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男师带9年状元班，评优却没他。辞职去私立，第4天校长来电

上海男师带9年状元班，评优却没他。辞职去私立，第4天校长来电

陈建国把辞职信放在校长办公桌上的时候，窗外的梧桐叶正被风吹得簌簌响。

校长老周没看信，先摘了眼镜擦，擦了半天，才说：“建国，你想好了？”

“想好了。”

“就为这次评优？”

陈建国没吭声。他站在那儿，像他这十七年来站在讲台上一样，背挺得很直，两只手自然垂着，不卑不亢。可老周看得出来，他眼窝陷下去了，嘴角往下压着，是熬了很久的样子。

“你知道的，这次名额有限……”

“我知道。”陈建国打断他，“周校长，我带了九年高三。九届学生，每一届的语文成绩都是全区第一。去年那届，出了三个清华两个北大，全班四十二个人全部过一本线。九年来，我每天早上六点半到校，晚上十点半离校。我没有请过一天假，没有缺过一节课。”

他的声音很平，像是在陈述一份成绩单，可每个字都带着重量。

老周叹了口气：“这些我都知道。可是评优这事儿，不只看成绩。还要看教研成果、看论文发表、看公开课获奖……你知道的，咱们学校有学校的考量。”

“王老师这学期刚调来，带了一个普通班。”陈建国说，“他评上了。”

办公室安静了。

老周把眼镜戴上，终于拿起了那封辞职信。信很短，短到只有几行字。他看了很久，像是在读一篇需要反复咀嚼的课文。

“去哪儿？”

“浦东那边，一所私立。”

“待遇呢？”

“翻三倍。”陈建国笑了一下，“还给我配个助教。”

老周沉默了。半晌，他站起来，走到陈建国面前，伸出手：“你是个好老师。是学校……亏欠你了。”

陈建国握了握他的手，没说话，转身走了。

走出教学楼的时候，他回头看了一眼。这所学校他待了十七年，从青涩的师范毕业生，到两鬓开始泛白的中年人。他的青春、他的汗水、他所有关于教育的理想，都洒在了这栋灰色的教学楼里。

可他得到了什么？

一间十平米的教师宿舍，一张堆满作业本的办公桌，还有一摞从来没被翻看过的评优材料。

他想起去年教师节，他带的那个考上北大的学生回来看他，站在走廊里跟他说：“陈老师，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那一刻他觉得什么都值了。

可评优名单出来那天，他还是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办公室里，对着墙上“优秀教师”的锦旗，抽了半宿的烟。

辞职的事，他没跟妻子细说。只说换了个学校，待遇好些，让她别担心。妻子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会儿，说：“你做什么我都支持你。”

私立学校在浦东，叫明远中学。气派的校门，崭新的教学楼，塑胶跑道，室内体育馆。面试那天，校长亲自带他参观，拍着他的肩膀说：“陈老师，我们慕名已久了。您来了，就是我们语文组的顶梁柱。”

顶梁柱。陈建国听着这个词，心里五味杂陈。在公立学校干了十七年，没人说过他是顶梁柱。有他没他，学校照样转。他走了，第二天就有人填上他的位置。

可在这里，他好像突然变得重要了。

入职第一天，学校给他配的助教小刘就等在办公室门口。小姑娘刚毕业，扎着马尾，眼里有光：“陈老师，您有什么需要随时叫我！”

办公桌是新的，实木的，宽大得能铺开所有作业本。电脑是最新款的，旁边摆着一盆绿萝，叶子油亮亮的。窗外能看见操场，学生们穿着崭新的校服在跑操，口号声整齐嘹亮。

陈建国坐下来，翻开新学期的教材，开始备课。

第一天，他上了两节课。学生们的底子参差不齐，但眼神都很亮，盯着他，像一群嗷嗷待哺的雏鸟。他讲《赤壁赋》，讲到“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的时候，后排一个男生突然举手问：“陈老师，这句话是不是在说，人在浩瀚宇宙面前，要学会放下执念？”

陈建国愣了一下，然后笑了。他想起在公立学校，他讲到这里时，学生们只会埋头记笔记。没人问问题，也没人在乎苏轼在说什么。

“你叫什么名字？”他问。

“李想。理想的想。”

“李想，你说得很好。下课来找我，我给你推荐几本书。”

第二天，他参加了语文组的教研会。组长老杨让他谈谈教学经验，他讲了半个钟头，从古文默写的分层教学，到作文批改的个性化反馈，再到高考阅读理解的命题规律。讲完，会议室里静了好几秒，然后响起了掌声。

老杨握着他的手：“陈老师，你来我们组，真是太好了。这些东西，我们太需要了。”

陈建国在私立学校的第三天，过得充实而忙碌。他上了四节课，批了两个班的作文，跟两个年轻老师聊了备课思路。晚上回家，妻子做了他爱吃的红烧肉，儿子破天荒地没打游戏，跑过来问他：“爸，新学校怎么样？”

“挺好。”

“那你还回来吗？”

“回来。这是爸的家，能不回来吗？”

儿子嘿嘿笑了，说：“那就好。”

陈建国看着儿子的笑脸，突然觉得，这十七年，好像也没那么亏。至少他把儿子教得很好，正直、善良，成绩也不差。

第四天早上，他正在办公室准备第一节课，手机响了。

是老周。

“建国，”老周的声音有些哑，像是没睡好，“你在新学校还适应吗？”

“挺好的。”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建国，我跟你说个事。今年评优的名单，被区里退回来了。区里说……有老师实名举报，评选过程有问题。”

陈建国握着手机，没说话。

“区里让我重新组织评选，要求公开透明，全体教师投票。建国……”老周的声音低了下去，“你回来吧。这次投票，你肯定能上。”

窗外的梧桐叶又被风吹得簌簌响。陈建国看着窗外，操场上学生们正在跑步，阳光照在他们身上，金灿灿的。

“周校长，”他说，声音很平静，“我不回去了。”

“建国——”

“评优的事，谢谢您。但我现在挺好的。这里有信任我的校长，有尊重我的同事，有需要我的学生。我在这里，能安安心心地教书。”

“可是……”

“周校长，”陈建国打断他，“我教了十七年书，带了九年状元班。我从来没为评优教过一节课。以前不会，以后也不会。”

挂了电话，他站起来，拿起课本，往教室走去。走廊里，学生们见到他，纷纷让到两边，喊“陈老师好”。他点点头，脚步轻快。

走到教室门口，他回头看了一眼窗外的天空。上海秋天的天很高，很蓝，云淡风轻。

他想，有些东西，比评优重要得多。

比如一个老师站在讲台上的尊严。

比如那些学生眼睛里亮起的光。

比如他终于可以挺直腰板，去做一个纯粹的教书人。

教室里，学生们已经坐好了。李想坐在最后一排，手里捧着一本《苏东坡传》，是陈建国推荐他看的。看到陈建国进来，李想抬起头，眼睛亮晶晶的：“陈老师，我读了半本了。苏轼这个人，真有意思。”

陈建国笑了。

他翻开课本，开始上课。声音不高，却字字清晰，像是要把所有关于文学、关于人生的道理，都装进这四十五分钟里。

窗外，桂花香飘了进来。

他想，这就是他想要的。

至于那个评优，那个曾经让他彻夜难眠的评优——

就让它留在梧桐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