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堂｜公能日新，越难越开：严修、张伯苓与南开的文化基因

大学是社会的灯塔，其既以“天下为己任”，更以“真理为依归”。澎湃新闻·私家历史联合大学史研究者张淑锵，特别推出“大学堂”系列，回望中国晚清民国高等教育的起源与大学师者的风骨，重温那些关于求是、存真、独立、自由与担当的大学精神与人文传统。不仅重述校史，更要追问：大学为何而立，知识为何而求，教育又应当培养怎样的人。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不久，日寇攻向天津。令中外记者震惊的是，侵略者的炮口竟野蛮地对准了“世界闻名的教育机关”南开系列学校。7月29日凌晨至7月30日，几轮炮击、焚烧、劫掠后，南开大学、中学、女中、小学几乎化为焦土。此时张伯苓已年过六旬，作为这所私立学校的创校校长，南开校园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是他和同仁们数十年积少成多，聚沙成塔，一点一滴凝结起来的心血。而今，曾经的“世外桃源”变成一片瓦砾场，老校长的心情可想而知。

被炸后的南开大学

“南开南开，越难越开”是南开人常常记在心头的警语，自创办以来，学校就是迎着一个又一个困难前行的。校园被毁，国土沦丧，无法在家乡立足，这样的“难”是空前的。内心淌血的张伯苓，以令人惊异的毅力，铿锵地对公众讲道：“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悲壮宣言的背后，是难以想象的艰辛付出。南开人从不空喊口号，张伯苓的话最终成为了现实，此后的南开不仅没有消亡，相反在抗战中变得更大，大学、中学均取得辉煌成就，实现了凤凰涅槃，浴火重生。

志为爱国志士

在中国教育史上，南开是一所精神独特的学校。其特殊性在于，它是由一群不服输的爱国志士自发兴办，以“痛矫时弊，为国育才”为目标的系列学校。南开最初肇端于家塾，而后升级为私立中学，又逐步扩展为大、中、女、小四部组成的教育体系，进而走出天津，走向全国。其创校团队长期稳定、办学理念一以贯之、育人目标始终不渝。南开的历史可以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可歌可泣的精神成长史的缩影。

自建校起，特别是“九一八”以后，张伯苓几乎每逢开学、毕业典礼以及各种重大场合上都要和师生校友回顾校史，讲起这所学校是因何而建。他念念不忘1898年，他与严修投身教育救国的初心。

今天人们大多知道张伯苓是南开的创校校长，而张氏本人则始终强调，严修是南开的创办人，自己是承办人。南开是从严氏家塾萌生而来。在中国，拥有“校父”美称的教育家并不多，而南开人将严修尊为系列学校之父。严修在晚清曾是全国教育的顶层设计者之一，学部成立起即担任侍郎，主持日常工作，为兴办新教育建章立制、招贤引才。作为全国学制改革的领导者，在自己家中办一所学校，其目的即是在新旧教育更替之际，做一场实验，树立一个标杆。

严修

张伯苓踏入教育界的第一步，就是做严氏家塾的教师。那是1898年，还在学部成立之前，按传统纪年岁在戊戌。当时担任贵州学政的严修因为上疏朝廷改革科举，开经济科，名动一时。他的建议被梁启超称为戊戌新政“最初之起点”。可是，严修也因此得罪了朝中保守势力，一度被迫退隐回家。有志难舒的他并没有放弃，教育改革理想一时不能在全国实现，他便把自家的家塾作为试验场。

同样是这一年，张伯苓也遇到了人生的转折点。他本是北洋水师学堂的学生。这是洋务运动中在天津开设的一所军校，专为北洋水师培养预备军官。就在张伯苓即将结束课堂学习时，甲午中日战争爆发。水师提督丁汝昌致电学堂，要求管轮班学生提前结业，由致远舰管代邓世昌接上，奔赴战场。包括张伯苓在内的驾驶班同学，也时刻做好上阵准备。可是，海战失败太快、太彻底。此后由于无船可用，张伯苓在家赋闲一年，才得以上舰实习。1898年，张伯苓等海军官兵接到一项意想不到任务。甲午战后列强进一步看穿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掀起瓜分狂潮，被日军占领的海军驻地威海卫，又被“日不落帝国”英国看中。于是刘公岛上发生了这样一幕。5月23日，降下日军的旭日旗，升起龙旗，象征清政府收回主权。5月24日，又升起英国的米字旗，主权再度沦丧。张伯苓作为护送清朝官员的海军之一，亲历了这场丧权辱国的仪式。

英国记者拍摄的“国帜三易”现场

也许有人会问，作为一名海军，受到这样的刺激后，为什么转而投身教育？关于这段心路，张伯苓后来反复讲给一届又一届南开学子。就在“国帜三易”后，张伯苓在原提督衙门外看到一个场景。英军已在这里站岗，英国士兵衣冠齐整、人高马大、不可一世。恰好此时，门外有一个中国士兵，军装破旧、两肩高耸、面色憔悴，身体佝偻如“螳螂体式”。两相对比，张伯苓“好像自己照了镜子，丑态毕露”。这面“镜子”，照见了中国士兵的狼狈，更照见了曾经年少玩世的自己。他反思，中国土地广袤、物产丰富，却屡屡被列强欺凌，根源便是人的精神出了问题。战败后，官兵非但没有卧薪尝胆，反而一蹶不振。耻辱的一幕让张伯苓深受刺激，自我意识与国家意识同时觉醒：他开始思考人生事业，也思考着国家的出路——要救中国，必先改变国人的精神面貌；要改变精神，唯有通过教育。

离开海军，回到天津，张伯苓遇见了严修。严张二人一个是中国最后一代士大夫，一个是最早接受新学的知识人，一个为颟顸守旧的当权者所困，一个受耀武扬威的侵略者所辱。虽然他们家境年龄、社会地位、知识背景有很大差距，但救国的志向高度一致，受挫后不服输的精神高度一致。严修发现20岁出头的张伯苓精通新学、善于教学、能力出众，尤其是这个年轻人的人品、骨气令人敬重。在严修支持下，张伯苓走上教育之路。1904年，严氏家塾正式升级改办为中学堂，张伯苓担任学堂监督，即校长，这所学校很快以办学质量优异而闻名津门。严修与张伯苓的关系并非普通的东家与西席、“董事长”与“总经理”，而是志同道合、相互尊重的同志。直至1929年严修逝世，他们合作无间30年。

张伯苓后来常对学生们说：“（严先生）之国家观念，我人今日尚未能追及。”这是他最佩服严修的地方，一位旧学出身的士大夫，却有着超越时代的前瞻意识。那时，绝大多数中国人还远远没有形成现代国家意识。传统时代的统治者只是把天下视作私产，做着“天朝”幻梦，不屑了解世界，他们需要的是俯首听命的臣民。但伴随着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代的先行者们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必须从内心中唤醒全国上下的国家意识，建立现代国家，让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只有如此，才能使每一位国人真正承担起保卫祖国、建设祖国的神圣职责，中华民族也才可以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一历史目标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严修、张伯苓正是为之而奋斗的爱国者的代表。

1908年，中学堂第一届学生毕业，后来成为清华校长的金邦正、梅贻琦，成为中法大学校长的李麟玉，著名教育家、外交家张彭春等都出自此班。已担任学部侍郎的严修，不能回津亲历典礼，专门从北京发来一篇书面训词，由张伯苓代为宣读。训词中，严修勉励学生“事无难易，有志竟成”，要走上正确的人生道路，首先要“立志”。在科举时代，读书是为了当官、入仕，可是作为一所新学校的学生，毕业后可以有多种多样的职业选择。但无论从事哪行哪业，都要“志于道德”。什么样的道德呢？严修说，我所强调的不仅是私德，更是“国民道德”，也就是国家意识、民族意识、公共意识。国势不振，每个人自己的身家又怎么能独存？国家命运的转变，特别要靠“有志之少年”，你们学习过新知识，具有改变国家命运的才干，因此你们立什么样的志，秉持什么样的道德，极为重要。

严修殷切嘱托少年们“勿志为达官贵人，而志为爱国志士”。他说，这是我对你们的期望，也是我们这所学堂设立的宗旨！后来张伯苓念念不忘的南开精神，即源于此。

顶着北风走，这样顶下来，才能做大事

南开学校在教学楼进门处立有一面镜子，上面悬有严修亲笔手书的“容止格言”：“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钮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殆。颜色：宜和，宜敬，宜庄。”对照张伯苓在刘公岛看到清兵的“螳螂体式”，可以更好地体会这四十字的意义。

张伯苓常引用两句天津俗语：“人可以有霉运，不能有霉相”“勤梳头勤洗脸，就是倒霉也不显”。胜败乃兵家常事，人生道路同样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关键是以什么样的态度面对。外在的容止反映的是内在的精神，这面镜子就是提醒师生以什么样的精神面貌开始一天的学习、工作、生活。1916年，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到南开考察后，被这种育人方式所打动，专门索要镜子的照片和镜箴译文。正在南开就读的周恩来以《函索镜影》为题，将这一消息发表在校刊上。周恩来自己就是容止格言精神最好的践行者。了解周恩来的形象气度、行事风范，就能够理解容止格言的意义。后来在新中国外交部成立大会上，周恩来勉励“每一个同志一切从学习出发，不要骄傲，不要急躁，不要气馁”。正可以说是“勿傲，勿暴，勿殆”的“气象”融入他思想的体现。

1919年南开大学第一次开学合影，第二排右7为张伯苓，右9为严修，最后一排左1为周恩来

张伯苓常和学生说：“有精神者与无精神者竞争，则无精神者必败。”南开最初是一所私立学校，规模不大，经费有限，所以就更注重精神的力量。1919年确立的南开校歌，其中心思想就是塑造“巍巍我南开精神”。

“南开”两个字，在天津原指城南的一片开洼地，学校坐落于此，周边是天津有名的“臭水坑子”，滋生蚊蝇，苦不堪言。赶上水灾，学校就成为重灾区。可是，在南开人努力下，不仅卫生条件大为改观，学校办学成绩也蜚声全国，“南开”这个名字越叫越响。后来大学创办，为了扩展办学空间，又进一步向南选址在“八里台”，也就是城南八里的地方。看天津老地图，八里台已经是当时建城区的最南面，地图的边缘。那时天津的老城里、租界区，房屋鳞次栉比，而八里台周边，除了南开大学，几乎没有什么其他建筑。乱世之中，出校交通不便，甚至有安全危险。而校内，八里台这片地区到处是水洼荒地，芦苇丛生。这样的条件怎样建设？张伯苓做出过他的解释，他说选址于此是因为地价便宜，学校经费有限，重要的是先有地，水洼可以一点点填平，再用来建房。

后来，老舍、曹禺两位校友在张伯苓七十大寿时写诗道：“在天津，他把臭水坑子，变成天下闻名的学堂，他不慌，也不忙，骑驴看小说——走着瞧吧！不久，他把八里台的荒凉一片，也变成学府，带着绿柳与荷塘。”如今“南开”这个名称所指区域大大拓展，原本是指城南一小片地方，1956年天津正式以南开为名设立一个区，后来连整个老城被划入，南开区成为天津市内第二大区，科教重镇。这是学校办学与城市建设的双向互动。

被炸毁前的南开大学校园

南开创办时的中国，列强环伺、政权更迭、军阀混战、流离颠沛，想要通过办教育来拯救这个国家谈何容易。张伯苓家境清贫，严修也非豪商巨富，而办学尤其是办大学，是“烧钱”的事业。仅靠他们自己的投入，远不足以维持学校的运行。因此，积极面向社会募捐，争取各界支持，是学校创办者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作家冰心回忆，张伯苓常常操着天津乡音说三句话：“今儿难楷（今南开），枕难楷（真难开），缺介个（缺这个）！”说到最后一句，用大拇指和食指圈一个圆圈，意思是银圆，缺钱。冰心说，凭这句话，张先生一辈子募集到了许多钱，为中国人自己办教育做出了重大贡献。在四处募捐筹款的过程中，既有收益，也坐过冷板凳，挨过白眼，对此张伯苓坦然面对。他说：“虽然有时向人家求见捐款，被其挡驾，有辱于脸面，但我不是乞丐，乃为兴学而作，并不觉难堪。”

严修、张伯苓募捐的对象有传统绅商、民族实业家，有外国财团，也有军阀政客，这实在是无奈之举。因为军阀政客是资源的垄断者。有学生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张伯苓说，美丽的鲜花不妨是由粪水浇灌出来的。严修也曾说，盗泉之水可以濯足。用意相似。事实上，严修、张伯苓取其所用，却从来不是无原则的依附权贵，相反他们的气节在社会上享有盛誉。

严修与袁世凯早在小站练兵时便相识，后来袁氏担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力邀隐居家中的严修主持直隶学务，又举荐他担任学部侍郎，对南开办学也予以大力支持。在废科举、兴学校、力行新政上，两人有许多共识。后来袁世凯因摄政王排挤，一度下野。严修为国惜才，冒死上书直谏，因此得罪摄政王，不久便也辞职回家。袁世凯心怀感念，后来再度上台，又成为民国总统，他多次邀请严修，希望他担任内阁大臣、教育总长等要职。严修均予婉拒，未再出山。然而当袁世凯开历史倒车，妄图称帝时，严修专程进京，成为少有的当面反对者。他一心“为大局弭乱源，为故人尽忠言”，可袁世凯虚与委蛇、不听劝告。于是严修“绝迹于北海”，决不参与其事。袁氏帝制以失败告终，临终悔恨：“有国士在前，而不能听从其谏劝，吾甚耻之。”

张伯苓在与当时政界人物交往时，也秉持了这样的原则。1916年，他赴东北考察，应邀发表演讲。“奉系”少帅张学良恰好在场，一开始，他听到张伯苓大声疾呼“中国不亡有我在”，非常生气，心想我们这些有权有势的人尚且不敢说能保证中国不亡，你一个教书的凭什么说这大话？可是听到后来，他明白了张伯苓的用意。张伯苓在讲台上大声问道：“试问国为谁国？国家之主人为谁？”就在听众们深思之时，张伯苓自己答道：我和在座诸君都是国家的主人。我们自己不能奋勉，而把责任推却给别人，能推给谁呢？我们都只是观望，要望之何人呢？这时张学良只有十几岁，作为一个公子哥儿每日锦衣玉食，见惯了那些军阀政客的所作所为，对国家命运既麻木无奈又不愿多想。张伯苓的一席话，让他大受触动，从此把张伯苓当作老师。十几年后，他以民族大义为重，搁置派系私怨，不顾日本人的百般阻挠，宣布“东北易帜”，为维护国家统一做出了重要贡献。1930年，张学良来到南开大学，对学生们坦率地说：“予之有今日，张先生一人之力也！”1936年西安事变前，张学良遇到周恩来，主动说起“我和你是同师”“我们都是南开人”。一直到晚年，有记者采访张学良：“先生在年轻时受谁的影响最大？”他不假思索地回答：“是张伯苓先生！”

严修、张伯苓四处奔走，为南开争取的是经费，更是声誉，他们自己赤诚无私，也为学校注入了这样的精神。学校是私立的，那是因为他们信不过当时的政府。但“私立非私有”，学校的目标是为公。严修、张伯苓从来没有通过办学为自己挣钱，对于学校只有付出，不求回报。张伯苓担任南开大、中、小、女四部的校长，却始终只拿一份工资，也不为子女留任何资产。他说，我教他们一些德行，就够他们一生享用不尽的了。

身处时代大变局之中，事业的胜败无法预料，张伯苓说：“我们应做有益于群众的事业，侥幸胜了，不足为喜，因为我们的目的只在一辈子的奋斗，而不在一时的胜利。假如败了，也不要失望，因为失望能使你精神颓丧，减少你奋进的勇气。”“南开要的是‘傻子’，不要聪明的”。所谓“聪明”，即今天说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张伯苓要培养的人恰恰相反。他常说一个“干”字、一个“顶”字，鼓励学生要“傻不济济的干”，不斤斤计较个人得失，又说“十一二月北风刮的顶厉害的时候，顶着北风走，这样顶下来，才能做大事”。这也就是南开人说的“南开南开，越难越开”。

张伯苓

小我融入大我

任何人都不是天生就能勇往直前，张伯苓早年也曾是一个悲观主义者。脱离北洋海军后，他为教育救国付出了种种努力。可是现实中官场士林蝇营狗苟、整个社会腐朽不堪，在精神萎靡、价值扭曲的社会，自己培养的青年能否抵抗现实的裹挟，能否坚持理想？教育真能救国吗？惶恐中，张伯苓“逐渐生一厌世之心”，一度想要全身心投入宗教事务，寻求精神解脱。为此，严修与他连续多日彻夜长谈，鼓励他不要放弃办学，并帮助安排他到美欧考察，了解世界教育发展。

严修和张伯苓都是生于天津、本土成长的教育家，然而他们的眼光是世界的。早在办中学前，他们便多次到日本考察，严修称之为“瀛山采药”，探寻救中国的药。创办大学前，严修与张伯苓又专程赴美学习。张伯苓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师从孟禄、杜威、克伯屈等教育家。一年后，严修也启程赴美考察。有一段时间，张伯苓白天听课学习，晚上回来便把所学讲给严修，并进行讨论。教育救国不是闭门造车，打开视野，心胸也为之一畅。

当时中国几乎还很难自己培养大学师资，大量聘用外籍教师也不现实，最好的办法就是请在海外学有所成的中国留学生回国任教。因此张伯苓在美国除了自己刻苦学习外，还积极结交中国学生，成为留学生的一位领袖。在南开早期教师中，凌冰、姜立夫、邱宗岳、饶毓泰、杨石先、蒋廷黻、黄钰生、汤用彤、竺可桢、何廉、方显廷、萧蘧、萧公权、张纯明、陈序经、冯文潜等都曾是留学生。正是借助他们的力量，南开在建校伊始就取得了不俗的办学成绩。

严修、张伯苓一方面深知“取人文明，则己之文明自进”；另一方面在考察中，他们也深刻认识到，学习绝不是照搬照抄，教育宗旨还要“本其国情而定”。不过，认识是一回事，要落到办学中则又是另一回事，需要不断探索、实践、磨合。南开大学在20世纪20年代接连遭遇“轮回教育”风波、“五教授离校”风波，前者是因为学生“吐槽”老师授课所用皆为外国笔记，学不到中国需要的真本领，引发轰动全国的大讨论；后者则是五位重要教授由于治学理念、薪资待遇、发展平台等原因，同时离职他就，令学校大伤元气。这样的打击不可谓不沉痛。

张伯苓与同仁痛定思痛、扎根现实，更进一步从办学与国家的关系入手，找到南开的方向，定下了“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办学宗旨与“土货化”的方针。什么是“知中国，服务中国”？首先就是要深入社会，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这在当时的学界还是远远没有做到的。关键是在真正了解国情后，找到国家急需，进而确定开展研究、培养人才的方向，而不能仅仅追随潮流。“土货”是相对“洋货”而言，办学当然要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但终归还是要洋为中用，“以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为学术背景，以解决中国问题为教育目标”。这样的思路下，结合天津作为重要工商中心的城市特点，南开明确了“文以治国，理以强国，商以富国”理念，发展出独树一帜的办学特色、学科布局。

将学校的事业与国家的命运真正结合在一起，令张伯苓彻底走出了绝望，变成了学生们眼中“不可救药的乐观者”，一位“不倒翁”。他则说自己“非不倒也，倒后能复起也”。

进入20世纪30年代，东北沦陷，华北危机。张伯苓不断将自己在威海卫亲历“国帜三易”后的思考讲给学子，并向学生们提出振聋发聩的“爱国三问”：

“你是中国人吗？

你爱中国吗？

你愿意中国好吗？”

三个问题看似平常，但实质上关涉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人生终极问题。每一个人的自我认识与身份认同是相互支撑、不可分割的。许多南开学子都曾回忆过自己接受的南开教育。后来成为史学家的何炳棣曾说：南开是“世界近现代史上笃笃实实最爱国的学校”。化学家申泮文则总结南开教育的精髓说：“爱国主义教育出英才。”在民族危亡之际，爱国让青年学子有了明确的努力目标，为国家、为民族成为学习、工作的动力，无论读书还是做事都更加投入，责任感成为自主学习最大的动力。

南开学生绘制的漫画，表现张伯苓的爱国主义教育

当时，国民政府对外妥协，内战不已，在文化上开展所谓新生活运动，鼓吹封建道德。就在此时，张伯苓明确指出：“有人提倡读《孝经》，利用忠孝的观念去维系人民，去改良国政。我看我们中国人最需要的就是一个‘公’字。我们都应当读‘公经’。”在“读孝经不如读公经”思想指导下，南开明确了自己的校训“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公能日新，源自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同时在传统之外，又赋予了现代意义。张伯苓说，允公就是要做到“大公”；允能就要做到“最能”，“要建设现代化国家，要有现代化的科学才能”；日新月异，就是“每个人要接受新事物，而且能成为新事物的创始者，不但赶上新时代，而且还要走在时代的前列”。

在学校感召下，南开学子成为在当时华北、乃至全国都最有影响的爱国基地之一。“一二·九”运动中，南开大学几乎全校学生一同加入南下请愿，呼吁国民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大公报》称：“南大的学风，在华北是一大特色，这些优秀青年的爱国纯情，可以使人敬佩。”

正是因为南开从校长、老师，到全体学生的爱国言行，引起敌人的忌惮，因此在攻打天津时，日寇专门召开了记者会，宣布将拔除这颗眼中之钉。在场的外国记者大为惊讶，询问原因。日军队长说：“南开是反日的基地，我们必须要毁掉一切反日的基地。”

据美国记者爱泼斯坦记录：“日本人炸了南开。他们的飞机一队队地飞过它，飞得很低几乎能够把炸弹放在校舍上。宏伟的图书馆以及它所有的典藏与其他的建筑一同毁掉了。当轰炸完成后，日本人带了稻草与火油来，把所有没有炸完的地方放火烧掉。”

在学校被毁之际，张伯苓的四子张锡祜也在全面抗战爆发后不到一月，为国捐躯，他参加的是空军。当年张伯苓作为一名海军，没能亲上战场，此时他的儿子接续了他的志向。听闻噩耗，张伯苓沉默许久，缓缓说道：“吾早以此子许国，今日之事，自在意中，求仁得仁，复何恸为。”

亲手擘画的校园化为焦土，最喜爱的幼子血洒疆场，但年逾花甲的张伯苓再次倒而复起。危机之中，南开反而变得更大，在后方建起重庆南开中学，四川自贡的蜀光中学慕名主动加入南开系列，南开大学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合组西南联合大学，创造了教育史的传奇。将小我融入大我，张伯苓的精神与南开的精神在战火中实现了升华。

1944年，抗战最艰苦的时刻，南开系列学校迎来建校40周年。在纪念会上，张伯苓回顾办学历程，回顾了“国帜三易”以来，他与严修携手办学的经历。特别是，他再次对“公能”校训进行了解读。他说，校训着眼的是医治“中华民族之大病”。

这里的“病”是指传统文化不适应现代化的部分。早在严修担任学部侍郎时，上任第一件事便是明确教育宗旨，提出“尚公，尚武，尚实”，针对的就是“中国之大病”：私、弱、虚。张伯苓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梳理为“愚、弱、贫、散、私”五病。他指出，当时中国人口虽多，但人民积贫积弱、一盘散沙，没有养成科学的思维方式、没有健康的体魄与精神，没有爱国为公的价值理念。要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就是要解决这些我们自己身上存在的问题，用现代国家观念整合社会，用大公、科学、自新、创新的精神化散、化私，去愚、去弱。虽然国家处在最危险的时候，可张伯苓壮心不已，他勉励全体同仁：“务使我南开学校，能与英国之牛津、剑桥，美国之哈佛、雅礼（今译耶鲁）并驾齐驱，东西称盛。”

1948年，在中美两国学界的共同推动下，《另一个中国：张伯苓七十寿诞纪念文集》在美国出版

张伯苓常常对学子们说：“吾甚愿诸生以火把自命”，不仅自己燃烧，还要去点燃更多人心中的志气。有时遇到“不易燃者”，要有耐心，想办法。张伯苓说，火力分散则光焰微弱、燃烧力小，如果密集一处，则火光熊熊、燃烧力大。因此要团结，将每个人的光和热聚到一起。被点燃的人继续去助燃他人，“以次相燃，则功著矣”“我们的火炬，将四万万人的心燃烧起来，四万万人的势力，何等大而可畏呢！”“南开的火光，能否冲天，而烛照万里，就看我们南开今后供给燃物的质量如何。”让每一个“我”都自觉担当起自身的责任，立下爱国之志，让中国人中有越来越多的爱国志士，这正是严修、张伯苓为南开教育铸就的初心。

陈鑫（南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