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工地做了二十年瓦工,包工头从没把我当人,今年我儿子来工地找我,包工头迎上去叫了声领导

我干瓦工这行，到今年正好二十年。

二十年前我三十一岁，跟着老乡从村里出来，第一站是城东那个新开的楼盘。那时候工地还没现在这么规范，安全帽都是自己买的，二十块钱一顶，塑料的，敲上去邦邦响，像敲一块干透的泥巴。我第一天上班穿的是媳妇给我纳的千层底，踩在脚手架的木板上，脚底板硌得慌。

工头姓陈，四十来岁，肚子挺得老高，安全帽歪在后脑勺上，看见我就喊：新来的？搬砖去。

这一搬就是二十年。

我现在四十九。膝盖不行了，上楼得扶着墙。腰也落下毛病，阴雨天跟针扎似的。

手上的茧子厚得能用指甲在上面划出白印，洗都洗不掉，里头嵌着的水泥灰像是长进肉里了。

陈工头也老了。他现在不怎么上脚手架了，开一辆黑色的车来，停在工地门口，摇下车窗喊几句，又开走。他的肚子比以前更大，头发倒比以前少。

看见我还会点头，但那点头跟点给一堵墙没什么区别。这几年他对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老周，那面墙再收收，别到时候返工。

就这一句。二十年了。

我砌过的墙我自己都数不清。有段时间我晚上睡不着，躺在工棚的板床上，闭着眼就开始算——从最早那个楼盘算起，一栋楼多少面墙，一面墙多少块砖，一块砖多少道灰缝。算着算着天就亮了。

后来我不敢算了。

工地上的人来来走走。年轻的干几个月嫌累跑了，年纪大的干到干不动了回老家。我算是钉子户。

陈工头有时候发工资会多给我两百，说是老员工的辛苦费。他给我钱的时候从来不看我，手伸过来，钱夹在食指和中指之间，我接过去，他也不松手，得拽一下。

就像喂狗。

我从来没跟家里说过这些。媳妇问起来，我就说挺好，工头照顾我。儿子小的时候，我过年回去，他问我爸你在城里干什么，我说盖大楼。

他说那你是不是很厉害。我说厉害。后来他大了，不问了。

我儿子去年大学毕业。学的什么专业我一直没搞太清楚，他说过好几次，我没记住。他念书的时候我管得少，都是媳妇在弄。

钱我按月往回寄，有时候多有时候少，但没断过。就这么着，他念完了。

他毕业之后在城里找了工作。具体做什么，我问过，他说在什么公司。我说哦。

他又说了一个词，我没听懂。我就不问了。

那个词后来我才知道，是一个单位的名字。

今年开春，工地刚复工。那天上午我在三号楼五层砌隔墙，灰浆刚拌好，楼下有人喊我。我探头往下看，是安全员老赵。

他仰着脖子喊：老周，下来，有人找你。

我放下瓦刀，顺着脚手架往下爬。爬到一半我看见工地门口站着一个人。穿一身深色的衣服，笔挺的，跟工地上的灰头土脸完全两个色。

站得也直，跟边上那些歪着身子抽烟的工人不一样。

我认了半天。是我儿子。

他先看见的我。他叫了一声爸。声音不大，但周围几个工人都扭头看。

我走过去，拍了拍身上的灰，才发现今天穿的工装破了个洞，在左边膝盖那里，露出里面秋裤的灰色。我想遮一下，手抬起来又放下了。他穿的那身衣服，布料看着很挺，估计不便宜。

胸口挂着一块牌子，蓝底白字，有照片，旁边还有几行。我没凑近看，就看见了他的名字。

我说你咋来了。

他说单位在附近有个项目，过来看看。顺路。

我说哦。然后就不知道说什么了。他站得还是那么直。

我下意识也站直了一点，但腰立刻疼了一下。

这时候陈工头从他的黑车里下来了。他本来是要往项目部走的，走了几步又回头，大概是看见门口站了个穿制服的人。他走过来，脚步比平时快，肚子一颠一颠的。

离着还有三四步远，他先伸出手，脸上的笑堆得把眼睛都挤小了。

他说：哎呀，领导，您怎么亲自过来了？也不提前说一声，我好准备准备。

我儿子的手被他握住了。我站在旁边，看见我儿子的表情没什么变化，就是把脸微微转向陈工头，说了一句：我来看我爸。

陈工头愣了一下。然后他的眼睛从我和我儿子之间扫了一下，又一下。他的手松开了一点，又握紧。

脸上的笑纹还在，但嘴角往下走了一点点。

他说：老周……是你父亲？

我儿子说是。

陈工头松开手，往后退了半步。他转头看我，那个表情我二十年没见过。他的眼睛在打量我，从头到脚，像是在看一个刚来工地报到的新人。

很快他又转回去，跟我儿子说了几句客气话，什么有空来项目部坐坐，什么你爸在这儿你放一百个心。我儿子点了点头，说了句谢谢。

然后陈工头就走了。走的时候步子没刚才快，背也没有刚才挺。走到项目部铁皮房门口，他停了一下，回头看了一眼。

就一眼。

那天中午我儿子没留下来吃饭。他说单位还有事。走的时候他站在工地门口，看着里面那些灰色的楼，说了一句这楼盖得挺快。

我说嗯。他说那你注意身体。我说好。

他就走了。我看着他拐出工地大门，身上那件衣服在灰尘里越来越远，最后被门口的围挡挡没了。

我回楼上继续砌墙。瓦刀拿起来的时候，手有点抖。我以为是累的。

后来发现不是。就是抖。

那天下午陈工头又来了。他平时一天最多来一趟，那天来了三趟。第三趟的时候我正蹲在地上铲灰，他走到我旁边，站了一会儿。

我没抬头，继续铲。灰浆铲起来是黏的，稠，跟平时一样。

他忽然说：老周，你那个儿子……

停了一下。

他又说：你教得好。

我没抬头。

他说完就走了。我听见他的皮鞋踩在脚手架钢梁上，咯噔咯噔往下走，越来越轻。

我这才发现那把瓦刀不知道什么时候从手里滑了。刀口插在地上的沙灰里，木柄朝着天。

那天晚上我回了工棚。早饭还剩两个馒头，我热了一下，就着咸菜吃了。工棚里住了八个人，打呼噜的、磨牙的、说梦话的，跟平时一模一样。

我躺在板床上，摸出手机。我儿子在微信上发了一条：爸，我今天是不是让你为难了。

我想了半天。打了几个字又删了，删了又打。最后就发了一个：没有。

你好好上班。

他回了一个笑脸。

那个铁皮饼干盒里放着我这二十年的工牌。最早那种是一张纸，盖个红章，后来变成卡片，再后来变成带芯片的，进出要刷。我把它们都收着，放在床底下的盒子里。

今天翻出来数了数，一共十九张。有一年丢了，没补，那年就没算。

十九张工牌，换过七个工地。砌过的墙连起来，怕是从这头到那头，一千多米。每块砖都摸过，每道缝都填过。

没有一面墙写我的名字。

第二天照常上工。砌墙的时候我想了一件事。我儿子那身衣服，胸口的牌子，陈工头叫他领导。

这事要搁以前，我心里会翻江倒海。但今天没有。我就想着他今天早上是不是也起得很早，是不是也吃了早饭，是不是也站在某个楼里，被人叫领导。

我不知道他那身衣服底下，穿的是不是秋裤。今天降温了，风挺大。他穿那么单薄，春捂秋冻，别冻着。

快收工的时候，陈工头又来了。这次他没开车，是走着来的。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

他走到我跟前，把袋子往砖堆上一放，说：这是两盒膏药，别人给我的，我用不上。你贴贴腰。

我说谢谢陈工头。

他说别谢。然后他又加了一句：明天你儿子要是再来，你跟我说一声。我让人把门口那堆沙子清了。

他车好进。

我说他明天不来。

陈工头说哦。站了一下又说：那沙子也该清了。

说完就走了。

我拿起那两盒膏药，看了看。包装上写着活血化瘀，字挺大。我把它塞进工具袋里。

工具袋用了七八年，拉链早坏了，塞进去的时候差点掉出来。

我儿子上次给我买过一个护腰带，电热的，两百多块。我舍不得用，放在工棚床底。膏药就放着吧，等哪天腰实在不行了再说。

我今年四十九。干瓦工二十年。陈工头从没把我当人看，这件事我知道，他也知道。

可今天不一样了。今天他管我儿子叫领导，又给我送膏药。不是因为膏药，是因为我儿子胸口那块牌子。

我活了这么大岁数，没见过这种事，也没想过会在我身上发生。我不知道该高兴还是该觉得没意思。高兴的是我儿子有出息，没意思的是我这二十年，到头来要借儿子的光，才有人正眼看我一眼。

晚上收工，我最后一个走。把瓦刀收进包里，把地上的灰扫了扫，把没用完的砖码好。二十年的习惯，改不了。

做完了站在五楼的窗口往外看，城市的灯开始亮了。那些楼，有高有矮，有远有近，一个个格子亮起来，像无数只眼睛睁开。我在想我砌过的那些墙，现在都夹在那些亮着的灯火中间，没人看得见。

手机震了一下。是我儿子发来的：爸，周末我回去，给你带点厚衣服。

我回：不用，我有。

他回：知道了，那我看着买。

我就没再回了。把手机揣进兜里。从五楼爬下来，腿有点软，扶着门框歇了一会儿。

走出工地大门的时候，天黑透了。路灯把人的影子拉得老长。我往前走，影子也跟着走。

走到公交站，我把工具袋放在地上，点了根烟。烟抽到一半，车来了，我把剩下的掐灭，塞回烟盒里。

回头看了一眼工地。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清。围墙上的字被灯光打亮了一半，只剩下半边亮着。

我上了车。找了个靠窗的座。车上没几个人。

车开起来的时候，我看着窗外的街往后跑，忽然想起一件事。明天要砌的那面墙，还有大概一米没完。那面墙后面，是一个学校。

我不知道是小学还是中学。我只知道墙砌完了，刷上白灰，那边会有孩子的声音传过来。

车到站了。我下车，往住的地方走。明天凌晨五点还得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