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姐是检察院副检察长,父亲出殡时被人拦棺加价,她却让我先问清钱交给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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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半虚构故事|取材于殡葬强迫交易类案件。

01

父亲出殡那天,离村口还差二十步,抬棺的人突然停了。

领头的赵大奎把烟头摁在路边,伸出一只手。

“再补一万六千八。钱不到,老爷子今天走不了。”

我把怀里的遗像交给表弟,转身就去抓他的领口。

姐姐一把攥住我的手腕。

她在外县检察院当副检察长,平时一句话就能让我老实。可那天,父亲的灵柩停在湿地上,母亲扶着棺头哭得直不起腰,我连她也不想听。

“你松手!”

姐姐没松。她看了一眼赵大奎手里的收款码,低声说:

“先问清楚,这笔钱交给谁。”

我以为她想找个能说话的人,把钱压下来。

直到三天后,她把两张收据并排放在我面前,我才知道,父亲出殡前,有人就替我们一家算好了这笔账。

那个人,连母亲会在哪一句话之后掏钱,都知道。

父亲走得突然。前一天还打电话问我,店里新换的卷帘门好不好使,第二天清早,人就倒在了厨房。

姐姐赶了四个小时的路回来,进门没说话,跪在床前,给父亲把卷起的袖口一点点放下来。

我们姐弟这些年都在外面。母亲一遇事就慌,丧事由父亲的老朋友丁伯帮着张罗。



丁伯叫丁守成,年轻时跟父亲一起做木工,后来不干了,专门替附近几村的人操持红白事。父亲住院那几年,他常来搭把手,我们一直把他当自家长辈。

“你爸一辈子要强,最后一程不能乱。”

他接过我递的烟,却没点,别在耳朵后面,带着我一项项安排。

父亲已经火化,骨灰按本地习惯放进一口小灵柩,要送到村里的公益性墓地安葬。接送、抬送、所用物品,丁伯替我们找的礼仪班报价两千八。

我多问了一句:“后面没别的钱吧?”

丁伯拍拍我的肩:“有我在,谁能坑你?”

我把钱转给赵大奎。他写了张收条,抬头是“安顺礼仪服务部”,下面清清楚楚写着:许家白事服务费,二千八百元,已结清。

出殡前,丁伯还替我把孝带系紧了。

“一会儿别回头,扶着你妈往前走。”

我照做了。

可走出家门没多远,赵大奎先回了头。

他一挥手,几个抬工把棺放下。两个人搬来长凳,横在前头,说是要歇肩。

棺脚下连块干净的垫布都没放。

“两千八是人工。”赵大奎弹着那张收条,“还有联运费、进园协调费,没收。”

我指着“已结清”三个字,他却把收条往我胸口一拍。

“你去饭店吃饭,付了菜钱,酒也白喝?”

姐姐这时已经走到棺旁,拿自己的黑围巾垫在湿泥和棺脚之间。

母亲看着她的动作,哭声忽然大了。

赵大奎偏在这个时候说:“嫂子,您拿主意。再耽搁,可就不是这个时辰了。”

母亲急着去摸口袋。

我就是在那一刻,冲向了他。

02

姐姐攥着我的手,指甲几乎嵌进肉里。

“你真打了,爸还在这儿,妈跟谁走?”

我回头看母亲。她左手扒着棺沿,右手还在找钱包,裤脚已经湿了一片。

我慢慢松开了拳头。

姐姐让表弟先扶母亲到檐下,又把原来的收条摊在棺盖上。

“新增的服务,谁叫的?”

“站里的规矩。”

“哪个站?”

赵大奎从皮包里抽出一张塑封纸。

纸上盖了个红章,顶头印着“芦湾殡葬服务联络站”,下面列着几项收费。最底下有一行小字:未经联络,不得自行组织抬送。

我看见红章,心里先凉了半截。

这些天办父亲的后事,证明、缴费、签字,一道接一道。我已经分不清,哪些钱该交,哪些规矩真的存在。



姐姐把纸拿近些,问:“这张表能拍吗?”

“公开的,有什么不能拍?”

她拍了正反两面,又问:“一万六千八,收款单位叫什么?”

赵大奎把二维码递过来。

姐姐没扫:“我要收款名称。”

“永顺商贸,代收的。下面这么多班子,统一结算。”

我气得笑出了声:“出殡的钱,交给商贸公司?”

赵大奎脸一沉,朝那几个抬工使了个眼色。

他们退开,开始收绳子。

表弟赶紧去拦:“人还没送上山,你们干什么?”

“不买服务,我们不干活,也犯法?”

我喊旁边几个堂兄来抬。赵大奎却往棺前一站,指着山路说:“你们能抬,车能过去吗?上面的工人听谁安排,你问过没有?”

姐姐当即拨了报警电话,把地点、堵路和临时索价的情况说清,接着给墓地值班室打电话。

墓地那边回答,穴位手续已经办完,没有所谓的一万六千八进园费。

赵大奎听见这话,没退,反倒把长凳往路中间拖了拖。

“那你们等警察来评理。我也没别的事。”

他等得起。

母亲等不起。

檐下忽然传来一声闷响,母亲的拐杖掉了。她推开表弟,踉跄着走回来,张嘴就要叫我别争了。

丁伯赶紧迎上去,替她捡起拐杖。

“孩子们,先让你爸走。理可以往后讲,最后这一程,可重来不了。”

他说得很轻,周围几个老人却都跟着点头。

姐姐看着母亲,终于说:“钱可以先付。收据写清楚,原价两千八已经付过,现在另收一万六千八。”

“还有,钱到账,把凳子搬开,按原来约好的送到地方。”

赵大奎嘴角动了动,抽出圆珠笔。

丁伯却在旁边劝:“一家人都伤心着,别弄得跟做买卖似的。”

姐姐看着他:“丁伯,您先扶稳我妈。”

他便没再说话。

赵大奎写收据时,姐姐叫住刚要收手机的表弟:“别停,接着拍。”

表弟原本把手机架在院门旁的矮墙上,替远在外地的舅舅拍送葬过程。赵大奎连同那条长凳,早已进了镜头。

收款提示响起,长凳被搬到路边。



姐姐收好两张纸,对着报警电话回拨,告诉接线员,我们已经被迫付款,对方正在放行,稍后会来提供材料。

我重新抱起父亲的遗像。

经过赵大奎身边,他压低声音说:“早这么懂事,老爷子也不用受这一遭。”

我脚下一顿。

姐姐扶着母亲,没有回头,只叫了我的名字。

“许川,送爸。”

03

父亲安葬后,我们去做了笔录。

姐姐把她与我的关系、工作单位一并说清。这里不是她任职的县,她也没有插手案件办理,只跟我一样,交材料,签名字。

走出派出所,我还是憋不住。

“你当时为什么不告诉他你干什么的?”

她蹲下来,擦鞋面上的泥。

“告诉他,他今天可能让咱家过去。换一户呢?”

“那就让他这么羞辱爸?”

她的手停了。

那条垫过棺脚的围巾装在塑料袋里,露出一截黑色流苏。姐姐盯着它看了一会儿,眼圈一下红了。

“我比你早抱过爸的骨灰。”她声音哑了,“你以为我不想打他?”

我没再吭声。

晚上,母亲把剩下的祭饭热了又热,谁都吃不下。

她终于问:“是不是我一哭,你们才交的钱?”

姐姐放下筷子:“不是。”

“你爸攒点钱不容易。我想着,他走了还让人放在路上……”

她说不下去,拿围裙捂住了脸。

姐姐挪过去,搂住她的肩。那晚她没再看手机,一直陪母亲坐到睡着。

我在院子里抽了半包烟。

父亲在世时,最怕欠人情。他常说,来帮忙的都是放下自家活来的,饭要管饱,工钱不能少。

办丧事那天,我怕怠慢人,每桌多加了两个荤菜,抬工走时还每人塞了一包烟。老黄那包没要,摆在窗台上,后来被雨打湿了。

我把烟盒捡起来,想起父亲住院时握着我的手说,家里的旧床还能用,不要因为他病过,就烧了买新的。

他连一张床都舍不得浪费。

到了最后,却有人拿他的骨灰,逼母亲买一笔谁也说不清的服务。

姐姐从屋里出来,手上拿着母亲的存折。她让我看看出殡前一天的取款记录,整整两万。

母亲说,是丁伯特意提醒她,办丧事随时要用钱,手里一定留够。

我当时还觉得他细心,怕我们姐弟忙乱,想不到这些。

“丁伯怎么知道她取了多少?”姐姐问。

“他陪她去的。”

姐姐没再问,把存折夹回布套。

我低头看着那个布套,把已经打到一半、准备问丁伯的消息删了。

九点多,赵大奎发来一条语音,说收据写错了,明早来换一张。

紧接着发来一张新单子。

总价一万九千六,项目变成了“尊享礼仪套餐”。最下方有一行打印好的字:家属自愿选择,对服务满意,双方费用无争议。

他让我先签上,说财务月底要做账。

我盯着“自愿”两个字,烟灰落在裤腿上都没察觉。

姐姐看完,只让我保存消息和原件,没有跟他在电话里争。

第二天一早,我们带着补充材料又去了派出所。

回来时,院门外站着一个女人。

她姓冯,住后街,丈夫半年前去世。我认得她,却从没跟她说过几句话。

她一直等丁伯从我家出来,才绕过墙角走近。

“昨天你们报警了?”

我点头。

她从内衣口袋里掏出一个折了几折的信封。

里面也是两张收据。

第一张,两千四。

第二张,一万二。

第二张盖的,正是那枚“芦湾殡葬服务联络站”的章。

“我家那时候,说是山路修缮费。”她望着院外,“我男人瘫了三年,钱早花光了,那一万二,是拿儿媳妇的镯子抵的。”

我问她为什么不早说。

她用拇指搓着信封边:“我去找过人。回来第二天,他们就把我收破烂的三轮车掀了,说我占道。我弟上去拦,被打断了两根肋骨。”

姐姐拿了把椅子给她坐,先问她愿不愿意把这些情况告诉办案民警。

她没有立刻答应。

临走时,她才攥住姐姐的手,小声问:“你们不会拿回自己的钱,就算了吧?”

姐姐没有许什么大话,只指了指桌上的材料。

“我们的报案不会撤。您要去,我陪您到门口。”

04

中午,丁伯提着一袋梨来了。

他刚坐下,就把一个厚信封推到我面前。

一万六千八,一分没少。



“大奎是个粗人,我骂过他了。钱拿回来,事情就到这儿。你爸刚走,别让你妈跟着折腾。”

他又从袋底摸出一张纸。

还是那句:双方费用无争议。

姐姐没碰钱。

“还钱可以。为什么一定要收走原收据,签这个?”

“人家也要个凭证。”

“我们可以写收到退款,不能写自愿购买。”

丁伯的笑慢慢收了。

他看了看里屋,压低声音:“你在外面上班,传出点什么不好听的,人家总要问。人家真问起来,说你仗着单位欺负几个干苦力的,你不嫌麻烦?”

这是他第一次提姐姐的工作。

她这些年在外县,很少讲单位里的事。村里人只知道她吃公家饭,丁伯也不例外。

我正要顶回去,姐姐先开了口。

“我提过让谁照顾我们吗?”

丁伯噎了一下,随即叹气:“我是为你们好。”

他把钱收回去,走到门口又停住。

“小川,你妈还在村里住。”

我追出去,问他这句话什么意思。

他没答,背着手走了。

那天下午,村里的群果然传开了一段视频。

只有十几秒,我伸手抓赵大奎衣领,姐姐在旁边拦我。后面停着父亲的灵柩,看不见横路的长凳,也听不见那句加价。

配的字是:城里回来的子女嫌抬工收费贵,出殡当天动手打人。

下面立刻有人劝,说人家干这种活也不容易。

母亲看见了,气得手直抖,戴上老花镜,一个字一个字地打:他们不是这样的人。

她打了半天,还没发出去,群里又有人说,有本事的孩子,怎么让老爹在路上躺那么久。

母亲把手机扣在桌上,再也没碰。

姐姐保存了视频,让我把母亲先接到姨妈家。随后,我们把新情况补充给警方,又将送葬的完整录像发给几位亲属,请他们帮忙澄清。

有人删了转发,有人没有。

隔着手机,我终于明白,赵大奎为什么敢让我们等。

钱没进他口袋前,他拿父亲的安葬催我们;钱进了口袋,他又拿父亲的名声催我们。

我们此前向民政部门反映的收费问题,当天下午也有了回复:没有文件规定那几项收费。赵大奎展示的“联络站”,不是他们的下属机构,更没有权力阻止家属自行选择抬送服务。

姐姐把回复打印出来,放在两张收据旁边。

一张是我们已经付清的钱。

一张是他们拦着父亲,又逼母亲掏的钱。

至于那张红章收费表,不过是他们自己印了,再拿回来吓唬我们。

我想起自己看到红章时,竟然先怀疑是不是我们漏办了手续,心里一阵发冷。

傍晚,一个陌生号码打来。

“许川,我老黄,昨天抬你爸后头那个。”

我认得那个瘦高男人。赵大奎叫收绳子时,只有他没松手,还蹲下去把棺脚扶稳了。

“你们手里的收据,千万别换。”

我刚问为什么,他便说,电话里讲不清,想当面给我们看点东西。

姐姐先征求了他的同意,约在派出所附近一家开着门的面馆。见面前,她把有人愿意提供新线索的情况告诉了办案民警。

老黄坐下来,没点饭,先把手伸进棉衣内袋。

他拿出来的,是一本记工账。

“他们跟你们说,多收的钱都是工钱,是不是?”

他翻到父亲出殡那天,指着一行字给我看。

每人二百,四个人,合计八百。

“就这八百,还压着没给。”

我盯着那个数字,半晌没说出话。

老黄又说,他平时只干活,谁家不肯交钱,就被赵大奎叫去站场子。前阵子他不肯拦一户孤儿的路,赵大奎扣了他三天工钱。他留账,就是怕年底赖不清。

“以前我觉得,横竖我没开口要。昨天看见你妈,我回去一夜没睡。”

姐姐问他,那张收费表从哪儿来的。

老黄摇头:“这我说不准。但谁安排我们停在那个地方,我手机里有。”

他把手机搁在桌上,打开了一个白事派工群。

群里有日期,有父亲的姓名,有我们家的地址。

再往下,是几条语音。

老黄按住屏幕,手有点抖。

“许川,有个人,你听见了别冲动。”

姐姐把他的记工账轻轻推回去,说原件收好,手机也别清理,待会儿一起交给民警查看。

她随后抬头看我。

“现在,你知道为什么要先问钱交给谁了。”

那条语音只有十七秒。

我还没听见声音,先认出了发送者的头像。

半个月前,那个人还坐在我家厨房里,端着父亲给他沏的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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