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春,黑龙江852农场林场,一头刚送来的鹿撞开围栏,转眼消失在荒原里。负责看守的艾青站在原地,直到听见职工喊“鹿跑了”,才发现鹿栏已经空了。
林场众人赶紧进林子寻找,却始终没有结果。大家犯难时,艾青却认真说道:“这只鹿是在我手里跑掉的,应该由我赔。”场长哭笑不得,只好解释,鹿栏木桩没有钉牢,责任不能全算在他身上。
回到住处,妻子高瑛打趣说,连猫狗都看不住,怎么能看好鹿。艾青没有争辩,反而低声说,鹿在栏里来回冲撞,让他想起了自己失去自由的日子。
这件小事,后来常被人当作趣闻讲起。可对艾青而言,鹿的逃走并不只是一次意外。它触动了一个曾被囚禁、被迫离开熟悉生活的诗人,也折射出他当时复杂而敏感的内心。
艾青与北大荒的缘分,并非主动选择。1958年前后,他的创作和生活都陷入困顿,长期离开文坛,精神上没有着落。就在这时,时任农垦部部长的王震把他请到家中,谈起了北大荒。
王震没有空泛安慰,而是直接提出建议:不妨到农场参加生产建设,换一个环境生活。他还说,那里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小木屋,可以安排艾青夫妇居住。
对一个处在低谷中的知识分子来说,这种帮助既实际,又保留了体面。艾青考虑许久,最终接受了邀请。王震随后安排他们住进852农场南垣村林场,并叮嘱当地职工照顾好夫妻二人的生活。
但“照顾”并不意味着特殊优待。艾青没有多少农业经验,便跟着职工学习育苗、种树、垦荒,按普通劳动者的节奏生活。北大荒气候严酷,劳动辛苦,木屋简陋,却让他暂时远离了外界纷扰。
有意思的是,王震并没有把艾青只当作一个需要安置的人。一次视察农场时,他看到艾青逐渐熟悉生产,便提出让他担任南垣村林场副场长。
艾青很意外:“我还是参加劳动比较好。”
王震劝他,诗人担任一个小小的副场长,谈不上大材小用,真正需要克服的是知识分子的顾虑。艾青推辞不过,只得接受职务。任职期间,他仍然下地劳动,还自费为林场购买发电机和照明设备。
北大荒并未让艾青停止思考。相反,荒原、森林和劳动者的生活,成为他观察时代的窗口。他写过不少诗篇,可惜大多没有保存下来,留下的《烧荒》,却保留了那种面对荒原、准备开垦新生活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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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震很清楚,艾青终究属于文学,而不是林场。1959年夏,他再次到852农场视察,见艾青身体消瘦,便建议他到更多垦区走走。艾青提出想到新疆,王震当即同意。
同年11月,艾青夫妇来到新疆石河子农八师。当地按照王震的关照,为他们安排生活条件,也给艾青留下了较为安静的创作空间。这里的工人、汽车兵、青年干部,成为他接触最深的人群。
艾青没有把自己关在屋里写空想的文章。他曾住进汽车兵连队,跟随采访苏长福,了解驾驶员在天山峡谷、高寒地带行车的艰险。经过实地走访,报告文学《苏长福的故事》于1961年1月由新疆青年出版社出版。
后来,他又依据南泥湾、北大荒和新疆的生活积累,创作长篇作品,记录农垦建设者在荒地上开路、种粮、建场的经历。那些文字不全是赞美,也带着一个旁观者对劳动、自由和人的尊严的持续思索。
王震对艾青的帮助,最特别之处在于不以恩人自居。他曾明确表示,不准艾青专门写自己。艾青记住了这句话,几十年间没有在作品中直接书写王震。
这份克制,反而让感激沉得更深。多年以后,艾青对高瑛说,王震从延安时期起就一直关心、帮助他们一家,是“我们家的大救星”。
1993年3月12日,王震因病去世。消息传到艾青家中时,高瑛起初担心丈夫身体承受不住,没有立即告诉他。艾青反复追问后得知噩耗,悲痛地说:“我们家的大救星没有了。”他还感叹,自己最大的遗憾,是没有为王震写一部颂歌。
艾青没有写成那部作品。后来,高瑛在自己的文字中补写了这段往事,把王震与艾青一家相识、相助的经历,完整保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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