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通知人事辞退我，人事愣了：韩总，您丈夫早已将40%股份卖了

会议室里的空调开得太足，我坐在这张冰冷的会议桌前，看着对面墙上的挂钟，秒针一格一格地跳着，每跳一下都像敲在我太阳穴上。

门被推开，进来的是人事总监周姐。她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信封，脸上的表情很微妙，像是在面对一道自己解不开的谜题。她在我对面坐下，把信封放在桌面上，十指交叉搁在桌上，看了我很久。

“韩总，”她开口，声音比平时低，“您确定吗？辞退林副总？”

“确定。”我把面前的文件往前推了一寸，“公司架构调整，他的岗位需要优化。补偿方案按N+3走，足够体面了。”

周姐没有接那份文件。她低头看着牛皮纸信封，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两下。我认识她八年了，从公司只有五个人的时候她就在，她这个动作意味着她心里有事，但拿不准该不该说。

“韩总，有件事，我……我不太确定您知不知道。”

“什么事？”

她深吸一口气，从信封里抽出一张纸，推到我面前。那是一份工商变更登记的复印件，上面盖着红章。我低头看了一眼，目光扫过那几行字，身体忽然定住了。

股东变更。林默。转让。40%股权。

受让方：陈屿。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我听见自己的声音问出来，很轻，轻得像一片纸落在地上。

“三个月前就办完了。”周姐的声音也放轻了，“林副总……不，林先生他把自己名下40%的股份全部转让给了陈屿。工商那边的变更手续，当时是委托律师来办的，我这边也收到了备案。”

我的手指捏着那张纸的边缘，指尖泛白。三个月前。三个月前林默在做什么？他每天早上七点出门，晚上十点回来，周末还要去公司加班。他跟我说陈屿那边有个大项目要对接，忙得脚不沾地。我信了。我甚至心疼他，让阿姨每天给他炖汤带着去公司。

“韩总，”周姐的声音把我拉回来，“这个……您真的不知道？”

我抬起头，看着她。周姐的眼神里有一种小心翼翼的同情。她是公司里为数不多知道我和林默关系的人。对外，他是公司副总，我是CEO。对内，我们是夫妻。这件事，公司里只有周姐和几个高管知道。

“他为什么要把股份转给陈屿？”我问。陈屿是公司的联合创始人，技术出身，占股35%。我和林默各占40%和40%，剩下25%是期权池。林默把40%全给陈屿，陈屿的持股就变成了75%——绝对控股。

“这个……我确实不清楚。”周姐犹豫了一下，从信封里又抽出一张纸，“但是林先生留了一封信。他说……如果您来问我这件事，就把信给您。”

我接过那封信。信封上写着“韩薇亲启”，是林默的字，一笔一划，工工整整，像小学生写作业。我撕开封口的时候手指在抖，我不知道自己在怕什么。拆开来，里面是一张对折的A4纸。

“韩薇：股份是我自愿转给陈屿的，你别找他麻烦。这半年我查出来一些事，关于公司账目。陈屿在偷偷把研发成果卖给竞品，用壳公司走账，金额不小。我把股份转给他，是跟他谈的条件——他拿绝对控股权，我拿他手里的证据。证据在我律所保险柜里，你随时可以取。至于我为什么不当面告诉你：你太聪明了，韩薇。如果提前告诉你，你一定会有动作，陈屿会察觉。所以我用了最笨的办法。股份没了可以再赚，但公司是你的命，我知道。另外，这半年我加班加点，其实是在梳理所有异常的合同和流水，不是忙什么大项目。你炖的汤很好喝，谢谢你。林默。”

我把信纸翻过来，背面还有一行字，像是后来补上去的：“PS：如果你真的辞退我，那正好，我累了。想休息一阵。”

我坐在那把椅子上，盯着那几行字看了很久。纸上的字迹有些地方洇开了，像是写字的时候手不稳，或者写完之后又被打湿过。我的视线模糊了一瞬，然后我把信纸折好，放回信封里。

“周姐，”我抬起头，声音平稳得连我自己都意外，“辞退的事先搁置。帮我约陈屿，就说我下午要开董事会。”

周姐点了点头，站起来收拾文件。走到门口的时候，她停了一下，回过头看着我。

“韩总，”她说，“林先生他……这半年瘦了很多。”

门关上了。会议室里只剩下我一个人。空调嗡嗡地响着，日光灯在头顶发出惨白的光。我把信封重新拿起来，抽出那封信，又看了一遍。这一次我注意到，在“你炖的汤很好喝”那几个字旁边，有一个极淡的、几乎看不出来的铅笔画的圆圈，圈住了“汤”字。旁边还有一个更淡的、被擦掉了一半的涂鸦，我凑近了看，是一颗小小的、歪歪扭扭的心。

我把信纸贴在胸口，仰起头看着天花板。空调出风口的冷气吹在我脸上，很冷，但我没躲。

三个月。那四十个百分点，是他陪着我从零开始打拼出来的。公司第一间办公室只有十二平米，夏天没空调，他光着膀子写代码，我在旁边给人打电话拉客户，一个下午被拒绝四十七次。后来拿到第一轮融资那天，我们俩在路边摊吃烤串，他喝多了，抱着我说韩薇你信不信，咱们能做成行业第一。

那时候他叫我韩薇，不叫韩总。

我把信收好，拿出手机，翻到林默的微信。最后一条消息是昨晚十一点，他发的：“今天加班，你先睡。”我回了个“好”。往上翻，前天、大前天，都是类似的对话。再往上，上个月，上上个月，我们的聊天记录像一份枯燥的工作简报，全是“好的”“知道了”“辛苦了”。

我盯着他的头像，是一张我们俩的合影，在某个海边，我笑得很开，他搂着我的肩膀，风把他的头发吹得乱七八糟。那是多少年前了？至少五年了。

我的手指在屏幕上悬着，打了几个字，又删掉。最后我打了一行字：“信我看到了。晚上回家吃饭。”

消息发出去，我把手机扣在桌上。窗外的城市在正午的阳光下白花花的一片，远处那座最高的楼，顶层的旋转餐厅还在慢慢转着。我想起那间十二平米的办公室，想起光膀子写代码的林默，想起路边摊的烤串和啤酒泡沫，想起他说“咱们能做成行业第一”时眼睛里的光。

那个光，是什么时候灭的？

手机震了一下。我翻过来看，是林默的回复。只有四个字：

“想吃什么？”

我打了两个字，想了想，又加了一句。发出去之后，我站起来，把信封收好，拉开门走出会议室。走廊里，员工们正三三两两地往食堂走，看见我纷纷点头打招呼。我点头回应，脚步没停，一路走回自己的办公室。

推开门，窗台上那盆绿萝是我去年过生日时林默送的。他说办公室里得有点活的东西，不然冷冰冰的。我走到窗边，拿起旁边的水杯，给绿萝浇了点水。叶子绿得发亮，藤蔓垂下来，在阳光下像一道绿色的瀑布。

我坐回椅子上，打开电脑，开始写一份新的文件。标题是：《关于公司联合创始人陈屿涉嫌侵占公司利益的调查报告及处理方案》。

第一行字敲下去的时候，我的手很稳。

因为我知道，不管这场仗多难打，有个人会站在我这边。他卖了股份，查了账，查到最后连一句“我为你做了什么”都没说。他只是发了一条微信，问我晚上想吃什么。

我低头看了一眼手机，屏幕上是我最后发出去的那条消息：

“吃火锅。多买点毛肚。你瘦了。”

过了两分钟，他又回了一个字：

“好。”

后面跟着一个歪歪扭扭的、用emoji拼出来的笑脸。那笑脸很丑，丑得我差点笑出声来。眼泪滴在键盘上，我抬手擦掉，继续打字。

空调还在嗡嗡响，日光灯还在惨白地照着。但窗台上那盆绿萝的叶子，在阳光里轻轻晃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