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作为富翁，我知道如何用亲市场的方式回馈社会并抵御民粹

本文刊发在华尔街日报，作者尼克·哈瑙尔与牛津经济学家埃里克·拜因霍克合著了《为人类打造的市场》一书。

2014年，我曾警告那些和我一样富得流油的人，如果我们再不采取行动，解决美国日益严重的不平等危机，草叉迟早会朝我们挥来（译注，意为发生革命）。

我当时警告说：“只要你给我看一个高度不平等的社会，我就能给你看到一个警察国家，或者一场起义。这不是会不会发生的问题，而是什么时候发生的问题。”

两年后，一场来自右翼的民粹主义起义席卷美国，把特朗普以及带有MAGA特色的国家资本主义纲领送进了白宫。

如今，随着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最近在选举中取得令人瞩目的胜利，草叉又从左翼挥了过来，评论人士纷纷拉响警报，声称中间派民主党人正在走向毁灭。

然而，当政治光谱两端的批评者不断罗列左翼或MAGA可能带来的危险时，所有这些反对“草叉政治”的警告中，却明显缺少一样东西。

一个真正有说服力、支持市场经济的替代方案。

光靠吓唬人是不够的。如果你真想挡住这些草叉，就应该考虑用一种新的经济学武装自己。

这种经济学需要承认过去半个世纪失败的地方，同时真正建立起美国民众迫切希望得到、也理应拥有的经济。

左翼民粹不是答案，MAGA也不是答案。但重新搬出新自由主义那套老办法，同样不是答案。正是这种正统理论，造成了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财富和收入向上转移。

无党派机构兰德公司的一项研究显示，自1975年以来，不平等加剧已经让收入较低的90%美国家庭损失超过79万亿美元，仅2023年就损失3.9万亿美元。主要原因是全国收入中被最富有的1%人口拿走的比例不断上升。

所以，选民为什么渴望改变，根本不是什么谜。

当然，过去50年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并没有让所有人都成为输家。

如果从收入、净资产和生活水平等方面综合衡量，美国中上阶层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富裕。

不过，无论你觉得自己过得多么不错，与处在最顶端的我们相比，仍然根本不算什么。

我就是收入和财富处在最顶端0.01%的人之一。

我创办、联合创办或投资资助过40多家公司，横跨多个行业。我也是亚马逊第一位来自创始人家族之外的投资者。

我曾创办一家互联网广告公司，后来微软以64亿美元现金将公司收购。

我告诉你这些，并不是为了炫耀，而是为了说明，我亲眼见识过像我这样的成功资本家，能够获得多么荒唐的回报。

这不仅意味着拥有多套住宅、私人飞机和豪华游艇，更意味着一种另外99.99%的美国人甚至无法想象的权力和特权生活。

巨额财富也意味着巨大的影响力和接近权力的渠道，你可以更容易接触媒体、法院、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

旧经济范式的一条核心原则是，富人是创造就业的人，所以富人推动经济增长。任何妨碍资本积累，或者干预自由市场配置资本的行为，比如征税、监管，或者由公共部门提供可负担的医疗服务，最终都会减少所有人的经济增长和繁荣。

所谓公平与增长之间必须有所取舍的说法，过去半个世纪一直塑造着美国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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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翼试图最大限度追求公平，右翼试图最大限度追求增长，而中间派则试图在两者之间取得平衡。

然而，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和理论研究表明，这种取舍关系根本不存在。

在市场经济中，公平与增长实际上一直都是相辅相成的。

工人拥有更多收入，企业就会拥有更多消费者，也就会雇用更多员工。

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共同得主达龙·阿西莫格鲁、詹姆斯·罗宾逊和西蒙·约翰逊也指出，能够更普遍地分配权力和机会的包容性制度，比如运转正常的民主制度，会创造更加繁荣的经济。

在这种新的经济思想基础上，我和牛津大学经济学家埃里克·拜因霍克提出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市场经济运行模式，我们称之为“市场人文主义”。

市场人文主义是一种建立在21世纪思想基础上的经济学。在这种模式下，市场是服务者，而不是主人。市场应该成为让多数人富裕起来的发动机，而不是只让少数人受益。

其中一个核心观点是，市场真正了不起的地方，与其说在于高效配置资源，不如说在于推动创新。

创新通过不断尝试新的产品和服务来改善人们的生活；需求则是市场传递信息、给予奖励并筛选适应性创新的机制。

繁荣正是在创新与需求之间形成的良性循环中不断发展。

这种新经济学的黄金法则就是包容。

越多美国人能够成为创新者、创业者、收入良好的劳动者和有消费能力的消费者，这个循环运转得就越快，经济增长也就越快。

旧经济范式用一种相当灰暗的方式定义经济学，把经济学称为“研究社会如何管理稀缺资源的学科”。

我们认为，这种思维方式在过去150年里一直限制着经济学思想的发展。

但市场经济并不是零和游戏。

市场不仅是在分配资源，也会创造资源。

我之所以尤其相信这一点，是因为我经营企业的亲身经历。

市场经济不存在什么真正的均衡，也不应该存在。

成本会上升，监管规则会改变，消费者的口味反复无常，竞争对手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无论企业主还是员工，面临的挑战都一样：要么创新，要么死亡。

这种进化过程不仅存在于单独一家公司中，也存在于整个经济体系中。

进步的历史，就是我们不断提高市场必须达到的标准。

1938年，美国禁止童工时，矿山和工厂并没有因此关门。

儿童获得了更好的生活和更多教育，长大后成为生产率更高的成年人。

经济适应了新的标准。

其他那些被称为“就业杀手”的政策也是如此，比如每周40小时工作制、《纯净食品和药品法》，以及禁止在汽油和油漆中使用铅。

这种说法甚至可以套用到最经典的所谓“就业杀手”身上，也就是最低工资。

2014年，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开始把最低工资从每小时9.47美元逐步提高到如今的21.30美元。

当时许多经济学家预测餐饮业会因此崩溃，但事情并没有发生。

能够适应高工资商业模式的餐厅继续发展壮大，那些无法适应的餐厅倒闭后，很多又被能够适应这种模式的新餐厅取代。

数以万计的人因此获得加薪，同时也为餐厅和其他本地企业创造了新的消费者。

实际上，美国已经进行过一次规模巨大的全国性自然实验，验证了公平与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1945年至1975年，各个收入阶层的工资增长与国内生产总值和生产率增长基本保持同步。

事实上，收入较低群体的工资增长速度甚至略快于收入较高群体。

当时，美国最高边际税率处于最高水平，工会力量也达到顶峰。

经济增长的潮水真正托起了所有船只，美国由此形成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也最富裕的中产阶级。

但从大约1975年开始，我们实施的一系列政策逐渐切断了工资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

富人变得惊人地富有，而收入较低的90%人口收入却陷入停滞。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也同样放缓。

战后时期，美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为3.8%；到了20世纪70年代下降至3.3%；进入我们如今刚刚开始走出的新自由主义时代后，又进一步下降到2.6%。

事实上，无论左翼还是右翼民粹主义者，对美国经济提出的很多批评并没有错。

这个经济体系确实被设计成可以让像我这样的富人变得越来越富。

我们缴纳的税确实太低，财富和政治权力也确实过度集中。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金融之都会选出一位极具号召力、年仅34岁的民主社会主义者担任市长。

但是，无论是训斥还是歇斯底里的恐慌，都没有抓住真正的问题。

并不是佐赫兰·曼达尼创造了那些帮助他赢得选举的社会条件。

是我们创造的。

有一点确实没有争议：在人类创造的所有社会技术中，没有任何一种比被称为市场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更能够创造繁荣、提高生活水平。

同样无法否认的是，从平均水平来看，如今人类的寿命更长、身体更健康、生活更舒适，也更有满足感，远远超过历史上的任何时期。

但只有当我们对市场提出更高标准时，市场经济才能真正带来更高的生活水平。

如果你认为市场资本主义无法给美国人带来他们自己说想要的东西，包括不断上涨的工资、经济安全、负担得起的住房、医疗和教育，以及让孩子拥有更好的生活，那么你就不适合成为市场资本主义的捍卫者。

因为另一种版本的市场资本主义，也就是那种受到稀缺观念束缚、处处强调巨大取舍的市场资本主义，显然已经不是今天的选民愿意支持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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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美国同样面临来自国内的威胁，左边有民粹，右边有法西斯主义者。

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新政把新的经济思想与一整套大胆而全面的政策结合起来。

许多保守派当时不喜欢新政，现在仍然不喜欢；许多左翼民粹者当时认为新政做得远远不够，现在依然这么认为。

但罗斯福的新政保住了美国，让美国既继续维持市场经济，也继续维持能够正常运转的民主制度。

今天的美国需要新的经济思想，也需要同样大胆的改革方案，再一次把这个国家拯救出来。

因为如果你真的相信继续重复过去的做法就足够了，如果你固执地坚持认为市场会像魔法一样自行解决所有问题，那么当那只“看不见的手”再次出现时，也别惊讶它手里拿的不是魔杖，而是一把草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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