应该看到的是“中国机遇”。客观而言，中国经济的增长和科技的突破，已经通过低成本要素和人才红利为世界带来中国机遇；但是在日益复杂的国际贸易，尤其是舆论环境中，中国如何从“讲好中国故事”出发，在政策和和行动上合理解决许多贸易伙伴的诉求，秉持合作共赢理念，通过“扩大内需、增加服务业开放、推动企业出海、传递绿色、创新发展理念”等多管齐下的战略转型，则有望把当下对“中国冲击”的关切，塑造成共享发展的“中国机遇“，真正落实中国领导人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

“中国冲击论”的四个版本

回顾近二十年来海外学术界与政策界对中国经济崛起造成冲击的叙事，其核心逻辑经历了个从低端就业、高端产业到全球南方“空间挤压”的演进过程。

中国冲击1.0版萌芽于中国加入WTO之后。2013年，经济学家David Autor等发表了关于“中国综合症”（TheChina Syndrome）的研究，指出中国廉价劳动密集型产品大规模涌入，导致欧美传统工业区制造业工厂倒闭、蓝领工人失业以及社区长期衰退。后续的系列研究还认为，受到冲击的地区还出现了工资、劳动参与率、婚姻家庭等一系列社会经济后果。总体而言，中国冲击1.0版本的的讨论主要聚焦于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对发达国家低技能就业的局部替代及后续影响。

随着中国产业结构的跨越式升级，叙事重点转向了高端制造——“中国冲击2.0”。2020年以后，尤其是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新三样”以及高端装备的迅猛扩张，引发了美欧传统工业强国的担忧甚至恐慌。在这一背景下，一方面，Autor等学者在《纽约时报》撰文把“中国冲击”的概念进一步拓展到高端制造业；另一方面，美国外交关系学会的经济学家Brad Setser等提出的中国“产能过剩”论影响同样很大。总体而言，中国向世界输出高端的廉价商品，不仅仅造成新的就业冲击，扰乱全球贸易秩序，还可能带来国家安全方面的隐患等言论成为学术和舆论界的热点话题。

中国冲击论的3.0版本则转向了新兴市场国家的视角。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助理教授Shoumitro Chatterjee和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的高级研究员ArvindSubramanian等研究者近期提出，“许多贫穷国家担心中国的经济崛起将不给其工业化留下空间”。因为中国在“主导了制造业的新制高点——电动汽车、太阳能电池板、电池、无人机”的同时，“并未放弃那些它和其他富裕和中等收入国家曾经摆脱贫困的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实际上，中国正试图实现经济理论所说任何国家都不应做到的事：在几乎所有领域保持比较优势”。中国的全产业链优势意味着更穷的国家（如撒哈拉以南非洲、南亚的部分国家等）失去了通过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实现工业化的机会。

最新的中国冲击4.0版则是美国前劳工部助理部长MartyManley提出的，他认为美国公司可能“错误的”“投资于昂贵、封闭、专有的推理”，但是中国科技企业及开源社区通过高效率、低成本的开源AI模型，使得AI“大宗商品化（Commoditization）”。若需求最终转向中国，美国这个“人工智能占资本投资40%、股市占45%的经济体”，可能受到重大威胁。

如何看待“中国冲击论”？

笔者以为，对“中国冲击论”需要秉持辩证与理性观之。一方面，中国制造业在全球的竞争优势，很大程度是市场机制运行的正常结果——中国冲击论的不少观点有失偏颇。比如，中国有大量工资仍然低廉、吃苦耐劳的工人，勤奋聪明的工程师，大规模基础建设的超常规发展，这些因素都是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份额上升的关键支撑。

同时，中国的超大规模经济体也个重要因素。中国是幅员辽阔、发展中的人口大国，不同地区的收入水平、要素禀赋差异很大。对小型经济体而言，一旦工资水平上升，一些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就可能按照“雁型模式”转移出去；但是对于中国而言，东部地区发展之后，中西部地区仍有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同时在制造业上中下游产业链都具备一定优势，在经济学理论上也有很合理的解释。

同时，正如达沃斯论坛上李强总理指出的，中国的发展同时带了“中国机遇”。“中国机遇1.0版本”可以被理解为“中国主要是以自身的大规模市场、低成本要素为世界提供市场红利”，而2.0版本则是“创新红利”。“在中国，各国企业能够快捷找到从研发、试制到量产的全流程合作伙伴，让创新变得更高效、更容易“；“中国坚持开门搞创新，很多创新走的是开源路线，这让更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用得上、用得起新技术新产品，既提升了其发展能力，也能推动解决诸多全球性发展难题。最后，中国的“绿色创新共享”等理念，也为世界经济的发展提出了一条新的思路”

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坦诚面对的是，国内长期存在的体制性，结构性矛盾不能说对外部完全没有影响。国内企业陷入激烈的“内卷式”低价竞争，并使大量产能向海外销售，容易形成过度依赖出口的增长模式，这些也容易引起贸易伙伴的反弹。在最近举行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对这些的一些批评声音，乃至19:1的结果也是不容忽视的信号。

多管齐下打造中国机遇

面对当下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局面，笔者以为需要做出我们努力把“中国冲击”转化为全球共享的“中国机遇“。中国本来就秉承共赢理念，调整经济增长模式，推动内外均衡发展。通过深化国内体制改革拉动内需、开放服务市场分享红利、传递绿色创新共享的发展理念，践行全球产能合作赋能南方，中国可以化解外部压力，把自身的产业优势转化为引领全球共同繁荣的持久动能。

首先，缓解“中国冲击”的一个根本性出路，是增强国内需求对国内产能的消化能力。中国已经将政策重心从过去的“生产驱动”逐步转向“需求驱动”，尤其是提振消费需求，对这方面的改善很有帮助。就短期而言，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避免贸易盈余持续扩大，加大消费和投资的重要作用，比如，加快既有专项债与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与使用进度，适度扩大资金投向范围，落实好8000亿政策金融工具等等。从中长期看，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升居民收入、切实提升居民消费能力与意愿，让14亿人口的超大规模消费市场成为消化国内优质产能的“压舱石”，不仅实现内部经济循环的顺畅，更能通过扩大商品与服务进口，让中国成为全球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最终需求池”。

其次，相比于货物贸易的巨大顺差，中国在服务贸易领域仍有广阔的开放空间。可以大幅放宽金融、医疗、教育、电信、数字经济及高科技服务等领域的外资准入限制，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扩大服务业开放不仅能够吸引高质量外资、引入国际先进服务经验以倒逼国内体制机制改革，提升进行服务消费的消费者体验，还能有效缩减总体贸易顺差，形成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更加均衡、互利共赢的全球合作格局。

第三，中国近些年在经济增长、高技术行业发展等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中国领导人多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强调”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观，通过有为政府推动科技突破、实现环境保护。这也为诸多南方国家选择发展道路、决定发展理念提供了新的参考。实际上，中国清洁能源技术在推动“全球南方”（Global South）国家实现能源转型、缓解电力匮乏、促进绿色发展方面，提供了大量可操作、可复制的具体案例。

比如，近年来中国廉价好用的光伏组件及离网光伏系统对非洲出口大幅增加，一些中国投资还成为当地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的重要来源。比如，肯尼亚加里萨（Garissa）50兆瓦光伏电站就由中国进出口银行提供融资。该项目大幅缓解了肯尼亚北部地区的“用电荒”，为其提供了清洁廉价的电力。

最后，中国还可以推动企业高质量“出海”，实施全球产能合作与本地化赋能。中国企业也可以摆脱单纯的产品出口模式，加速向“全球化运营”转型。一方面，可以主动将成熟的劳动密集型及中端制造环节向东南亚、拉美、非洲等发展中国家有序转移，帮助后发国家建立本土工业体系，创造就业与税收。另一方面，也可以加大中间品、资本品与核心技术的输出，通过输出装备、标准与管理模式，帮助全球南方国家搭建工业化阶梯。实际上，中国在对发展中国家投资方面已经取得了相当进展。例如，根据商务部的数据，截至2024年，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存量已经达到438亿美元。事实胜于雄辩，这些数据和案例，是对“中国冲击论“的最好回应，也是对”中国机遇论“最好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