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2年，重庆汪山，康国雄收到了一支钢笔和一张名片。名片上没有复杂文字，只有“蒋中正”三个字。对当时还是孩子的康国雄而言，这只是一次偶然的礼物，却没想到二十多年后，它会被人拿来做文章。
康国雄出身于重庆富商家庭。一天，他和妹妹在汪山附近玩耍，听见佣人议论蒋介石来了，便悄悄爬上后山。警犬发现两个孩子后叫个不停，侍卫赶紧将它们牵开。
蒋介石和宋美龄见到孩子，并没有责备，反而招呼他们坐下吃点心。蒋介石询问康国雄的姓名、住址和学校，宋美龄则与兄妹闲聊。康国雄性格大方，回答得很自然，双方由此留下了印象。
此后，蒋介石到汪山散步，偶尔会叫上康国雄。宪兵在道路两侧站岗时，康国雄便知道蒋介石快到了。有时，蒋介石还会站在康家门口直接呼唤他的名字。
相识几个月后，康国雄应邀前往蒋介石官邸。进门时，侍卫们正在吃饭，一名从未见过的瘦高男子招呼他坐到身边，说：“你叫我蒋二哥吧。”康国雄后来才知道，此人正是蒋纬国。
那次见面中，一个细节让康国雄印象很深。蒋介石的住所陈设并不奢华，家具简单，桌上只有一台不大的收音机。相比之下，康家的生活条件要优越得多。
康国雄的父亲康心如，是同盟会早期会员，曾参与创办美丰银行。美丰后来成为华资银行，并投资兴办重庆的自来水、电力等事业。抗战时期，重庆人口迅速增加，这些城市设施对维持陪都的日常运转起了作用。
康心如在重庆工商界和地方事务中颇有影响。蒋介石曾指定他担任重庆第一届临时参议会议长。1942年宋美龄访问美国争取援助回国后，蒋介石还派人给康国雄送去钢笔和名片。康家人把这件事当作一段谈资，谁也没有料到它会留下隐患。
康国雄后来回忆，这些交往发生在童年时期，持续时间并不长，也没有所谓正式的收养手续。新中国成立后，在“忠诚老实运动”中，他把与蒋介石相识的经历如实作了交代，原本以为说清楚就过去了。
但到了1966年8月，康国雄突然被扣上“蒋介石干儿子”的帽子，送往劳改队劳动。申诉材料递上去后，得到的答复是：“目前一概不予受理。”在当时的环境下，一个未经核实的称呼，足以让普通人陷入长期困境。
1969年，章士钊根据康心如的意愿，向周恩来写信反映情况。周恩来作出批示，指出即使康国雄确曾是蒋介石的“干儿子”，只要没有严重政治问题，也不应追究其本人及家庭的历史问题。
遗憾的是，批示并未立即改变康国雄的处境。他仍被送往汉中，接受隔离审查。长期劳累和精神压力使他的身体明显恶化，县医院曾建议他回北京治疗，但这一要求没有获准。
康国雄只得再次设法给北京写信，请妻子联系章士钊。1970年5月，周恩来再次就此事作出批示。此后，康国雄获得到县医院看病的机会，并被允许回北京探亲。
1971年末，康国雄又被通知回北京治病。他当场说：“感谢党中央！”后来他才知道，周恩来第三次批示明确要求让他回北京治疗。陕西方面原本不愿放人，但最终还是执行了这一决定。
回京后，康国雄在家休养，每月领取四十多元劳保工资。母亲住院时，他因无力承担费用，向邓颖超写信求助。经邓颖超过问，居委会通知他，可以先支取此前被查抄的存款。
1980年，组织上对康国雄的问题作出结论。根据章士钊、沈醉等人的证明，并没有证据表明蒋介石正式收他为干儿子。那段发生在童年时期的短暂交往，最终被认定为他遭受错误指控的重要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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