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项英的功劳极大，其历史地位比陈毅更加重要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江西瑞金一带却没有随队北上。项英、陈毅等人奉命留下，面对的是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围堵，以及即将被切断的苏区交通线。

这不是普通意义上的留守。

主力离开后，项英担任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肩负着保存南方革命力量的重任。陈毅当时是中央分局委员、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军事和组织上的主要决策，仍由项英主持。

最棘手的问题，很快暴露出来。

留在中央苏区的部队数量有限，伤病员、地方干部和家属又需要安置。国民党军则依靠碉堡、封锁线和分进合击，逐步压缩红军活动范围。若继续固守城镇、据点，部队很可能被敌人分割包围。

项英起初对形势的判断并不充分，部分部队仍采取阵地防御，结果接连受挫。陈毅主张把部队化整为零，转入山地和乡村，依靠群众保存力量。这个建议后来被采纳，也成为南方游击战争能够延续的重要转折。

这段经历说明，项英的作用并不只是“带兵打仗”。

他要处理的是战略方向、干部分配、地方关系和部队生存。红军从正规作战转入游击作战，绝非一句“分散行动”就能完成。哪些部队留在原地，哪些干部转到地方，粮食如何筹集，伤员如何隐蔽，都需要中央分局作出判断。

有意思的是，项英并没有把所有力量都困在苏区腹地，而是推动干部和部队向赣南、粤北、闽西、湘南等地转移。南方游击队由此逐渐形成多个相对独立的活动区域，彼此之间虽联系困难，却共同牵制了国民党军。

陈毅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军事指挥和游击战实践上。

他熟悉基层情况，善于带领小部队穿插活动，也能在极端困难中鼓舞士气。后来流传甚广的《梅岭三章》，正是在赣南游击斗争时期写下的。陈毅的军事才干，使游击队在具体战斗中更具灵活性。

但如果没有项英负责全局统筹，单靠几支游击队各自作战，很难形成持续三年的力量。

国民党方面曾悬赏捉拿项英、陈毅。敌人重兵搜索，游击队却很少与其正面硬拼。山路不走，官道不碰，夜间转移，白天隐蔽，必要时突然袭击，得手后立即撤离。敌军修筑的封锁线，反而成了游击队判断敌情和选择路线的参照。

项英曾用很朴素的话解释这种办法：“打不过就走，走不了就藏。”话虽简单，却符合当时敌我力量悬殊的现实。

游击生活极其艰苦。许多战士长期没有固定住所，衣服被树枝划破，只能反复缝补；粮食不足时，野菜、山薯也要想办法充饥。部队人数越少，越需要严格筛选和稳定人心。

项英在政治工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经常向干部和战士说明，游击战不是暂时逃避，而是为了保存革命火种。对意志动摇、确实不愿继续坚持的人，他并不简单处罚，有时还安排路费，让其离队。

有人对此不理解：“人已经不多了，为什么还要放人？”

项英的考虑是，勉强留下的人可能在关键时刻动摇，甚至影响整个队伍。至于身体有病、无法作战的人员，也应尽量转移安置，而不是留在深山中无谓牺牲。这种取舍看似削弱了数量，实际提高了部队的可靠性和机动性。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价值，正在于把一批濒临瓦解的红军力量保存下来。1935年至1937年间，赣南、闽西、闽粤边、湘赣边等地区的游击队，分别在复杂环境中坚持斗争。它们没有建立大规模根据地，却保住了干部、骨干和群众联系。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开始第二次合作。南方各地红军游击队陆续接受改编，成为新四军的重要来源。新四军成立时，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陈毅任第一支队司令员。项英长期积累的威望和组织经验，对促成各部队统一改编起了关键作用。

新四军最初的骨干，正是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留下来的队伍。他们人数不算庞大，却经历过反复围剿、断粮和长期隐蔽，作战方式与组织纪律都经过严峻考验。陈毅后来评价，南方游击队能够成为一支“铁的力量”，与项英的领导和整合作用分不开。

需要说明的是，把项英与陈毅简单放在一起比较，并不意味着否定陈毅的功劳。陈毅在游击作战、部队指挥和新四军建设中同样重要。只是从中央分局的领导层级、南方各游击区的整合，以及由红军向新四军转变的全过程看，项英承担的责任更为集中，也更接近全局核心。

1941年1月皖南事变中，项英在突围过程中遇害，时年43岁。南方游击战争留下的部队和干部，此后分散进入华中抗日前线，成为新四军继续发展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